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承良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由“粉色”记忆到“红色经典”
——试论《青春之歌》叙事话语的三重置换

田承良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杨沫的《青春之歌》成功地进行了三重置换，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一个革命者的话语转换，爱情话语向政治话语的转换，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换。从而形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文本。

话语转换;政治话语;集体记忆;经典文本

在当代文学史上，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第一部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和爱国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复杂交织，时代风云变幻的旧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大的历史背景的社会现实图景。

小说以林道静为中心，多侧面地表现了这些人物在革命大潮中的不同选择和表现，概括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群相。同时，小说还用相当的笔墨刻画了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形象，对这些形象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映衬了林道静的成长，也从不同的意义上丰富了林道静的性格内涵。小说还描写了热衷于追求个人功名的余永泽，曾经狂热地追求革命、最终放弃革命而转向沉浸个人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的白莉萍、陈蔚如，有被捕后经不起严峻考验而丧失气节、背叛革命的戴崳，也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觉醒而走上新的生活道路的王晓燕，还有开始软弱动摇、摇摆不定但最终成为坚强的战士的许宁等。这些人物以各自不同的世界观、思想觉悟和人生选择显示了193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复杂性。小说在1958年1月出版后，就产生了巨大的阅读效应，据有关资料统计，《青春之歌》出版后的一天半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售出了500多本。在读者热切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学评论界的争论。除了个别文章予以批评否定外，绝大部分文章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茅盾亲自撰写了肯定作品及其主人公的文章。此后，《青春之歌》就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成长史。

在杨沫的带有个人情感经验和自叙传性质的叙事话语中①，杨沫成功地进行了三重置换，“粉色”情感的自白转入了“红色”成长的途述，个人的记忆融入了宏大叙事的建构，从而形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文本。

首先，《青春之歌》从主题意向上完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一个革命者的话语转换。《青春之歌》的自叙传色彩，在于它是以杨沫的自身经历来刻画林道静这一“成长”女性形象的。叙述的动因有杨沫“小布尔乔亚”的欲一畅吐的情结。但在杨沫写作的时代，这种冲动早已被视为异端多次批判过。如对同是表现知识分子命运的《财主底儿女们》的批判。公允地说，杨沫内心的冲动也许比路翎还要激烈。不同的是，杨沫走出了路翎的困惑，她不再有内心矛盾冲突的苦痛，她已放弃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犹豫、彷徨、患得患失以及敏感纤细等情感特征，她内心激荡的是经过改造和过滤之后的对更崇高、更神圣、更纯洁的向往和追求。是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普遍主题的形象诠释。

这类小说还有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写了三个家庭儿女之间的人生、爱情的选择。主人公周炳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当过学徒也读过几年书的革命者，作者试图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写出周炳等人的成长史。但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摇摆于大历史和小叙事之间，既写出了大革命时代的血风腥雨，也尊重了个人情感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写出了周炳的多愁善感与徘徊忧伤。小说一开始就写他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后来与陈文婷、陈文英、区桃、胡柳、胡杏等几个女孩子交往，似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恋人区桃死，他望着江水发呆，认为“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幻梦”，“眼前一片漆黑，好像看到了世界末日”，“醉了比醒着好，死了比活着好”，认为“生命不过像一颗露珠，一根小草，一片破瓦，一块烂布。”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笔者认为，这里面，固然有着作者那种文人自恋的古典情结和节制不够的想象补白，但也可以看出作家对个人情感生活的尊重。这种抒情的徜徉，被高度的时代政治视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感情”，“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作为成长小说，显然不够“纯正”，尽管后来作者富有逻辑地写了主人公在历史风雨中的锻炼成长，但作品已经触犯了一体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禁忌。挨批，是在所难免的。［1］

