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乱世中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及其价值抉择

2012-08-15展龙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展龙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元末战乱之际，士大夫的生活陷入了一种不可预期的混乱状态，丧失了起码的生存安全，无奈、忧虑、紧张和痛苦成为其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梦魇。一方面，与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样，他们必须接受动荡不安的生存状态，承受战争造成的生命危机、生活危机和文化危机，“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时矣”［1］（《送龙孔阳序》）;另一方面，基于对时势的敏感和对道德价值更深层次的判断，士大夫在心理上了承受更为痛苦的道德危机，他们的任何抉择都面临着道义、道德与舆论的压力。

一、生命危机:“西乡丧乱后，宗族几家存”

由于士大夫自身的特点，使他们承受战乱之苦的能力弱于平民百姓，伤亡亦更为惨重，大敌当前，他们血染衣冠，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人中间，既有在任的官员，也有在野的士人。是官员多恪守“忠义”，“死封疆”，“死守城”，“死社稷”;是在野士人则或像平民百姓一样死于非命，或死于道义。其中，死于非命而没有留下姓名者不计其数，所谓“乱离以来，平昔交游或存或亡，或沦异地”［2］（《题永思亭卷后》）;“西乡丧乱后，宗族几家存”［3］（《后访西乡宗族》）。战乱对士大夫的摧抑和迫害可以想见。也有一些士大夫死于道义。如《元史·忠义传》载:吴德新，字止善，今江西南城人。工医。久居宁夏，会义军至，被执，骂曰:“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遂被杀。《新元史·忠义传》载:陈元善，福建龙溪人，世以儒名家。至正中为贼胁迫，元善曰:“吾所畏者义，不畏者死。汝贼岂能久生耶!”与其妻及三子皆遇害。黄复圭，字均端，湖南安仁人。以诗鸣于时。后落入贼手，将剖其腹，曰:“腹可剖，赤心不可剖。”终被残害。此外，卢明安，江西宜春人。端厚简言，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陈友谅来攻，投池而死［4］（《书卢明安事后》）。程兼善，字士达，安徽休宁人。逢蕲黄兵起，率乡里民众抵抗，败亡［5］（上王文若《程义民传》）。祝兴可，今江西修水县人，世业儒。义军破城，被擒，骂不辍口而死［6］（《人物》）。这些士大夫皆是为道义而死。

可以说，道义成为元末士人勇敢蹈死的最合理的理由和最强劲的动力，这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4］（《书卢明安事后》）的行为，彰显了他们对纲常礼教的执著和对叛逆行为的不满，是一种超乎生命危机的道德践履。面对“贼寇”，识士文人实际上是可以不死的，但他们不愿苟活，更不愿屈从，甚至要杀其妻孥以殉道义，其激昂慷慨的赴死意志和行为，是基于道德层面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而做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舆论批判，避免承受过多的耻辱感和罪孽感;同时也试图通过死节以维持世道人心和精神秩序于不坠，弘扬为气节和信念而死的道德风尚。明乎此，方可理解士大夫为何“可不死而死”的义举，明白时人所言“士大夫不幸而遭世变，或死或不死，盖其事有不同，志有所在也”［7］（《跋王经历小传》）。所以元末士人“处死之道”是从容的，甚至是残忍的，他们通过赴死的果敢行动诠释了“节义之气”的内涵所在，展示了作为政治边缘的在野士人在生命危机之时所应付诸的行为方式。

二、文化危机:“儒者皆解散，书院毁于兵”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士大夫的文化生活充满了荆棘。这一点，可以从新安在战前战后的变化感受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迨夫世降日下，文治既微，俗亦少衰焉。荐经祸乱，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荡为丘墟，学者逃难骇散，未安其生，又奚暇治《诗》、《书》、《礼》、《乐》之事哉?”［8］（《商山书院学田记》）具体而言，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校与科举遭到了空前的毁坏。就学校而言，“天下学校，自用兵以来，废者十八九”［9］（《送蔡教授诗序》）。地方书院亦不例外，“儒者皆解散，书院毁于兵”［10］（《谒周公庙记》）。而在此情况下，由于地方官员忙于抵抗起义军，无暇顾及学校、书院的修缮工作，“学校非独不能有补，而又废之甚者”［11］（《赠王济舟序》）。因此，不仅士子失去了最重要的学习场所，社会教化亦日益失坠，若时人所言:“干戈兴，学校废，礼义丧，风俗隳，中人以下咸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习。”［12］（《唐二子传》）科举制度自恢复以来持续推行，但因农民战争的爆发，科举考试极难正常举行，“自江南被兵，科举废”［11］（《王子嘉诗序》）。如此以来，原本热心于科举的士子多无意于科考，“世之为父兄者，因不复以科举之业教其子弟”［12］（《赠叶生诗序》）。这一点，元末农民战争期间科举人数骤降的事实即为明证。

