沈坚

“外调”，即“内查外调”之谓也。这个特定的汉语词，对许多曾在以往年代生活过的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却已久违，而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则几未所闻。

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人政治面目的审查与控制是最要紧的，为了“不漏掉一个坏人”，不过也常出于“不冤枉一个好人”，而动员不少人力，耗用不菲的财力，对干部群众中许多人的历史进行专门调查，广涉其家庭背景及所有社会关系。尤其到政治运动的高潮期，打击和审查的涉事者数量更多，外调的任务也就愈加繁重。建国以来运动不断，特别是50年代中期后，“肃反”、“审干”、“反右”、“反右倾”、“四清”、以至“文革”，一茬接一茬。天南地北，风霜雨雪，山阴道上络绎行，处处可见外调人员的身影——俨然已成当年中国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如今或还不乏人事政审，似已不大时兴早先那种满天飞式的外调了。

下乡头一年，竟阴差阳错把我卷进了外调之列，且一发不可收拾，接连走了三趟，历时数月。当时知青中有此机会的，怕也不多。在有些人眼里，能暂离艰苦的生产劳动第一线而行走四方，不啻是份“美差”，我却深知其中甘苦，下乡前曾萌发过“搞点社会调查”的想法，因而也就将此看作了一段可遇不可求的难得的人生经历。

三度出行，我都写了行程日记，当时给父母的信中也有详尽记录，这些都还存留至今，也是帮助我回溯往事的主要依据。不过，有关外调所涉的具体人员和案情，日记和信件都没有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何况时隔四十余载，诸多细节已经淡忘，倒是一路的风土人情，却给我印象颇深。本文的叙述将主要不涉案情，而是从一个当年知青的视角，说说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在黑龙江中苏边境和东北内陆的所见所感。

一、接受重任

那时正值珍宝岛中苏冲突发生后不久，我所在的黑龙江边境地区形势紧张，知青们甫抵屯垦戍边第一线不过二三月，在适应乡村生活的同时，还得投入边疆战备和日常生产。几乎整个初夏，我都每日早起牵马趟地，朝露暮尘，一身泥水。1969年正赶上“文革”高潮的尾声，搅得人心惶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临收场，它在全国折腾了一年，波及数以千万计的人，遗留问题不少，尚待结案，很多人都需要落实政策。当时的公社领导，是为充实基层刚从县里下来的陈国祯，“文革”前的副县长，他不知怎么挑中了我，从地头田边召回派出去搞外调。

8月15日下午，老陈满脸认真，郑重交代了调查任务，要我乘当晚抵达的江轮北上漠河。我一口应允，将此视为组织的信任和托付，于是匆促拎了个书包，夹着棉大衣就上路了。北疆的夜晚，即使夏季，棉衣也绝非多余之物。

黑龙江是中苏界江，也是中国边境地区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那时内陆腹地的公路干线尚未完全打通，还须仰赖水路。大江从5月份开化，至11月封冻，一直可以通航半年左右。在黑龙江上乘船，堪称是种享受。沿江多为未经充分开发的山峦森林、岛屿草甸，大都处在原始状态，江道蜿蜒，千回百转，夏季更是满目青翠，秀色可餐。

当时中方行驶的客运船舶分小龙客和大龙客两种，前者是柴油发动、船尾带螺旋桨的小船体客轮，开行快捷；后者则为一种过去不曾见过的蒸汽动力老式木壳大船，分上下两层舱位，上层载客，下层载货，靠船后的木叶大水轮慢慢转动而推进，速度迟缓，却颇具历史文化特色，如同高尔基小说《童年》里描述的那种行驶于伏尔加河上的19世纪老爷船。不曾想20世纪下半叶了，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一类浅水河流居然还行驶着这样老掉牙的“文物”级船舶，那晚我坐的，就是这样的大龙客。大船自有其优势，运客量大，多时可载几百人，但那一航次却没几个乘客，舱里空荡荡的，人气不足。尽管船上每人给张铺位，却不提供被褥，晚上还是感到有些凉意。这一来，随身带的棉大衣可派上用场了，睡觉时折过来，半垫半盖，只是人须蜷缩着。首次出公差，老觉得要替公家省钱，没想到去买张像样点的舱位票。

