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理性对于西方现代思潮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列为20世纪西方两大思潮。理性到了20世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相信科技所代表的理性形式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也使人们沉痛反思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所以非理性主义在战后表现得极为活跃。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关注理性的话题。马尔库塞把对理性的理解与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启蒙运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对理性的批判是其科技批判思想的起点。哈贝马斯同样是以理性为维度展开了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认为，从哲学的视角考察现代性，就是通过理性批判的办法来诊断现代性。显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当今资本主义的诊断和对科技理性的批判都起源于对于理性的考察和批判。所以，比较他们的理性观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考察了理性的源流，认为理性原本是统一的，后来才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现在发达工业社会里面工具理性过分膨胀而价值理性式微，要恢复理性的本来面目，使理性原本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发挥出来。

(一)马尔库塞对传统理性的批判继承

理性的起源以及理性是怎样发展成为技术理性、逻辑怎样演变为统治逻辑的是马尔库塞关心的重要问题。

古希腊的哲学概念逻各斯和奴斯与理性概念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性概念是指目的本身和目的实现过程的复合体。马尔库塞指出，理性的分裂早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分离中就见其端倪。这种分裂是思维的肯定性力量同它的否定性力量之间矛盾对立的表现。

从马尔库塞的论述中可知，辩证逻辑主要有三个特性:一是具体性，也可以说是实在性。辩证逻辑反对那种把具体内容置之不理的抽象。其真正的对象是具体性中的实在。辩证逻辑不可以是形式的，它始终要受到真实东西的制约，是具体的。正是矛盾对立的合理性构成现实的运动，如果这样的现实得到理解，它会构成有关现实的概念的运动。二是否定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逻辑的对象，不是抽象一般形式，无论这种抽象的对象是客观现实，还是思维，或直接经验材料，它是对抽象性的形式逻辑和超验哲学的否定，又是对具体性直接经验的否定。三是历史性。“当历史内容进入辩证概念并从方法论上决定其发展和功能时，辩证思维就达到了把思维结构同实在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性。于是逻辑的真理变成历史的真理。”［1］113本质和现象之间、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历史的紧张关系，对对象世界的否定被理解为历史主体的产物。理性也变成历史的理性。

与辩证逻辑相反，形式逻辑也有三大特性。一是抽象性。形式逻辑的一大特点就是“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1］109。不管这种对象是什么，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是社会还是自然，反正它们统统都只是思维普遍规则的附庸。形式逻辑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它只关心推理的形式正确与否，而不去关心它的内容合理与否。形式逻辑普遍有效的思维秩序对于实质性的内容而言具有中立性。二是分析性，即肯定性。本质与现象的冲突被形式逻辑消解了。“形式逻辑在结构方面是非超验性的。它是在三段论不能超出的固定框架之内来确定和组织思想的——它仍然是‘分析性’的。”［1］111概念只是作为判断和控制的手段，被限制在一定的应用范围之内。三是普遍性。“形式逻辑试图为思维规则提供普遍有效性。”［1］111只有通过思维规则的普遍性，概念才能超越个人的意义具有普遍共同性。

亚里士多德发明了形式逻辑就表明，本来自成一体的理性已经裂变了，它的一部分化成价值理性，另一部分化成工具理性。辩证逻辑体现的是价值理性，而形式逻辑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形式逻辑的抽象性否定了辩证逻辑的具体性，使理性由实在的内容变为空洞的抽象，万事万物的纷繁复杂的本质被抽象化为简单的形式。形式逻辑的肯定性否定了辩证逻辑的否定性，变为控制的逻辑，成为压制人的工具。形式逻辑的普遍性否定了辩证逻辑的历史性，一切事物不管其来龙去脉，一概变为没有历史没有发展的超时空存在。

自从理性分裂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以后，价值理性逐渐衰落，而工具理性以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科学理性则是工具理性的突出表现。工具理性只关心怎样操作会获得客观的结果，而不关心结果是否符合人类的价值、是否有利于人类。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密不可分。实证主义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可操作原则。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文化领域的代表——实证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马尔库塞批判单向度的社会对人的宰制，呼唤人的批判精神的觉醒。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必须重建批判的向度。没有批判性的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没有批判性的个人是单向度的人，而单向度的社会是一种新型的集权社会，一种奴役人、压迫人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片面的人，是被虚假需求欺骗的人。

(二)马尔库塞的新理性观

理性的现实性。理性是巨大的客观力量，它不应该是束缚人的工具而应该是解放的力量，它是指向未来的。现实性也可以说是实践性。理性不是空想，而是实践的力量。理性努力使自己从人们的头脑中化为现实。理性不断改造现实使现实与自己相符合。