第二，交游受阻。动乱期间，人心思散，难以会合，一度繁荣的雅集、诗会随即中辍废止。如玉山草堂，从至正八年（1348年）至十六年（1356年）是草堂的兴盛期，交游聚会相当频繁。但红巾起义后，玉山草堂的成员吴克恭、泰不华等人先后死于兵祸，玉山草堂首遭劫难。十六年，张士诚占居平江，入主吴中后，玉山草堂再次受到冲击，顾瑛也难逃此劫，“无何，张氏据姑苏，军需征赋百出。昔之吝财豪户，破家剥床，目不堪睹”［13］（《张鸣善序文》）。期间，玉山草堂曾屡遭火焚，草堂成员的思想也发生了分化:张简、饶介、陈基等人投张士诚麾下;高明等人投方国珍;顾瑛、杨维桢、王逢等人则避居外地。至此，玉山草堂已失去了往日的盛大气象，“朋旧星散，得一顷相见，旷如隔世”［14］（《口占诗序》）。据《玉山雅集》载，从十六至二十年前后，玉山集会先后仅十多次。同样，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诗派也遭到干扰，杨维桢就曾避地富春山，奔波于江浙之间，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月徙居松江后，才有了相对安定的交游环境。可见，战乱之中元末士人的交游活动是极为困难的。

第三，典籍遭毁。元末农民战争持续近二十年，文化典籍遭毁严重。对此，时人每有言及。沈梦麟说:“自昔年兵燹以来，先世之琴瑟典籍，与凡珍玩之物，不毁于兵燹，则必沦于草野。”［15］（《西轩记》）这对于视书籍为生命的士大夫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如:唐桂芳“家藏书万卷”，壬辰淆乱，焚毁殆尽，唐氏痛惜万分:“往昔借书互读，何可得也!”［16］（《送程仲庸序》）郑玉藏书颇丰，也遭红巾军焚烧，“累世藏书无片纸存者，求之亲旧，悉皆煨烬”［17］（《〈周易大传附注〉序》）。舒、贡师泰等人家中所藏画谱书籍，在兵变中亦荡废殆尽［18］（《自序》）［11］（《卢氏纪言序》）。顾瑛玉山草堂藏有大量典籍名画，也被农民军所掠，他在《玉山雅集》中回忆说:“余家玉山中亭馆凡二十有四，其扁题书皆名公巨卿、高人韵士口咏手书以赠予者，故宝爱甚古玩好。今年春正月兵入草堂，书画无长物，夏四月有军士数百持戈特来索予。甚急，及归草堂而书卷皆为分挈而去。”可见，典籍遭毁确实影响了士大夫正常的文化生活。

三、生活危机:“烽火连石门，我归亦无路”

兵戈峥嵘之际，人命颠危，为了保全性命，士人们不得不奔波流离，亡命异乡。一如高启所言:“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19］（《游天平山记》）可以说，元末许多士人，尤其是身处南方的士大夫大多经历过风尘仆仆的流亡生活。如:谢应芳，天下兵起，避地吴中，他曾描述自己的一次逃难经历说:“忆昨方卧病，妻子呼避兵。扶持上轻舟，烽火照夜明。问兵今远近，言围阖闾城。”［20］（《怀徐伯枢诸友》）兵乱骤至，连夜奔逃，企图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安顿生命，但“烽火照夜明”，逃亡生活并未结束。诗中充溢着作者强烈的悲忧困顿之情。与谢应芳相仿，高启、贝琼、钱宰等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悟。高启在国家多故、战乱频仍之时，被迫别离吴门，奔走于绍兴、钱塘、嘉兴之间，并留下了《吴越纪游》十五首，叙述丧乱，感叹羁旅，倾吐了征途中的苦顿与狼狈，悲郁与苦涩，寄寓了对乱世的怨恨与感怆，“登临亦可悦，但恨时非平”［21］（《早过萧山历白鹤柯亭诸邮》）。崇德人贝琼，张士诚屡辟不就，长期避乱，曾作以抒怀，谓:“茫茫新战场，白草迷四顾。烽火连石门，我归亦无路。”［22］（《丙午冬十一月辟乱亭林》会稽人钱宰亦云:中原丧乱起，群雄遍江河。我行江之南，亦复罹兵戈。亲戚相奔窜，闾里传惊讹。一朝闻寇至，攀腾上岩萝［23］（《己亥岁避兵》）。作者以写实的笔法绘出了一幅颠沛穷厄的萧冷图画。如此情景在时人的诗文中俯拾皆是。

颠沛流离，寄寓异乡的经历，使士大夫感受了空前的生存艰窘，体味了兵乱的凄凉和客行的孤愁，经受了深沉的忧患情怀和思乡意绪，从而唤醒了他们的生命意识和贵生思想，“近来满目多荆棘，始信人间行路艰”［24］（《寄天宁方丈》）。对他们而言，这种内心的厄迫实际上要比生命的艰危更为痛楚，送离告别，友朋聚散，怀乡悼亡，乡思萦绕，情谊之恋，无不让滞留异乡的士大夫怅然伤怀，心绪难平。扰攘之际，他们备受艰难，忍受了凄风苦雨，一种凄楚失望，孤旅悲凉的心境挥之不去。回望故里，归路受阻，濒临绝境，急切思归的强烈愿望溢于言表，浓厚的乡愁中又蕴含着家国沦落的悲痛。为了生存，士大夫以逃亡“偷生”，渴望得到心灵的宁静与生命的安顿，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也是对个体命运和存在价值的自觉关注，此与任何战乱时期士大夫的求生欲望和求生手段并无二致。然而，兵戈四起，豪雄鼎峙，士大夫要相逃生求全又谈何容易，他们甚至疑惑地自问:“溥天何处非王土?无地安身愧此生。”［24］（《晚泊海宁州舟中作》）天下之大，却无卓锥之处，深沉的悲忧心愫和漂泊在外的苦绪油然而生，战乱之中士大夫的命运之厄可见一斑。

