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华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孟姜女传说的故事源远流长，但故事构架是经由《礼记·檀弓》、《说苑》、《列女传》定型，并确立了哭夫、城崩和殉节三个最具魅力、也最具拓展性的要素。哭夫来自《礼记·檀弓》，城崩初现于《说苑》，殉节则自《列女传》始。肇始于《左传》的杞梁妻“却君郊吊”的事件，经由后世写家的情节增删，才逐渐展演出流传千古、遍及大江南北的故事系统。

一、哭之于礼

杞梁杀敌殉难及杞梁妻却君郊吊的事件首现于《左传》，以庄公的违礼与杞梁的义、杞梁妻的“谨守礼法”［1］8成比衬，凸显礼义之魅力。后来在曾子的转述中增添了“哭”的要素，并以“哭之哀”渲染情感，但表意从遵礼法转向了情感宣泄。而刘向在《列女传》则以极具冲击力的“哭而城为之崩”将“哭之哀”的情感强度提升到极致，并由此奠定了孟姜女传说的“哭城”与殉夫礼法关联的母题。故事在演化变迁中，无论情节如何增删、调整，始终以“哭城”作为故事的高潮，并紧扣“夫为妻纲”的礼法规则，以缺席的范杞梁凸显孟姜女的贞烈。

哭夫与礼法的关联曾受到顾颉刚的批评，他认为“杞梁之妻不惮哭踊无节”违背了儒家反对“思情性”的意旨，而“在野中叫呼，使人疑骇，为孔子所恶而衔枚氏所禁。她既失礼，又犯法，岂非和‘知礼’二字差得太远了”［1］13。因此，顾颉刚认为《说苑》之后增加的“哭夫”情节不过是“齐东野人之语”。但他忽视了“哭”与女子贞节的内在关联，也未辨析文人与民间对礼法关注的差异。而从故事发展的流脉看，自《礼记·檀弓》以来，“哭夫”转换为孟姜女故事系统的核心动力。儒家“哀而不伤”的思想是一种抑制结构，它的介入有利于故事主题的含蓄表达，却限制了情绪的宣泄，影响了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为此自“哭之哀”到《敦煌变文·孟姜女变文》中“大哭咽喉声已闭，双眼长流泪难止”，哭夫已成为孟姜女的形象标识和忠于丈夫的道德标识。而哭夫之情感人，其哀深挚，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情感共鸣。如民歌《哭长城》、《哭崩长城数百里》，传奇《哭城》、《孟姜女哭长城》，南词《重编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贞节全传》等，皆以“哭”为叙述中轴。但相比《檀弓》中杞梁妻哭诉“上无父，中无夫，下无子”的孤苦，唐代之后孟姜女故事中的“哭夫”其含蕴更为丰富。

苏童改编时曾说这是关于眼泪的故事，其中潜藏着人们渴望和期待。孟姜女的“哭夫”有三个情节点:哭别离、哭夫寒、哭不见尸体。两人恩爱，别离让她肝肠寸断——“想起公子范希郎……小姐哭的如花卸。［2］56此处哭夫是相思、担忧。筑城艰辛，孟姜女关切身披单衣的丈夫难耐寒凉——“孟姜女两眼泪珠儿滴，肩扛雨伞背负着寒衣。”［2］50千(万)里送寒衣。在路上，则是路途艰危，而又受到百般刁难，哭表现的是委屈、不甘及渴望。远赴长城，却闻丈夫死去的噩耗又难见尸首，无法安葬。此处悲哭是哀悼也是自伤。三段大哭情节不仅折射着孟姜女的真性情，更是映衬她从夫思想的窗口和镜子。如《孟姜女哭长城》中孟姜女对范杞梁(传说中有万喜良、范喜良、范希郎等多个名称)表白:“我二人既已交拜，就是夫妇，倘若你死去，纵有不测，我也要与你守节立志呀。”而《孟姜女宝卷》中孟姜女寻夫送寒衣的路中，范杞梁的父亲劝其改嫁，她回答:“自古来男子寸墨为婚配，为女子从父从夫为定然。媳妇儿年虽少永不更改。”哭展示出孟姜女对丈夫的忠诚及对夫权的绝对尊崇。这种尊崇甚至表现为与父母的冲突，如《长城宝卷》中增加为寻夫孟姜女悖逆爷娘的情节。

