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慧+何明星

【摘要】本文试从中外文版本、世界图书馆馆藏量、期刊学术提及率和海外读者接受度四个维度，考察《青春之歌》自1958年至2015年57年的海外传播历程，从而探索中国文学获得世界影响力的途径、轨迹。

【关键词】《青春之歌》；海外传播；影响力

【作者单位】李先慧，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站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坛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由于带有极其鲜明的革命历史主义精神，因此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念最为饱满、主流价值最为突出，但艺术风格显得较为单一的一个文学时代。在众多文学作品中，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是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较为平衡的一部作品，再加上同名电影的广泛传播，因此具有较大的世界影响力。本文试从中外文版本、世界图书馆馆藏量、期刊学术提及率和海外读者接受度四个维度，考察《青春之歌》自1958年至2015年近57年的海外传播历程，从而探索中国文学获得世界影响力的途径、轨迹。

一、《青春之歌》中文版本的传播现状

《青春之歌》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系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出版后，一面世便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58年9月5日，杨沫日记中这样写道：“《青春之歌》已出九十四万册了”，这仅是七八个月时间里的印数。根据笔者依据《全国新书目》能够找到的10个版本印数累计，《青春之歌》自1958年出版至2015年12月的57年间，累计印数已经超过1000万册。《青春之歌》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笔者依托OCLC和CiNii两个数据库进行数据统计，在中文版中，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青春之歌》的版本影响力最大，而外文版中，外文出版社1978年的英文版影响最大。

1.中文版本的海外馆藏量

根据OCLC数据库，笔者共检索到《青春之歌》中文版有10家出版社，其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海外馆藏量最多，而花山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均只有1个版本。各出版社不同版本及其馆藏量统计如下：

此外，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馆藏量均为3家图书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馆藏量为4家图书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馆藏量为1家图书馆。

根据表1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中文版馆藏量最大，自1958年开始共9次再版，每个版本均在世界图书馆出现。在9次再版中，1958年版和1961年版馆藏量最多。

2.中文版《青春之歌》在美国的收藏范围

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个版本的《青春之歌》海外馆藏量为40家图书馆（剔除重复的5家图书馆），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10个国家，尤以美国馆藏量最多，达27家。从美国27家图书馆分布来看，27家图书馆广泛分布在18个州及特区，占美国51个州及特区的三分之一以上，并集中分布于美国东北部高校汇聚的地区。从图书馆性质来看，40家图书馆中大学图书馆为32家，占到80%。这些数据表明《青春之歌》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欧美社会，主要是被用来进行学术研究，其读者群、传播受众主要以高校学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为主。

3.中文版《青春之歌》在日本的收藏范围

由于OCLC偏重欧美英语国家的图书馆，其数据无法准确反映《青春之歌》在亚洲地区的传播情况。笔者因此以CINII数据库作为补充，通过检索发现，《青春之歌》中文版在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版本的馆藏分布如表2。

从数据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青春之歌》馆藏量合计为57家，要比三联书店22家、作家出版社19家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4家多，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日本的影响比较大。这也表明了日本大学图书馆对于中国图书的遴选倾向，偏重大社、强社以及具有历史知名度的出版社。

4.《青春之歌》电影在海内外的影响

由于《青春之歌》的影响日益增大，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都要拍摄《青春之歌》这部影片，两个电影厂领导相持不下。在周扬、夏衍、陈荒煤等领导协调下，北京电影制片厂接手该片的拍摄任务。北京电影制片厂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邓拓和陈克寒等集体审查《青春之歌》，一致推举该片为新中国十年大庆的献礼片。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调看该片，而且亲切接见了厂长汪洋以及杨沫、崔嵬、陈怀皑、谢芳等主创人员。作为“大跃进的产儿”，《青春之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放映时造成了轰动效应。该片公映后，北京各家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上演该片。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肚子却排长队买票。《青春之歌》电影以21万元的成本获得纯利润36万元。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上映盛况，发表赞誉性评论文章。抗日流行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的放映，再次在全国流行。

同时，影片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5月至7月，《青春之歌》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和名古屋等地放映达36场，受到日本青年观众的热烈追捧。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一些日本青年人纷纷将林道静作为自己选择生活道路和未来事业的榜样。

二、《青春之歌》外文译本的海外传播现状

1.译本种类

自1958年至今，《青春之歌》被译为20多种语言，最早的日文译本（島田政雄、 三好一译）由至诚堂于1960年出版，到1965年印刷了12次，累计发行数量达20万册。1977年，日本青年出版社又再版了该版本。但笔者根据OCLC数据库共检索到迄今为止仍然在世界图书馆系统流通的译本仅有10种，除英语、日语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语、德语、韩语、僧伽罗语、世界语、泰语、泰米尔语和西班牙语等。具体如表3。

2.《青春之歌》英文译本

（1）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馆藏状况

通过检索OCLC数据库，《青春之歌》英译本共有以下7个版本，其中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馆藏量为160家，外文局1964年版馆藏量为50家，馆藏量最大，具体如下表4。

