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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概述

2013-10-21戴婷婷

卷宗 2013年7期
关键词:语言习得构式认知

戴婷婷

摘 要: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是一种语言研究视角,它不是一个理论,而是若干具有相同理念的理论的总称,包括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涌现语法观等。这些理论认同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将语言知识看成结构性的符号单位总和,即各类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其复杂程度不同和抽象程度不同(参见Eskildsen 2008)。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强调构式的重要性,认为对构式的抽象和习得都是通过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实现的(Tomassello 2003, 2006)。由于它对语言本质的假设与主流生成语法截然不同,因此本文采用对比的视角来讨该理论与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区别,重点是突 出其独特的特征和原则。

关键词: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构式;语言习得;认知

1 什么是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

Geeraerts(2006: 5-6)在其主编的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Basic Readings一书中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四个特征,其中就包括基于使用的原则,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基于使用和经验的,所以语言结构也同样有着经验的基础。基于使用的原则既是认知语言学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语言研究视角。所谓的“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usage-based linguistics)并不是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总称。作为一个涵盖性术语,它包括了若干重视使用和认知的语言研究范式。明确提出“基于使用”这一名称的语言学家有Tomasello(2003, 2006),Bybee(2008)以及Taylor(2010)。Tomasello(2003:99)將Langacker,Bybee,Fillmore,Goldberg以及Croft都称为“基于使用的语言学家(usage-based linguists)”,因为他们都主张语言就是从人们的实际言语交际和使用事件(usage event)中概括和涌现(emergence)出来的,同时他们都相信语言知识或技能是一种“结构性的象征单位库”(structured inventory of symbolic units),是人们从生活里各种言语使用事件的总和中积累的经验。而他们都关注于“人类的基本语言能力是如何在儿童时期建立起的”(Tomasello 2006: 439)。Tyler(2010)对该术语的定义则更加广泛,他甚至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功能主义(discourse functionalism),以及认知语言学都放在“基于使用的语言学”这一术语之下。

总体来说,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是与生成语言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它采用认知的视角,认为语言能力是“动态的(dynamic),情景的(situated),涉身的(embodied)”(Ellis 2008)。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生成语言学的对比来概括基于使用的语言学的主要原则。

2 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的主要原则

2.1 原则1. 反对结构-使用二分法

现代普通语言学发端于Saussure,从那时起,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把结构和使用区别开来的二分法。对Saussure来说,是“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对Chomsky来说,是“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或者“内部语言”(I-language)和“外部语言”(E-language)的区分,进而还有对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甚至包括将句法和语义加以区分的“句法自制观”。事实上,这些区分都源自于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二分。然而,这两者真的能够明确区分开来吗?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知识经验性地建立在实际语言运用的基础之上,显然结构和使用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不再具有价值了”(Geeraerts 2006: 6)。在基于使用的模式下,可以认为语言使用是人类所能获得语言知识的唯一来源,进一步说形式语法的存在都可以被否定,正如Hopper所说,“语法不是存在着的,而是涌现出来的(Grammar is always emergent and never present)”(参见Ellis 2008)。现在很多新的语言理论,例如“激进构式语法”(Croft 2001),“语言的涌现观”(OGrady 2005)等都对形式句法模式提出了质疑。

2.2 原则2. 反对“刺激贫乏论”

“刺激贫乏论”(the poverty of stimulus)是Chomsky在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启发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所谓的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即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之少,为何他们的知识却是如此的丰富(参见Chomsky 1985)?Chomsky认为人类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语言输入与最终习得的语言知识是不相符的,认为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接触到的语言输入常常残缺不足,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论(nativism)以及普遍语法理论。当然,刺激贫乏论正是Chomsky用来攻击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法宝,他也因此确立了生成语言学的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近年来,刺激贫乏论假设受到了来自发展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的质疑。通过对大量儿童语言习得的观察和研究,他们认为,在从不会语言到掌握语言(from here to there)这一过程中,儿童实际上接触到了大量的语言输入,他们需要的是对这些纷繁芜杂的输入进行概括和抽象,而语言习得似乎也不需要借助于语言天赋论假说。比如,研究表明,语言输入的频率就对认知和语言表征有很大的影响,Bybee(2008)区分了“实例频率”(token frequency)和“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目的是要探讨不同类型的输入频率怎样影响语言学习的。正如Tomasello(2003: 289)所认为的,语言习得中并不存在刺激贫乏,而语言输入对于学习过程中的抽象概括来说是足够的,所以也不需要有天生的语言知识来充实这一过程。