林道静与周炳不同。当年，在北戴河寻亲不遇，又面临被校长余敬塘作礼物送给县长作姨太太的屈辱，天地茫茫，难以容身，于是选择了大海作为生命悲剧的归宿，是“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救了她，演绎了英雄救美的爱情传奇，尽管这个英雄后来被有意作了丑化或灰色化。北京胡同里那个小院曾是他们双栖双飞的见证。但这个“爱的附丽”并不值得林道静珍惜，因为她的出走，虽意味着生存环境的失去，但因为有了文本指涉的高尚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她几乎是义无返顾。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她没有犹疑、徘徊，没有痛苦和矛盾，她的道路上铺满了不断来临的、可以预知的欣喜，每一次欣喜都预示着精神解放的临近。不同的是，作家有意不断地暴露了这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弱点，而这正是她之所以需要不断改造的依据，她的心理对这一帮助、导引，完全没有存疑虑或排斥、反感，恰恰相反，林道静与这些内心崇拜并渴望的人物总是不期而遇，并从他们那里不断地获取思想情感转变的资源与动力。这一情境自然预示并规定了林道静的角色归属，她最后成为共产党员，并因这一“命名”而完成了思想改造的过程，被塑造成为胜利归来的英雄。余永泽的爱情温馨在这里则成了“俗世”的象征，而“革命”话语被放大成了时代民族、国家的能指符号。随着林道静性别的逐渐被淡化，作为女性的独立空间也最终失去。“林道静”已经被时代规训化、符号化、寓言化。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少是灰溜溜的猥琐形象，有的成了经不住严峻考验的意志薄弱的逃兵，如《青春之歌》中的白莉萍、李槐英，有的甚至当了可耻的叛徒或汉奸，如《青春之歌》中的戴崳，《红岩》中的甫志高，《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自萍。即使有着个性思考的郭小川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爱情三部曲”之一)也让男主人公——一位知识分子因对革命前途的艰苦失去信心而葬身于深深的山谷，从而走向了预设的命运归宿。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者显然是把林道静的爱情选择与人生道路的选择置于同一平面的，女性在这里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替代，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可能。即“狭义的爱情”属于“小资产阶级家庭”，而对共产党人——革命者的选择，才是一种正确的时代的选择，才是一种志同道合的革命爱情。在“十七年”爱情话语的阐释中，甚至把这种“革命加爱情”窄化、庸俗化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连建国初遭批判的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未能免俗。前几年，演得挺火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仍可看出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历史实证)的延续。

这实际上是从放大的革命话语中否定了鲁迅在《伤逝》中对子君、涓生爱情悲剧的现代性思考。鲁迅先生说过“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还说过，人们的生活，一要生存，二要温饱。所以他曾提出诸如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质疑。在他看来，子君与涓生的悲剧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无法挣脱社会现实这张大网。当年子君曾发出大胆的爱情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2］(P115)，她毅然走自己的路，坚持个人的精神解放的自由追求，最终陷入生存和爱情的双重困境。林道静不同，她的出走已证明将要丧失生存可能，在余永泽那里她获得了温饱的生活，但这一爱的“附丽”并不值得林道静珍惜，这也意味着她遗忘了自己在社会夹缝中的孤单的身影与飘零的记忆。

《青春之歌》将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主体，同时也创造了这一叙述的基本范式，即反抗/追求/考验/命名。它的具体过程就是离家出走，以反抗地主家庭的婚姻迫害;继而在共产党人的指引下追求革命;被捕入狱后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然后成为共产党员。因此，可以把《青春之歌》看作一种特殊的读本:“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3］(p148)。小说形象地对此作了确证和阐释。林道静一出场，从装束到行为，被赋予的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不切实际的浪漫而天真的想象，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反抗地主家庭为她安排的人生道路，形单影只地以出走作为反抗的手段，这在“五四”时代就已证明是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作者仍对主人公做出这样的安排，便预示了林道静对未来的人生必须做出新的抉择。但对主人公未来道路选择的铺垫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作者又以全知视角叙述林道静的家世:她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的生母秀妮却是个佃户的女儿。这预示了林道静最终将面临一个从属的问题，但是林道静在血统上起码有一半已经属于劳动人民，她与劳动人民的这一天然联系以及叙述人的同情，已经预设了林道静的所走的必由之路。

