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2014年度培育项目“民族国家认同与文化权力之争——中日战争期间的《四库》藏庋与传播研究”成果。]

摘要：抗战期间文渊、文津、文溯、文澜阁书皆受到时事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资料初步分析了在此期间由于处于战争状态，这些国宝文献所面临的交织着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文化掠夺与反掠夺战争。

关键词：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问题史之回顾

《四库全书》编成之初，分缮写七部，分藏各地；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二十世纪后，惟余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即所谓之“三部半”《四库全书》。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中国书籍对于东洋文物而言，不用说，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而其邦变乱无常，灾厄波及文物如此。其古籍之残缺，往往我邦存而传之。”（1901）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止，日本侵华期间，一方面谋求领土之侵占，财富之掠夺，另一方面还谋求文化典籍尤其是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之掠夺。敌人直言，对于中国一时一地之破坏，将在极短之时间内得以恢复，而对文化之打击和掠夺，则中国国脉之根本将为之动摇。由是而有我国政商学工农各界一大批忠勇智慧、坚毅勇锐之士对《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各种宝贵文献的拳拳爱护、全力襄助之史诗般之壮举。学者郑振铎说：“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