我下乡的呼玛县坐落在黑龙江省最北端，类似天鹅的该省地图中脖子以上的整个鹅头，即为本县地盘。人口虽仅3万，沿江从北到南却跨了一千几百里，仅县城往上到航道尽头的洛古河，就达624公里，1248里。从我所在的村子坐船到漠河，也有一千多里航程。加之逆流而上，大船速度仅每小时12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江上夜晚气温下降，易于起雾，一遇有雾，船只得“趴窝”，待次日晨雾散去才能启航。所以，一路总是走走停停，直至五天后的8月20日，始抵目的地漠河。正因速度缓慢，一路旖旎风光，则尽入眼帘，我便以写信的方式细细道来，以与家人分享。

二、外调第一站：漠河

按照规矩，外调须有两人以上参与。此次与我同行的，是邻近生产队作为贫下中农代表的杨春海，满族，“伪满”时从牡丹江宁安一带被日本人强迁至此的“开拓民”后代。我一个初中生，在乡间已算小知识分子，因此工作过程中一切的具体事宜，诸如调查提纲的拟订，向当事人、知情人的提问，证言笔录乃至最后小结报告的起草，便都由我承担。

呼玛县行政上原归黑河地区管辖，俗称的“北五县”之一。由于同苏联接壤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缘，在那时黑龙江省革委会头头的口中，整个黑河地区便成了“特务如毛”，“敌情”严重得不得了的地方，所以呼玛的“清队”也就搞得特别严酷。3万人口的小县，据后来出版的县志说，居然也有1117人遭到看押、审查，采用过20多种酷刑进行逼供，最终有41人被逼自杀。

当时的“清查”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员：一属早先的政治历史问题，譬如传闻某人“伪满”时当过日本人的特务腿子（今称“线人”）或伪警察之类的；一为现实的“苏修特务嫌疑”，大都涉及所谓“二苏联”（中苏混血人，俗称“二毛子”）。同对苏关系相联结，是当时黑龙江边境地区“清队”的与众不同之处。关于“二苏联”问题，我们知青下乡伊始就遇上了，以往由于一无所知，也就特别留意。依当时的形势和情绪倾向，“二苏联”普遍被认为背景可疑，往往同“苏修特务”划等号，以致坊间传闻风行，真伪混杂。但我对此一直持有保留，5月份给父母的信中就表达过自己对“二苏联”问题的看法，觉得对这些人“也要一分为二”，不能仅根据表象和血统就随意怀疑人家，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很好掌握政策，处理好跟这批人的关系”。那时报纸上也有对那些所谓“可以推一推或拉一拉的人”不要轻易推到敌人方面去的说法，对此我还是比较乐于接受的。父亲在后来的回信里肯定了我的以上想法。按那时的观念，我的思想似乎是较“保守”的，说好听些，或叫注意掌握政策。不过，我参加的这次外调却未涉敏感的“修特”问题，这类案件大概多属捕风捉影的，证据不足，确能敲定的很少，所以要我们去查证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伪满”时的历史旧案。

漠河是中国的“北极村”，地处北纬53度线。据说真正最靠北的地理坐标位置，不在漠河村，而在我们途中经过的大江主航道中心线的某处基点上，只不过那一带人烟稀少，村屯相距往往几十里到上百里，无从标示而已。漠河以产金驰名于世，我们念小学、中学时的地理课本都是这么介绍的，到了当地始知不然。金矿所在地老沟，传即清末慈禧太后的胭粉沟，所产金子直接运送京城皇家。老沟离漠河村还有七八十里，地处深山，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闭沟，不再采金了。看来教科书提供的知识，早已过时，大大滞后于现实。由于历史上产金带来的繁荣，漠河在“伪满”时期曾一度置县，解放后才衰落，人口锐减，重又复归乡村的沉寂，成为一个本县治下的公社的所在地。