哭之于礼是孟姜女传说得以承传的道德基础，也是孟姜女节义忠贞形象塑造的关键点。因境况不同，调整孟姜女哭夫的情绪和内容，更容易为民众理解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秦孟姜碑》曾记载:孟姜女的哀哭使扶苏动容，“太子等纷然破泪，遮以元盖。表范为左军将军，姜为贞烈夫人。给鼓吹一部，赐以合葬……遂议创庙于石，登榇于岛。时乃虎贲执绋，鲛人送榜。笳吹繁凄，薤歌摧怆!慷慨燕赵之士，表里山谷之人，莫不白马驰香，缟衣祭酒。”哭夫作为节义的象征，最终促成了建祠立庙的结果，为世人敬仰并拜祭。

二、城崩之于政

城崩在孟姜女传说中始终紧扣着反暴政的含义。孟姜女在抱怨恶政时，是从自身的感受说出了内心的愤慨，礼法在反暴政的社会冲突中暂退边缘。

城崩是刘向在《说苑》中为显示杞梁妻的丧夫之痛增加的元素，所谓“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将《檀弓》“哭之哀”强化并形象化。“哭而城崩”曾被看作史实，人们热衷于争论崩塌的是哪一座城。东汉王充推测:“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下世好虚，不原其实，故崩城之名，至今不灭。”［3］他认为情感可以动人但无法感动土石，因此城崩之事是假的。王充的批判透露出一个信息，“哭而崩城”无论虚实，其重点都在“哭”，哭泣与政治尚未被关联在一起。

但自《敦煌变文》中孟姜女大哭而城崩白骨现，白骨诉悲惨始，城崩明确指的是长城崩塌。长城被视作始皇不顾万民悲苦的无道统治的表征，而长城的崩塌潜含着民众对暴虐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这一隐喻在后世传说中被继承。“当‘始皇帝=万里长城’这种印象被长期作为‘杀人’政治的象征时，孟姜女这个名字就成为其核心而不断地传述下来。”［1］56而筑长城也就成为映射“暴政”的词汇。城墙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外在表征［2］4。贯休的《杞梁妻》写道:“秦之无道兮四海枯……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明万历的山歌《筑城墙》中:“筑城池，筑城池，可怜黎庶受孤悽。东村筑死张家子，西村囚杀李家妻。场中错少饥寒死，墙边尽是哭啼啼。”不仅写“筑死”，更写“囚杀”、“饥寒死”的害尽苍生。为此，城崩自然不仅是为了让“杞梁骨出土”，而且作为民怨激发的象喻。这一处理拓展了孟姜女故事的主题，使思妇为征夫送寒衣的故事升华为民众怨怒的映射文本。后世乐此不疲地展演孟姜女的故事，而将杞梁妻“却君郊吊”搁置一旁，与此应该有莫大关联。

《敦煌变文》虽然文本残缺，但其批判力度却丝毫没有减损，其着眼点有三:一征夫离家，家庭不圆满。二徭役沉重，征夫多惨死。三死而不得葬，无法落叶归根。而作为征夫的妻子，则要面对夫走之后的种种困境，一是家庭的维持，二是相思的苦楚及杳无音信的担忧，三则是丈夫客死他乡致使“中无夫可依”。更值得称道的是，《敦煌变文》在城崩尸骨现中，采用了孟姜女与白骨对话的方式，强化了修一城而死万千人的徭役之恶。它以征夫的角度审视筑城，“我等并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襟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此言为记在心怀，见我耶襄方便说。”［4］虽然主体叙事写孟姜女与其丈夫，但滴血认骨的部分，则以城崩而累累白骨出现折射万千个苦难的家庭。白骨亡魂的答语让个人悲剧演化为千万人的悲剧。这种局部细节的强化，增强了批判的力度，显示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繁重徭役对家庭的拆解力。但这种批判在后世的大多传说中被削减了。如在《孟姜女哭长城》(鼓词)中，亦有孟姜女与工夫大哥的对话:“工夫闻听眼落泪，眼望家乡哭爹娘:‘我也有三兄合六弟，不见前来送衣裳。我也有妻子大共小，没有女子振贤良。’”视点从同仇敌忾对暴秦的反抗转移为赞颂孟姜女的贤良。

