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香， 熊庆年

(1.上海财经大学　发展规划处，上海　200433； 2.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433)

对于英国大学的治理模式，学界并无统一意见。如迈克尔·夏托克把英国大学的治理归纳为五种模式：牛津剑桥模式体现了学术自我治理的最高权力；苏格兰模式有博洛尼亚遗风，行政长官由学生选举；公民大学模式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高等教育公司模式授权管理机构单独治理；美国大学模式教师治理责任分享[1]。甘永涛则认为，英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表现为“牛桥”的学者自治、城市大学的“学者主导”、联合大学的“联邦制”、新大学的“共同治理”以及“92后”大学的“双会制”等五种模式[2]。

这些模式的划分与大学的类型有或多或少的一致性。由于目前对英国大学的类型尚无定论，且英格兰的传统大学与苏格兰的传统大学差别较大，笔者在参考大量文献以及浏览大学官方网站之后，将英国大学的类型分为六种类别：英格兰传统大学、苏格兰传统大学、城市大学、联合大学、“新”大学和“92后”大学。这些大学的治理模式基本可以归为六种类型：一是学者自治型治理模式，以英格兰传统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二是苏格兰传统模式，以苏格兰传统大学爱丁堡大学为代表；三是学者主导型治理模式，以城市大学类型中的曼彻斯特大学为代表；四是民主治理模式，以联合大学类型的伦敦大学为代表；五是共同治理模式，以“新大学”中的华威大学为代表；六是高等教育公司模式，以“92后”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