四、道德危机:“经术几无补，才华果绝伦”

元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不仅对士大夫的生命造成了空前的危机，同时也导致了其人格的分裂与矛盾，道德的困境与危机，使其成为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和进退失据者，呈现出复杂而鲜明的心态特征。

第一，仕隐之间的徘徊与迷惘。元季，法纪荡废，世教日衰，宗庙播迁，士人蓬转，“干戈满眼吾道丧”［25］（《赠王仪》），强烈的仕进愿望和理想失意之间的巨大落差，令其感到无所归依，内心充满了虚渺的痛苦，真所谓:“壮志蹉跎为乱离，苍天不肯见清时”［26］（《挽瞿隐君》）。由此，“君子之行，止视时之可否”［10］（《青岩山居记》）成为一些士人寄意山水的理论依据，他们在无奈与迷惘中选择了放弃仕途，退藏林莽。如《明史》所载:朱升，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27］（《朱升传》）。吴海，字朝宗，福建闽县人。元盜起，绝意仕进［27］（《吴海传》）。张九韶，字美和，今江西清江人。能词赋，累举不仕［27］（《张美和传》）。此外，刘基、宋濂、钱惟善、陈高等人，亦莫不如此。原本济济于仕进的士人，一转而成为理想消弭，鄙弃仕途的另类群体，这种在非常时期的特殊表现，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价值取向已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所谓，“虚负青云志，谬惭丹灶传”［28］（《奉寄龙虎外史雪舟》）;“经术几无补，才华果绝伦”［16］（《怀鲜于必仁》）。

第二，在元廷与起义军之间进退两难，依违不定。在元廷与起义军之间，士大夫将何去何从?内心之中充满了矛盾与危机:一部分士人从仇视起义军转而逐渐认同、接受乃至投顺起义军;一部分士人开始效命于元廷，但面对元廷崩溃之势，其对元廷的前途大失信心，遂辞官不仕，甚而背离元廷，成为起义军的“帮凶”和元廷的“掘墓人”;一部分士人则坚守忠孝观念，对元廷抱有希望，“君子忧朝廷，野人念亲友”［25］（《闻龙兴警报有怀欧阳奎》）。这种差异虽表现为个体行为选择的不同，但深层次言之，则是价值判断的相异，意味着面对多元政治势力，士人思想的变动不居和心灵的动荡不宁，最终导致了士人群体的大分裂和重新组合。

第三，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怀疑和重新审视。在传统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对士大夫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但在元末乱世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残酷的现实，惨淡的人生，强烈的反差使士大夫在精神上无所依傍，价值取向亦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标尺。一方面，面对政教凌夷，礼法寝废的无序社会，一些人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感叹:“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29］（《腐儒》）。一些人将道家的自然理论奉为圭臬，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气魄。也有一些人主张认识世界应“求诸于心”［24］（《自灵峰适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逐渐淡化对实学精神的追求。还有一些人接受并推扬“三教合一”，试图让佛老化其“异端”而归于儒道，以端正人心，拯救生民，维护礼教［1］（《蓝田山三一精舍记》）。上述诸端，或是士大夫对儒学意蕴的大胆背离，或是对儒学危机的尽力补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元末思想界的困境和支离。另一方面，一些士大夫对纲常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如关于“君”与“亲”的关系，有人提出:“君臣者，天下之大义;母子者，一身之私亲。以私亲而忘大义，固不可因大义而杀私亲，岂人情也?”［17］（卷2《赵苞论》）意谓在“大义”与“私亲”之间，作为臣子既不能“忘大义”，也不能“杀私亲”，矛盾之意昭然可见。也有人以为:“以吾身而视天下，则天下为重;以吾亲而视天下，则天下为轻。”［17］（卷2《汉高祖索羮论》）这种论说，虽然在元末未能形成普遍认识，但却反映了一些士大夫重释纲常礼教的勇气。出乎此，在农民战争期间，有很多士大夫恪守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维护蒙元统治而杀身殉义，但也有不少士大夫选择了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这种差异不仅是行为选择的差异，也是在理解伦理纲常上的分歧，体现了元末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特征。

［1］杨维桢．东维子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贡师泰．玩斋集［M］．明嘉靖四年（1525年）徐万璧重修本．

［3］张宪．玉笥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吴海．闻过斋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5］程敏政．弘治休宁县志［M］．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

［6］范涞．新修万历南昌府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7］贡师泰．玩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赵汸．东山存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殷奎．强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王祎．王忠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李祁．云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戴良．九灵山房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