《青春之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林道静的婚姻与她的精神履历密切地缝合在一起，她的精神解放与婚姻成功是同步进行的，这也喻示了女性与政治不能分离的关系式。在她或作者看来，精神需求比生存需求来得更为迫切，因此她才抛弃了余永泽式的“俗世”生活，去追求她神往的高尚的精神世界。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历程，林道静是完成了。但作为一个女性独立的精神空间却也同时失去了，爱情的更换或呼叫转移事实上就是男性或权力话语对她发出的传唤，她每次新奇的体验与其说是情感的吸引，毋宁说是话语的吸引。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性别特征被严重忽略了，因此她的意义才更具“普遍性”。

其次，《青春之歌》从情感意向上，完成了爱情话语向政治话语的转换。据杨沫的儿子老鬼写的《母亲杨沫》回忆录来看，杨沫与北大学者张中行有过一段情感历程。这也成为小说“回忆”的一个重要视点，但在这里，作者有意忽略了情感变迁的内在因素，而外化为政治上的“志不同道不合”。出走之后，林道静在杨庄短暂的平静生活，酝酿了一个转折，在她走投无路将要“纵身扑向大海时”，她被余永泽救起。余永泽仅仅是年轻女主人公的肉体生命的拯救者，而女人公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了这一拯救，在余永泽眼里，林道静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是该多么幸福啊!”在林道静眼里，余永泽有着“骑士兼诗人”的风度。才子佳人，两情相悦，似乎陷入了一个罗曼蒂克的俗套故事，弥漫着“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后来一个“英俊健壮”、“多情地”、“黑眼睛”——卢嘉川走进了林道静的生活视野。相形之下，她逐渐看不惯余永泽，再后来余永泽就被赋予了一个可笑的角色，他除了只会谈几本文学名著或“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以投这位青年女性之所好外，还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乘人之危”的伪君子。余永泽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又在品质和人格的层面上被作者作了宣判。如果说这一切林道静尚能忍受的话，那么林道静无法忍受的则是余永泽对她走向精神觉醒和解放之路的阻拦。她不能容忍余永泽阻止她与卢嘉川的会见，尽管她内心已潜含了与卢嘉川的情感联系，但因卢嘉川的身份以及他对林道静精神上的引导，便使他们的接触具有了一种高尚的色彩，这里蕴含的道德方面的问题便被这一高尚遮蔽了。而且作者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为林、余的爱情的终结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这里，作品为林、余的分手找到了两个“有力”的支点:一是阶级上的理由，小说写到余家的佃农魏三伯向余永泽借钱，余只拿出一块钱，当林道静追上魏三伯送给他十元钱后，余永泽大发脾气，从而让林道静看清了余永泽的自私庸俗和“阶级”本质;二是林道静最不能容忍的是余永泽竟然不愿收留被敌特追捕的卢嘉川，从而导致卢嘉川的被捕，这显然是对“革命”的“伤害”。有了这两条“阶级”、“革命”的理由，不分手待如何?幸而，作者还写出了林道静离开余永泽时的几缕感伤的意绪，不至于让读者在文本的设置的语境中，陷入偏执或迷惘。

林道静和作者最喜欢的人物是卢嘉川，他虽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由于他已经置换了身份，因此他一开始就是作为林道静的精神导师出现的:

道静和卢嘉川两个人一直同坐在一个角落里谈着话。从短短的几个钟点的观察中，道静竟特别喜欢起她这个新朋友了。他诚恳、机敏、活泼热情。他对于国家大事的卓见更是道静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们坐在一块，他对她谈话一直都是自然而亲切。他问她的家庭情况，问她的出身经历，还问了一些她想不到的思想和见解。她呢，她忽然丢掉了过去的矜持和沉默。一下子，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尤其使她感觉惊异的是，他的每一句话或者每一句简单的解释，全给她的心灵开了一个窍门，全能使她对事情的真相了解得更清楚。于是她就不知疲倦地和他谈起来。［4］(P116)