“伪满”一度曾经的繁盛和杂沓，正是我们漠河此行所关注和竭力要搜寻的线索氛围。于是，我们在漠河村里每日寻访所能想到的知情人，调查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若遇稍有价值的证言，必定记录下来，并请提供者认可。由于采访的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老人，甚至无法在证言上签名，便采取按手印的方式。几天下来，证言倒是采写了一摞，但作用不大，难以据此定案。“伪满”时期边境地区在册的敌伪档案存留很少，即使曾招募个别线人，也未必会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所以，我们的工作主要还靠口头询问和采录。人们仅凭模糊记忆和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难免带有不确定性。

对我们外调人员来说，如何冷静听取，准确分析，不先入为主，不主观臆断，显得十分重要。证据材料不充分，不能轻易下结论，作断言，宁可不结案，也不能随心所欲，这是我做外调工作的准则。尽管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多方面都曾受极“左”思潮影响，但在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时，在理性判断与情感取向方面，仍是因人而异。在决定人的命运这一点上，我的内心其实还是默守着这样一条底线。这恐怕源于自身的经历和体悟，“文革”中父亲也受冲击，被审查，就有了切肤之痛。父亲是懂政策的，总说调查材料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实事求是，要经过核实，客观可靠，否则不能轻易采信，搞不好，会贻害他人。这些谆谆之言，常在耳畔回响，使我十分警觉，知道凡涉人事必须慎重，绝对轻忽不得。因此，这些外调对象的小结材料，我一个都没有写过头话，总是平实列出不同倾向的观点，拿不准的，一概不轻易定论，而写明应继续调查，几乎都显得宁宽勿严。当然，这样的态度与那时占主流的“革命激情”相比，总不太合拍。

在当时，为达到挖出“阶级敌人”的预设目的，人们常不惜动用肉刑逼供。听说我们大队一伙年轻激进分子，就曾吊打过一个叫刘万岭的老社员，队里唯一的山西人（人称“老西子”），要他承认当过特务。老刘头后来实在熬不住，烟瘾犯了（早先当地遍植罂粟，很多老人有吸毒史），遂求告审讯者给他几粒麻黄素药片（略含吗啡成份）缓缓劲。所以，在那种普遍狂热的背景下，要独立守持而不随波逐流，并非易事。

从日记看，那次我们在漠河一住就是12天，外调任务其实几天就已完结，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等候船只上。漠河的对外交通长期不便，内地不通公路，冬季只得依赖马爬犁，要走20多天才能到达县城。听说有时县里开会，待漠河公社的干部赶到，会议早结束了。而夏季则主要靠江上行船，但上下一个来回航次，须半月左右，等船是常有的事。

等待的过程中，我也就有机会将不大的漠河村子遛达了个遍。那年为打通漠河战备公路，调用了黑龙江不少农场的大批筑路人马和机械进驻漠河附近工地。因连绵豪雨，工程屡屡停歇，这些来自军垦或劳改农场参加筑路的知青们，就经常从山里出来，住在我们当时下榻的大店房里，整天闹闹哄哄，其中有来自哈尔滨、天津、上海、齐齐哈尔、双鸭山的，俨然是个“小联合国”，倒也为这沉闷静谧的边地小村平添了几分生气。

三、行舟观景：

中苏关系恶化后的边境

我们离开漠河已至9月1日。因风闻此趟大船要运下撤的农场筑路者，唯恐回程不载我们，便听从漠河公社干部的劝告，先登船上行至洛古河占个位子。洛古河是黑龙江水运航线的终点，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顶端，由此往西十几里，便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地界了。船抵洛古河后，我们没下船，立刻又掉头下返了。虽说多跑了百多里水路，却给变数多多的交通增加了点保险，不虚此行。