修长城在孟姜女故事系统是各有评判的。在《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或《佛说贞烈贤孝孟姜女长城宝卷》中，筑长城是因为杀伤男女无数，无法超生，必修筑长城以解危难，罪魁是修城的蒙将军，因私利杀万喜良，而秦始皇诛杀奸佞以正朝纲。而如子弟书《哭城》、南词《孟姜女寻夫》、《孟姜仙女宝卷》等作品，则开篇即指出修长城本身就是错的，一般引用孟子的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作为依据。并指出秦始皇的可笑与大臣的残暴。如《重编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贞节全传》中，批判“始皇无道君，不休仁德边邦乱，要筑长城挡番兵。万里长城工程大，不知要死几万人?奸贼一心害百姓，谋杀杞梁奏君王”。修长城既然是不修仁政的表现，因此，大多作品都在哭夫而城崩之后添加了将官或秦始皇逼婚的情节，在展示秦始皇的无道、大臣的残暴之外，突显统治阶级的荒淫，从多角度强化批判的力度。逼婚在突出孟姜女人格高洁之外同样容姿绝佳，但更重要突出统治者忽视孟姜女的品格而关注其外貌的无耻。在《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或《长城宝卷》中是蒙恬逼婚，在大多数作品中则是秦始皇逼婚。城崩之后，“连拿孟姜来问罪，解到金殿见当今，万岁一见龙颜喜，此女生得貌超群。”暴政与荒淫作为无道统治者的两大特征在各类艺文中都屡屡展示。但孟姜女故事为了强化其荒淫，以孟姜女的三个条件加以渲染。在《孟姜仙女宝卷》中是:一，封赏父母公婆，二，葬丈夫于东海，三，身穿重孝一年，三个条件分别强调孝和贞。而在《绘图孟姜女万里寻夫全传》中则是:一，修长桥，二，修坟墓，三，始皇披麻戴孝祭祀，条件苛刻，尤其让皇帝戴孝，都是本不可能实现的，但秦始皇却一一答应。所谓:“君不拜臣从古礼，今日破例君拜臣，在朝大臣谁敢奏，色胆如天理不明。”这坐实了当政者的昏聩自私，置民于不顾，置礼法如摆设。从政治、礼法伦理等多重层面揭示其负面。

应该说，为了探讨恶政对百姓生活的侵扰，创作者调整了哭夫而城崩的情节，在礼之宣扬中添加了对政之暴虐的批判，孟姜女故事成为万千百姓凄惨生活状态的缩影。也正是这种处理使之在文本流传中具有了更坚实的民众基础，也使孟姜女的坚贞形象更显光芒。

三、殉节之于教化

死亡是对礼法和反暴政的强化，同时也是圣化形象的重要途径。范杞梁的死亡没有什么悬念，他作为暴政的受害者是无法选择的。作为男丁，范杞梁要服徭役，“苏州有个范杞梁，一人能顶万人强”的仙人语，更是注定了他难得善终。但孟姜女是可以选择的，她在范杞梁被抓走时，可以选择改嫁;在三年杳无音讯时，可以选择继续守望家中;在城崩而尸骨现后，她可以选择埋骨长城后回家奉养老人，也可以选择嫁给秦始皇而做妃子。但孟姜女最终选择了她认定的“从夫”之路，在范杞梁惨死而尸骨出现后，她选择了死亡。她的死亡当然有殉节的成分，但同样带着批判的锋芒。孟姜女不单纯是为夫殉节的弱女子，而同时是熔铸了民间想象的一个敢与皇帝发生正面冲突的英雄。节妇是值得尊重的，但英雄更值得膜拜。

在孟姜女传说的不同版本中，孟姜女的结局不一而足。有的是孤独终老，有的是背负丈夫尸体返家而死于途中，有的则未提及孟姜女的生死，只到城墙崩，尸体现而结束。而大多数文本则是以孟姜女的死亡作为结束，让节烈忠义的孟姜女在死亡中得到升华。当然殉节与否并不影响孟姜女的贞节形象。毕竟万里寻夫、哭崩长城两个事件足以见证她的品格。但大多数改编依然将殉节作为孟姜女的最终结局。这一方面是受到了《列女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从成圣成神的角度，满足民间的想象，也符合民间故事中受难而成神的传统。圣化是孟姜女故事基本的结局模式，一是立圣人以资教化，“至于子为父死，妇为夫死，声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纲常大义之不可废，天理人心之不可灭。如此，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5］而是立神以求拜祭。如费孝通所言，人们拜神是有强烈的实用目的。