卢嘉川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也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作者曾多次谈论过现实中的人物与人物形象的关系，在《青春之歌》初版后记中作者说:“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譬如书中篇幅不多的林红就真有其人。”［4］杨沫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谈到我所写的人物，大多数都有个比较熟悉的模特儿，然后再把我所熟悉、所了解的其他同类人的阶级特征、特点加在这个模特的身上。这就使得创造出来的这个人，比较真人更具备了普遍性。林道静的创作是这样;江华、白莉萍、许宁的创作也是这样。但也有不是这样做，而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这就是卢嘉川。他是我把多年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把充溢在胸中的对于他们的爱和敬，都集中概括在他的身上。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出来的，但我和许多读者的感觉一样，觉得对他很熟识，仿佛实有其人。”［5］

根据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认为，卢嘉川是典型化创作方法的产物，他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但也正是这一虚构的人物一步步把主人公引上精神解放之路的。它从一个侧面传达了作者的精神向往，并通过这一虚构的人物确证了精神解放的崇高和神圣。在同样年轻的卢嘉川面前，林道静如同一个单纯无知的小姑娘。实际上，林道静已经把卢嘉川当作自己的“精神拯救者”来对待了。在卢嘉川的映照下，余永泽作为知识分子的庸俗、不洁、卑微更突现出来而已。在这时她要逃出“娜拉式”的婚姻牢笼，甚至要求卢嘉川:“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我想我是能够革命的。要不，去东北义勇军也行。”［4］P135卢嘉川毕竟是成熟的革命者，他理解、鼓励林道静的同时，也批评了她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卢嘉川的启示下，林道静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了又一片广阔天地。此后她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经受考验、下乡参加斗争、参加学生运动等壮举，都与卢嘉川的直接引导无法分开。而林道静在情感上对卢嘉川的依恋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卢嘉川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情感想象，以致于她因听到卢嘉川牺牲而后来与江华结合时仍然无法忘怀卢嘉川的影子。在《青春之歌》中的续集《英华之歌》中，作者终于让“卢兄”奇迹般地复活了，而适应文本内在结构与精神指归的需要，让江华变得狭隘、嫉妒和专断，并为了弥补“右倾”错误让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作者重新设计了作品结局的理想模态。林道静踏上了精神解放之路，在这条路上她遇见了各种优秀的人物。这不仅是作为历史的胜利者确认历史的必然需要，在小说中也是对林道静的精神向往和追求进步确认的需要。与这些优秀人物的不断相逢，林道静的成长才成为可能。作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争取精神解放的寓言，也正是通过林道静的不断接受这些人物的启示、诱导、帮助完成的。

第三，从叙事向度上，《青春之歌》从初版到再版，不断把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最终完成了“红色文学”的宏大话语建构。作为寓言式的文学文本，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使林道静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殊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的自下而上与出路(真正的解放)。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3］(p148)。小说对林道静个人感情的描写是依据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象林道静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在当时走向革命进程中所必然会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描写的，而不是按照一个成熟了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写的。在小说初版本中，作者基本按照现实生活的规律表现人物性格，又按照人物性格的要求去表现人物的思想行为，从而使林道静这一形象成为上世纪30年代追求进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小说中，林道静走过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从反抗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要求个性解放，到投身革命运动中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普通的青年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种人生历程的转变体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历史重负下的艰难选择。

林道静虽然活动于感情戏中，但由于她的情感世界被植入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解放革命的崭新内容，因此，小说不仅像传统感情戏(如“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那样对读者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也使杨沫个人情感经历和体验升华为政治转喻，或有关政治集体记忆的一个注脚，从而达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谕”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更像一部披着革命叙事外衣的情爱纠葛的故事。或者说，是30年代“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也许正因为这样，小说的叙事方式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郭开认为，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表现来进行创作的”，与此相反，小说不仅“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思想斗争”。［6］与此同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却对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小说描写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是一部优秀的成功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7］“整个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8］肯定的意见在客观上起到了对《青春之歌》及其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使小说不至于被打入冷宫。今天看来，这场论争虽然本质上并无根本冲突，双方都是站在政治角度、阶级立场谈论作品中传达出的教育意义，但这也表明建国后在革命文学叙事的问题上，文学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在顽强地坚持自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独有的文学叙事，另一种意见则站在工农兵立场上，企图压制和排斥知识分子话语在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中的生存”。［9］