在黑龙江上乘船，这次虽非首趟，距离却从未如此漫长过，沿途的景致令我难忘。那些以往听说或没听说过的地名，俱在眼前一一掠过，引得我成天窝在甲板上观望，不愿进舱，一个劲在笔记本上记录。居然兴致勃勃画了张沿江两岸村屯的位置分布图，分门别类标注了中苏双方的城镇村庄，还标上了苏方的兵营哨所、林业集散点，只是苏方的村庄，除少数几个，大都叫不上名儿。草图随信寄回了家，后经修改、重绘，留存至今。沿途所经最大的苏方城镇，当数札林达和阿尔巴金诺，离漠河都不很远。札林达有铁路支线，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而阿尔巴金诺则是历史上有名的雅克萨城故址。17世纪沙俄染指黑龙江流域时，在此曾建木构城堡，被康熙派兵驱逐，发生了雅克萨之战。与阿尔巴金诺隔江相望的是我方兴安公社的古城岛，据说战前清军在岛上建营盘、筑土城，设置指挥部，这里曾为清军收复雅克萨的桥头堡。今日两岸虽已陈迹杳然，但历史的遗韵却难以轻逝，惹人遐想。

沿江之旅，最关注的当然还是现实中两岸的军事对峙态势。苏方的岗楼哨所、巡逻艇和直升飞机，不时可遇，总在不断提醒人们：这可是剑拔弩张的国境河流，两国冲突洒落的血迹未曾拭净。明媚和煦的夏日艳阳下，却隐隐透出一股肃杀之气。航经三合的吴八老岛时，我清晰地看见岛上小白房墙上的累累弹痕，苏联边防军就在前不久刚刚过去的六七月间，还每日向该岛射击不止，总计不下2000余发子弹，中国边防军士兵任久林就是在此巡逻时中弹殉国的。而面对吴八老岛的苏方一侧江岸上，战壕、暗堡、射击孔仍历历在目。乘船路过依西肯的龙站岛时，我也注意到这个长达18里的中方大岛上，竟停有一台蓝灰色的苏联轮式拖拉机，以及许多苏方边民堆码的草垛，由是悟及两国边境关系的错综复杂。该岛对岸即为一个苏联村庄，而中国一侧的河岸则远离村屯，杳无人迹。据说过去两国关系友好时，双方边民你来我往，就近利用岛屿、河岸从事农业渔业生产，是常有的事，彼此谅解，并不过分计较。而到了关系恶化之后，才大眼瞪小眼、锱铢必较起来，看来国家关系，亦不过如家庭邻里关系一般。

行舟观景，使我这自幼痴迷山川大势的人大饱眼福，着实满足了一下好奇心。黑龙江沿岸，地理上属大兴安岭丘陵地带，森林密蔽，山却不高，上山后即为平地，起伏不大。从江边的横剖面看，犹如一只只规则排列、倒扣着的梯形量斗，平顶山脚下分布着成片草甸和树林。但在有些河段，由于河流切割作用明显，山体发生崩落，也会形成很壮观的陡峭悬崖，东北人习称“砬子”。最出名的是，位于我们公社境内我方江岸一侧的旺哈达大砬子和察哈彦迎门砬子、白石砬子。大江在流经察哈彦大拐弯时，可以见到苏方一侧岸边的“冒烟山”景观。“冒烟山”崖壁呈黄灰色，疏松如沙，不时纷纷扬扬跌落着。有些地方带有烧焦的黑色斑痕，且冒出缕缕青烟，可能是裸露煤层的自燃现象。据说最盛时，晚间隔江都能看见火红色。曲折的江道上，因着水流、冰排和崩岩、泥沙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众多岛屿浅滩。而正是一些这样似不起眼的大自然产物——岛屿，在那个年代竟成了引致中苏双方领土争执，牵动所有人神经的聚焦点。