圣化是从三个方面次第展开的。一是尊圣人之礼。孟姜女从小就知书达理，远近闻名。不论是池浴、从水中捞取扇子或游园等条件下遇到范杞梁/万喜良，孟姜女遵循“见到我的身体即为我夫”(《孟姜女送寒衣》)，与之约之以婚。丈夫新婚被抓劝她“另出贴招亲”，孟姜女的回答是:“虽未与你成花烛，已许婚姻难改盟，我是终身不改嫁。”坚守贞女不嫁二夫的礼教规约。二是寻夫。侧重点在思妇的思念和替丈夫悲痛。送寒衣表达的是关心，而寻夫则代表坚韧。孟姜女故事一般采用突显对立的叙事策略:万里之遥与娇弱女子。足不出户的孟姜女，家有万贯，奴仆丫鬟侍候身侧。而寻夫送寒衣之路途则步步险恶，多无扶持。富家小姐与路途艰险的比衬，目标即在于强化孟姜女的神圣面。因此在宝卷中才能感动天地神仙，纷纷出手相救。三是不受诱惑，从夫赴死。这一处理目标是写孟姜女殉节，重点不在自杀，而在于抵制诱惑并运用智慧完成亡夫的心愿或使其入土为安。传说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孟姜女对待将官、始皇招婚的态度:内心鄙视，但表面上虚与委蛇。一为复仇，二为使丈夫得到祭拜，以慰亡灵。《孟姜女送寒衣》、南词《孟姜女寻夫》、《孟姜女宝卷》等鼓词、宝卷中，都对大加渲染。赴死一节写得极为从容。投大海死、蹈火死或投水死，以行为之极端反衬其对丈夫的忠贞，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惑，无惧生死，使故事一直渲染的“哭”有了极为震撼的结果。《孟姜女送寒衣》曾有诗赞:“为造长城逼喜良，损身殉节动悲伤。彼美孟姜真可敬，甘心立志逆君王。”刚烈作为其名垂青史的原因赞颂，可谓一语中的。

智慧与节烈的结合，既满足了民众的期待，使孟姜女的丈夫得以善终，又满足了民众调侃权贵的渴望。孟姜女以弱女子的身份实现了愿望并戏耍了权贵，以弱胜强并向英雄转化，为民众确立了可兹拜祭的理由。即如明张时显《重修孟姜贞女祠记》中写道:“节义之感人心，千古不朽如此。余故曰:若姜女者，是女子而丈夫者也。何可以无祠?何可以无专祠?”［6］民间兴庙建祠之风弥漫，而作品中孟姜女的形象也愈发高洁而完善。在《长城宝卷》、《孟姜仙女宝卷》等作品中孟姜女、范杞梁都死而成神，位列仙班。而在传奇、宣讲中，则都以立庙建祠以表达敬仰，如“潼关人俱哀伤皆发恻隐，将夫妻葬下合墓同坟。请奖状达烈祠俱装金影，千万人过往客岁月香焚。”［2］64“表贞节又立庙，春秋享祀孟贤良。孟姜风味天仙女，贞节祠前建牌坊。变成一本贞节传，流传千古姓名香。”［2］112立庙的祝祷与文学的圣化相互强化，以圣化的处理扫除了孟姜女哭与范杞梁死的凄凉气，表达了人民的渴望，也建立了一个寄托。

围绕哭夫、城崩、殉节三个节点使孟姜女故事系统的演化极为稳定，而尊礼、反暴政与圣化的含蕴则使其结构具有开放性。在当前转化民间文化的大潮流中，要重新审视孟姜女故事的文化因子，并因势利导地进行创造性改编，而不能一味延续旧说，不立新声。

［1］顾颉刚，钟敬文.孟姜女故事论文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2］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C］.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38.

［4］王重民.敦煌变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3.

［5］陶宗仪.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167.

［6］董耀会.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永平府志(清·光绪五年)［C］.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1507－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