为了适应建国后的文化功利目标，杨沫决定对小说进行修改。从1959年9月开始，杨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青春之歌》修改完毕。修改工作主要是结合争论中提出的焦点问题进行的:为了突出卢嘉川英勇献身的革命者形象，作者设置了他带领北大学生去南京请愿，与国民党坚决斗争的情节;为了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修订后的《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工作的八章(第二部7——14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第二部34、38、43章);另外，作者还修改了其他一些地方，如戴愉的死、林道静的一些心理活动等。这样，小说由最初的1958年版本30万字扩充为修订版的40万字，于1960年出版，1961年再版。显然，从叙事角度看，修改只是手段，重构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是想重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林道静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结识余永泽，营建个人小家庭:在共产党人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引下，思想得以升华，成为共产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被置换为走向革命的故事。本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在晚清以来中国各种文学本文中已司空见惯，但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刻意结合，就成为证明革命历史选择正确性的一个合法的叙事规则。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林道静是如何由寻求个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要表明的某一种“真理”，一切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才有值得歌颂的真正的美丽的青春。这是一种主流话语的规范阐释。对此，作者杨沫也承认:想通过她——提高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4］这样，小说就从传统的侠义小说、言情小说、30年代“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建国后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经典代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它极大地凸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诉求，在不断的“提纯”和“过滤”的修改过程中重建了革命历史的叙事。

《青春之歌》文本中浮动的是知识分子的话语与表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指引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履历。与《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财主底儿女们》相比，虽然后者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展现，但后者的徘徊、痛楚、忧伤恰好证实了知识分子的犹疑、虚浮、卑微和不洁。对于一个踏上精神解放之路和充满神性向往的革命者来说，那是应该极力规避和彻底剔除的。“对普罗革命生活的真正表现，需要一代人等待和准备的时间，杨沫既是这一代‘革命儿女’的典型，她以半生的经历积淀起丰厚的生活储备，又恰是个具有一定艺术储备和个性思想的革命者，在1958年的时间起点上，疏离的独特状态、半生的人生经历、激越的气质和时代语境，这四者恰好在《青春之歌》当中形成了合流。”［10］(P50)这一段话从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了历史现场与文学现场的还原性分析，在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中钩沉出时代的记忆。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文本的地位。

［注释］

①林道静的形象原型是以作者杨沫为参照的，小说带有自叙传性质。而另一小说人物余永泽也有北大学者张中行的影子。可参阅张中行的《流年碎影》第224—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也可参阅杨沫儿子老鬼所著《母亲杨沫》9—2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三家巷》《苦斗》综述［J］．解放军文艺，1965，(2)．

［2］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戴锦华．再解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4］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5］杨沫．我为什么能够写出《青春之歌》［J］．北京文艺，1977，(8)．

［6］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2)．

［7］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N］．中国青年报，1959－05－10．

［8］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N］．中国青年报，1959－04－16．

［9］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4，(1)．

［10］任茹文．论《青春之歌》的创作心理［J］．文学评论，2007，(5)．

(责任编辑 闵军)

From Pink Memory to Red Classics——Triple Replacement in Youth Song

TIAN Cheng－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271021)

The Song of Youth by Yang Mo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triple displacements:discourse from a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 to a revolutionist;topics from love to politics;personalmemories to collective memories．This has shaped the red classic texts in the 50s and 60s in the 20thcentury．

Discourse displacement;politics topic;collectivememory;classic text

I207．42

A

1672－2590(2012)02－0074－06

2012－02－20

田承良(1958－)，男，山东宁阳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