四、外调第二站：鸥浦

黑龙江是我所见过的江河中堪称风光最秀丽的一条，它水量充沛，流速舒缓，一般却波澜不惊，静如处子，远远望去，整个江面犹如一大块徐徐滑动的玻璃镜面，但平静的水面之下，却不乏湍流漩涡……就这样一路行船一路观览，顺水而下， 9月4日便抵达了外调的下一站鸥浦。

鸥浦如同漠河，也是一个历史悠远、人口较多的大村屯，原先位置坐落在倭西门岛上，传因早年常有江鸥飞来栖息、繁衍，乃得名“鸥浦”。1958年水灾后，居民才完全搬迁至今址。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在黑龙江边下乡时只见过鹭鸟（当地俗称“老等”），未见过鸥鸟。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当地就设置过倭西门卡伦（当时在边疆设置的从事边境管理、税收检查的政权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升格为鸥浦县。解放后撤县，成为一个乡级单位，时为公社所在地。

在鸥浦期间，我跟杨春海曾两度步行30里地到老卡调查，该村当时是个大队，还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年轻，步行几十里并不觉得累，下乡习惯走路了。鸥浦到老卡没有公路，是条土路，要穿越山上的树林和山下的草甸。记得半途在山上林子稀疏处，可俯瞰下面江岸不远处的倭西门岛，即鸥浦旧址所在，时名老街基岛。也能清楚地望见对岸苏联的切尔尼亚耶沃，印象中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色彩鲜明的俄式木刻楞民宅鳞次栉比。

那年当地雨水大，低洼地里到处积水，鸥浦通老卡的路就有好几处被水阻隔，我们不得不脱鞋涉水而过，那夏末秋初的水，竟凉得钻心彻骨，至今不忘。老卡的其他事早无印象，我唯一还记得的，是在这个小村赶上了一场前所未遇的“九月雪”。9月6日清晨，气温骤降，狂风夹雨而至，随后竟纷纷扬扬飘起了一阵小雪花。嘿！真让人领教了北疆的天气，一张“娃娃脸”，说变就变。

结束在鸥浦的任务回到村里，已是9月19日，距出发已逾月余。向领导汇报完外调工作情况后，我立即回队参加秋收劳动。临近国庆节了，各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都被召集起来，点名式的训次话，这是“文革”期间时兴的节假日“杀威”惯例，无非是再次责令训话的对象低头认罪，不许他们在国庆期间“乱说乱动”。大约是刚外调回来知道点案情，我也被通知去大队部旁听训话。此事由新来的工作队人员主持，省公安厅的下放干部，一个姓陆的处级干部（人称“陆大官僚”）和一个姓傅的女科长。记得挨训的人中有个本队的老社员董秀云，河北宝坻（今属天津）人，他儿子曾带我搭伴干过活。老董头论成份是贫农，但被人怀疑日伪时在漠河当过特务腿子，而我们此次外调所获的材料，也还不足以坐实此点。依照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在确凿证据不具备时是不应该预先设定人家有罪的，然而在当时那种法治观念缺失、“宁左勿右”至上的时代氛围下，往往习惯于先把人当“坏蛋”批斗了再说。训话时唯独老董头倔犟，矢口否认当过特务。“陆大官僚”遂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厉声训斥、威胁他，连平时说话客气的老傅，此刻也拔高了嗓门儿在旁帮腔，一脸的火气，莫非这已成了他们的职业习惯？老董头虽被呛得无话可说，但他眼中透着的那股不服气的神色，我还一直记得。

“文革”砸烂“公检法”，致使大批干部被扫地出门，由省城远谪边疆农村，老陆、老傅他们也才来到此地。同为极“左”路线受害者，但有时角色转换、整人压人起来，可一点都不含糊。毕竟，那是一个比着赛着看谁更“左”更激进的年代。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