理性的否定性。黑格尔对于理性的否定性的理解是作为现实与现存之间联系的环节。在黑格尔看来，现实与合理之间往往不一致，现实的也可能不合理，合理可能还没有成为现实。不合理的现实会被取代，而合理的终将出现。马尔库塞发挥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阐明了理性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批判性质。首先，否定性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事物内部同时存在着肯定性与否定性。同时，在于其他事物的对立中，事物才显现自己的独特性质。其次，否定性使潜在变为实在。否定性使得事物的潜能释放出来，让合理的变为现实的。这是理性的力量所在。它推动人们去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实现更为合理的现实。

理性的辩证性。理性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是一种扬弃形式的否定。马尔库塞指明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的哲学的确被称为反思的哲学。”［2］理性源于人们的抽象能力和反思能力，它能把握事物本质，内部有一种张力，因而是辩证的。

理性的自由性。理性与自由互为前提。理性的实现离不开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人们总是在追求更大的自由、更为合理的自由。自由在于掌握真理，达到对必然的认识。同样，自由的实现也离不开理性。

理性的批判性。理性既然具有否定性则批判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理性的光芒对现存的一切提出质疑和挑战。

二、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通过对传统合理化思想的考察，哈贝马斯认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理论弱点，要重建合理性就要构建新的合理化框架，而这个新的框架的起点是对于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对于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哈贝马斯对传统合理化思想的考察与批判

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在西方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传统合理化思想。

第一种是马克思的合理化思想，它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过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经验科学知识的增长、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等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调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制度，只有在生产力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发生改变。“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应该继续。反之，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合理性，就应该进行改革甚至革命。

第二种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合理化思想，它以目的合理性为核心。韦伯将哲学上作为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理性改造为社会学上的“合理性”概念，并将合理性区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其实质就是一个实现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世界就是目的合理性不断扩大，而价值合理性走向衰落的过程。现代化过程造成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意义丧失，就是指理性自身分裂为多个价值领域，丧失了原来的普遍性，社会秩序也失掉同一性，出现所谓的“新的多神论”。自由丧失，就是指现代人对于独立价值的缺失。现代人都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零件，整个社会机器的螺丝钉，为了社会的需要，个人势必压抑自己的个性失去自由。同时现代社会是“物化”的社会，人成为物的附庸，也不再是自由的。

第三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合理化思想，它以工具理性批判为核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工具理性强调手段与目的的协调，其基本特征:第一，它把世界当做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因而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第二，它只关心事物的实用价值，主张有用即真理，因而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第三，它只关心怎样去做，而不关心什么才应该做，重事实而轻价值，排除否定和批判的可能，具有单向性特征，属于典型的肯定式思维。与工具理性不同，批判理性强调的是善，是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对人的解放的实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工具理性使世界抽象化空洞化，排除了主体无限丰富的经验和感觉，必然的结果就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对于这三种合理化的理论，哈贝马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哈贝马斯“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4］。他指出这三种合理化的理论共同的弱点在于:一方面，他们都把社会合理化看成活动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探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竟是一种联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还是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可以对合理化的经验过程加以检验。但是，这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包括生产力、目的理性以及工具理性的三者的总和。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理论过于狭隘，他们所确定的行为概念不能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都包括进去，有很大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行为理论与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行为活动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与行为系统复杂性的增长并不能等同。这三种合理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同样的理论逻辑，所以才会出现共同的弱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思想是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来源。卢卡奇物化思想又是韦伯合理化思想的来源。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试图综合卢卡奇和韦伯的思想。显然要走出传统合理化理论的误区就必须克服其狭隘的弊端，寻找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合理化理论。通过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哈贝马斯建立了新的合理化理论即交往理性。

(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

通过对传统合理化理论的历史考察和缜密批判，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合理化理论，这就是把劳动与相互作用进行区分。哈贝马斯为了重新表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其“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5］。这就是说，哈贝马斯对于帕森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都不认同，他要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而哈贝马斯对合理化的重新奠基是构筑在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根本区分之上的。

劳动，在哈贝马斯看来，指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性活动，也可以叫做目的理性活动，它是一种进行合理选择的行为。劳动活动的规则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上的技术规则。技术规则总是要包含着预测，这些预测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能够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的。这些预测从本身来说是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或者说是能够被证明是有根据的或者是虚假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根据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的战略来进行的。分析的知识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能够进行优先选择的规则，一种是对普遍准则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目的理性活动能够确保在一定的条件下目标能被达成。劳动活动的判断标准是经验和推理。经验和推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劳动活动的成败。

相互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指的是以语言和符号为介质的交往活动。交往活动要有效的进行就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只有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交往主体的认可同意才有效。交往主体之间的行为期待是由这些规则决定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与相互作用是绝不能混淆的，劳动绝不能理解为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也绝不能理解为劳动。二者的内部结构和遵守的准则都不同。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对于构建新的合理化框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劳动范畴之下的技术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扩大和技术控制的加强，而社会相互作用范畴之下的合理化意味着摆脱了控制的平等交往行为的扩大。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当人们希望按照劳动合理化的要求来代替相互作用的交往活动的联系时，严格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三、比较分析