2.3 原则3. 反对“普遍语法”的存在

普遍语法理论是生成语言学的又一法宝,正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刺激贫乏论”而提出的。与语言天赋说紧密相关。Chomsky认为,婴幼儿不可能接触到足够多的语言输入,因此儿童的语言习得必须依赖于某种先天存在的机制,他将之命名为“语言习得装置”(LAD),而将人们生而就具有的某些语言知识成为“普遍语法”(UG)。基于使用的语言学家们既然反对“刺激贫乏论”,不认为儿童的语言输入是不足的,也就反对所谓的普遍语法的了,同时也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先天的语言习得装置。当然,他们也接受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承认人类在出生时,其在生物机制上的确存在着语言习得的生理基础。虽然就目前为止,人类对大脑的认识并不是很充分,但通过对一些大脑疾病所导致的失语症的研究,我们还是能确定大脑里面有着语言处理的功能的;此外,脑扫描技术的进步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语言任务进行中大脑的区域活动;同时,对人类发音器官的研究也证实口腔结构等身体机能也在发音中至关重要。可是这一切生物基础与生成语法所说的普遍语法却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语言的生物基础没有普遍语法那么具体地同语言结构关联;其次,众多研究也表明,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并不像生成语法所宣称的那样自然而然,没有一点困难;此外,根据普遍语法理论的假设,不同的句法结构会在某些时候出现,而且能很快被儿童掌握,然而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则认为,儿童对于语言结构的学习是“循序渐进的,零碎的,并且依赖于词汇的”(Tomasello 2003: 98)。

2.4 原则4. 反对核心句和边缘句的区分

既然基于使用的语言学反对普遍语法的存在,那么它一定就会反对核心句和边缘句的划分。因为核心和边缘的区分也是和普遍语法紧密联系的,如果一个结构符合普遍语法规则,则被视为核心的句子,而不符合普遍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则被看成是边缘的,或者是由核心句经过转换形成的。同时,在生成语法框架下,词库和语法的区别也是不容置疑的,不属于普遍语法特征的诸如动词的次范畴特征等都被归入到词库中。这一区分也影响到了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比如Pinker(1999)就认为,人在处理词汇和规则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也是以不同方式习得的。相反,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普遍接受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提出的观点,认为语言是“结构性的象征单位库”(参见Langacker 1987:57-76; Tomasello 2003: 6),这也是一种构式语法观,认为一种语言的全部构式,即形式-语义对,构成了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规约性的语言单位资源库。而词和句在语法等级上位于同一个连续统中,而不管是核心结构还是非核心结构都处于这一连续统中,因而也就没有核心句和边缘句的区分了。此外,边缘句的也并非由核心句所转换而来,所谓的边缘句,由于使用了与核心句不同的构式,因而带有一定的构式义,表达与核心句不同的语义,也具有不同的语用功能。正如Tomasello(2003: 6)所说,并不存在核心句和边缘句的区分,“所有的结构式的习得也许都是基于相同的习得过程的”。总的来说,一个构式可以被当成整体来储存和处理,同时儿童的整体组块(unanalyzed chunks)和成人语言的语法单位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连续统(Behrens 2009)。

2.5 原则5. 语法是对实际语言使用的抽象

基于使用的语言学(Geeraerts 2006:17)认为,语言知识是源于语言使用,而语法知识是对我们的实际语言经验的抽象,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语言使用中概括出一些抽象的范式,进而通过对这些范式“词汇示例”(lexical instantiations),我们可以获得某种“图式性知识”(schematic knowledge),这种图式性知识可以逐渐固化为构式性的语言单位,即语法。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接受“语法的涌现观”(emergentism),认为“语言是可以通过语言使用来学会的,通过诸如‘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等社交技能,或者通过人的强大的概括性机能”(Behrens 2009)。正如Geeraerts(2006:18)所说,“孩童能够通过对实际的语言输入进行抽象来学会语言。”