(一)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理性观的相同点

1.理性观都发源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

如吴开明已经看到的，他们的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在于对于韦伯合理化思想的不同理解［6］。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具合理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工具合理性的扩展也造成了对人的奴役、官僚化等破坏作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影响甚大，讨论理性问题、讨论现代性都绕不过去，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无疑同源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同是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2.都对工具理性做了深刻的批判，以及对价值理性做了殷切呼唤

马尔库塞提出，理性的观念在发达工业社会里面发生了质变，成为技术合理性极权主义的领地，技术不光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扩张到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力量。技术的合理性演化为政治的合理性，理性失掉了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仅仅是技术的合理性。要解除单向度的问题就必须呼唤批判精神、价值理性，发扬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也看到了社会的技术化统治是一种片面的合理化。技术统治造成了人的自我物化，破坏了人的交往活动。要通过对话，消除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使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得其所、并行不悖。

3.对理性的考察与对现代性的诊断联系起来

现代化与合理化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是同一个过程。马尔库塞认为工具理性的发展带来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丰裕，但是也遮蔽了价值理性的追求，因此现代性进入单向度的误区。哈贝马斯则是由对古典的现代性理论的批判开始他对现代性的诊断。在哈贝马斯看来考察现代性就必须考察理性，反之考察理性就是考察现代性。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就在于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理性的发展。主体理性的发展决定了现代性的面貌，同时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主体理性是有偏颇的，所以要引入交往理性。

4.对理性的重建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马尔库塞的理性是一种批判的理性，它就存在于主体的思维之中，存在于主体的审美之中，作为主体的一种潜能而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现实的，具有乌托邦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由于过于拔高了语言的作用，将语言视为真理的标准、社会整合的基础，因而也同样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二)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不同点

1.理性观念所属的范畴不同

马尔库塞的理性观念仍属于传统的意识哲学范畴。马尔库塞理解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尤其是价值理性、批判理性很重要。理性的两个方面应该并驾齐驱，要恢复理性的批判维度。主体的批判精神在恢复理性的双向度中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而哈贝马斯理解的理性属于社会学范畴，它是合理化过程，是交往理性。理性不再是纯粹的个体思维过程，而是通过引入了语言学对其进行改造，实现了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跃进，存在于人的言语和行为之中的具体理性，即交往理性。由马尔库塞的批判理性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理性观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2.对理性重建的正确路径有着不同的看法

马尔库塞认为，既然理性断裂了，失去了原来的辩证理性的向度，那么就应该恢复理性的本意，赋予理性以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通过对理性历史的考察，马尔库塞找到了科技异化，工具理性泛滥的源头，从而揭示了克服异化，实现革命的可能性。从源头上看，到近代笛卡尔哲学那里，理性就已经取得显赫的地位，经过康德之后，更是成为文明的主宰，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固步自封的理性其实存在很大缺陷。马尔库塞批判了技术理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性质，同时也赋予理性新的内涵，主张恢复它的批判本性，将其视为哲学联系人类命运的唯一方式，再经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发现理性与革命有内在联系。而哈贝马斯认为把社会合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的扩张是偏颇的，应该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以建立新的合理化框架。通过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奠定了合理化的新基础，这是哈贝马斯的一大贡献。哈贝马斯超越了传统的目的合理性而代之以交往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对理性的理解克服了纯哲学的玄想，而引入社会学概念与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对于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化解现代社会危机也都有重要启发。

3.对理性问题的分析给出的科技与社会发展前景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也是价值理性衰落的问题，而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就是批判理性，所以要重建批判理性，要发挥主体的批判作用。马尔库塞寄希望于社会的边缘人，希望流浪汉起来革命，并希望通过艺术、审美等来解放爱欲创造新的生活。马尔库塞对技术发展的前景是偏于悲观的，甚至于有停止技术进步、进行主体革命的想法。哈贝马斯则不然，他认为科技本身的发展是进步的，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然而科技的操作原则不恰当的越界运用才造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惨象，让目的理性活动与相互作用相互区分、各自回归本来的界限就可以解除工具理性肆虐所带来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理性的发展，通过民主对话把科技发展纳入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社会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总之，马尔库塞的理性观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来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批判，技术理性是一种统治的理性，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种不合理性就要恢复价值理性、批判理性，恢复人的批判性、超越性向度。哈贝马斯在考察包括马尔库塞理性观在内的传统合理化理论时看到，它们都是单单从主体性的维度展开的，有着共同的理论上的狭隘性，要重建合理化就必须走向主体间性，因而他提出要对劳动和相互作用进行区分。通过比较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学人对工具理性批判的不同思路，以及两种对现代性的诊断，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现代性提供有益的帮助。同时，通过比较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之不同，也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新转向。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M］.程志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出版社，2004.

［5］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吴开明.技术发展的前景——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辩论［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4):40－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