此外,基于使用的语言学还认为语法具有派生性,孩童可以从学会“单词句”(holophrase)开始,经过早期的简单句法阶段,再到抽象句法阶段,进而学会复杂的构式和语篇,可以认为较复杂的结构是从简单的结构中派生和发展出来的。正如Tomasello(2003: 5)所说,“语言的语法维度是一个被统称为语法化的历史发生过程”,并且“从历史的角度,复杂的句法构式是松散的话语序列紧缩的结果(同上:279)”。而这种论点与Givón所宣称的“今天的句法就是昨天的语篇”不谋而合,可以认为Givón的这句口号在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框架下也能得到较合理的证明。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基于使用的方式也正在应用到语言变化的研究中,成为了语法化研究的一种新途径(Boye & Harder 2012)。

2.6 原则6. 语言习得是人类认知发展的一部分

基于使用的语言学的很大一部分论证是建立正在对语言习得的观察之上的,Tomasello(2003: 21-31)指出,在人类语言个体发生过程,有两种基本认知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意向解读”(intention-reading)的能力,而是“模式发现”(pattern-finding)的能力。意向解读能力是人類所特有的能力,即人类是意向性的动物,当我们在理解他人的时候,也会将其当做意向的主体。对于尚未习得语言的儿童来说,就是解成人的交际意向的能力。具体地说,意向解读能力包括三个部分:共同关注,交际意图的理解,以及角色对调模仿下的文化习得。模式发现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但是研究表明,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具有更好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在语言习得中,这项能力具体表现为在纷繁复杂的语言输入中探寻规律并抽象出语法的能力。这两项能力都是婴幼儿早期就出现的,并且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两项能力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重要部分。

总的来说,基于使用的语言学强调语言知识是从语言使用中抽象出来的,这种语法的涌现可是成为语法化或构式化,这种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它反对主流生成语法的很多观点:包括反对所谓的普遍语法和刺激贫乏论,也坚持认为语言的结构和使用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同时认为对语言中的核心句和边缘句差别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它分析的是真實和具体的语言使用,强调对实际交际意图的理解。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分析的认知视角,认为语言同使用,认知,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神经心理的发展都是分不开的。

3 结语

本文总结了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的若干原则,突出了它与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区别。改理论基于对儿童语言习得和人类语言使用现象的观察,我们有理由说,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关于语言本质的假设是较为合理的。

同时,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儿童语言习得和成人二语习得的,因为我们认为该理论对于外语教学是有很多启示的。首先,它是功能主义的,强调对交际意图的理解,以使用的中心。因而以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为导向的教学法一定是重视语言使用和交际的,也为“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教学法”等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该理论非常突出构式的重要性,把掌握不同抽象程度的构式看成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一般的本族语者或口语流利的外语学习者的语法知识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构式的掌握之上,这与成人外语教学课堂重视语法的教学完全不同。所以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给外语教学的第二个启示就是,应该在外语的教学中重视构式的积累,也许对于外语学习来说,“死记硬背”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当学习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构式,他的语言运用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参考文献

[1]Boye, K. & P. Harder. 2012. ‘A usage-based theory of grammatical status and grammaticalizationLanguage, 88, 1-44.

[2]Bybee, J. 2008. ‘Usage-based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P. Robinson & N. Ellis (Eds.)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6-236. ebook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3]Chomsky, N. 1985.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Berlin: Praeger.

[4]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Eskildsen, S. 2008. ‘Constructing another language: usage-based linguistic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30, 335-57.

[6]Ellis, N. C. 2008. ‘The dynamics of second language emergence: Cycles of language use,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 232-249.

[7]Geeraerts, D (Ed.)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8]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OGrady, W. 2005. Syntactic carpentry: An emergentist theory of syntax. Mahwah, NJ: Erlbaum.

[10]Pinker, S. 1999. Words and rules. New York: Morrow.

[11]Robinson, P & N. Ellis (Eds.) 2008.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book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12]Tomasello, M. 2003. Construc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a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Tomasello, M. 2006. ‘First steps toward to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irlin: Mouton de Gruyter.

[14]Tyler, A. 2010.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0,27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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