从世界范围的地域分布来看，英译本外文局1978年版和1964年版共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18个国家，其中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四个国家），尤其是美国馆藏量最为丰富。1978年版和1964年版《青春之歌》美国馆藏量占世界馆藏量比例分别为67%和80%。从图书馆类别上看，1978年版和1964年版馆藏大学图书馆比例分别为89%和92%。从外文局两个英译本的馆藏量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英译本馆藏量的大体面貌与中文版一致，都是美国馆藏量最为丰富，大学图书馆是馆藏重镇；同时，英译本在全世界的覆盖范围要远大于中文版本。

（2）英译本在美国的馆藏情况

笔者统计了《青春之歌》1964年英译本在美国各州的分布情况。1964年版在美国所馆藏的40家图书馆共分布在24个州及特区；1978年版的95家图书馆则分布在33个州及特区。笔者将两个版本共同馆藏的图书馆合并在一起再次统计，这两版的馆藏图书馆共分布在39个州及特区，几乎覆盖了全美国。这两版馆藏图书馆最多的依然是东北部地区和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这两个地区也是美国高校、学术机构主要集中的两个地区。可见，《青春之歌》英文版与中文版一样，主要是用于学术研究。

美国这些大学图书馆收藏《青春之歌》这部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反映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之作，主要是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之同时，一些公共图书馆也收藏了这部作品，这也再次表明《青春之歌》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图书馆界所具有的广泛知名度。

3.日文译本的馆藏情况

《青春之歌》日文译本是最早译成的外文本，译者为岛田政雄和三好一译。该译本共1、2、3册，由东京至诚堂在1960年出版。此后，1977年，东京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之歌（上）》，译者署名为岛田政雄、伊藤克（译）；1978年，东京青年出版社推出《青春之歌》（下），署名为岛田政雄、三好一（译）。

《青春之歌》日文译本的主要译者为岛田政雄，1912年生人，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日中友好协会顾问。他1954年任日中友好协会宣传部长；1961年曾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3年任日本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革命文学选》编辑委员；1966年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常任理事；1967年脱离日本共产党；1970年参加中国研究所的《新中国年鉴》编纂。他曾翻译过多部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白毛女》《西藏之行》《青年毛泽东》等图书。

笔者通过检索CINII数据库，共找到两个版本的在馆日文译本，分别为1960年至诚堂版本和1977年12月青年出版社版本。1960年至诚堂版本馆藏量为22家，青年出版社版本馆藏量为26家，馆藏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馆藏图书馆种类也是以大学或研究机构图书馆为主。日本《青春之歌》日译本也是以学术研究的用途为主，其主要读者群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友好人士。

三、《青春之歌》在世界学术研究中的提及率

《青春之歌》不仅在海外拥有众多馆藏量，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它也拥有很大的学术价值。笔者通过查阅JSTOR数据库，共找到16篇与之有关的论文和书评。上述16篇文章中，有8篇学术性论文，7篇书评以及1篇附录。其中8篇学术论文根据研究侧重点可以分为三类：即共产主义文学文化类、国际政治类和其他（以论文例证为主）；7篇书评根据所涉及著作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历史分析和文学四个视角。余下的一篇附录是剑桥出版社在1979年1月份的《中国文学》上做的“东亚图书”宣传广告。1978年出版的英文本《青春之歌》售价5.95美元。

学术论文和书评的作者，有夏济安、卫德明、白芝、Hung-Yok Ip、John H. Weakland、葛浩文、Paul Bady、陈晓梅、Chi Young Pak、D. W. Fokkema、柏右铭、陆敬思、Ranbir Vohra、邓腾克；专著作者包括Joe C. Huang、王斑、王玲诊（Lingzhen Wang）、夏志清、李欧梵和林培瑞等共20人。其中卫德明、白芝、葛浩文、陆敬思、Ranbir Vohra、邓腾克、林培瑞、柏右铭和Hung-Yok Ip为美国汉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D. W. Fokkema与Paul Bady为欧洲学者；夏济安、陈晓梅、Joe C. Huang、王斑、王玲诊（Lingzhen Wang）、夏志清和李欧梵则均是华人学者。由此可见，《青春之歌》的研究群体主要局限于汉学家和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其中尤以美国学者和华人学者最多。

其中，20世纪60年代的3篇论文便是1963年《中国季刊》刊发的夏济安、卫德明和白芝的三篇论文；20世纪70年代刊发的文章最多，依次为John H. Weakland 、Ranbir Vohra、Chi Young Pak、D. W. Fokkema、白芝、葛浩文和Back Matter七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仅Paul Bady一篇；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刊发的依次为陈晓梅、柏右铭、邓腾克、Hung-Yok Ip和陆敬思的5篇文章。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学术界对《青春之歌》的关注点经历了从了解共产主义和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国际态度，理解共产主义体系，到挖掘其历史分析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60年研究历史的变迁轨迹。

四、《青春之歌》英译本在海外的读者反馈

海外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笔者查询了Goodreads上的读者对英文版《青春之歌》（Song of Youth）的评价，共找到两本受到读者评价的英译本：其一是1978年4月中国书刊社出版的版本，评分为3.78，共9人打分，3人有文字评价；其二是剑桥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评分为4.8分，有5人打分，其中两人亦评价了中国书刊社版本。

根据统计，为Song of Youth进行评价的13位读者中有6位印度人，此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加拿大和美国的读者。而三条文字评价分别为：“这本书让我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学的世界。在我读5年级的时候，哥哥Kush把它送给了我。除了共产主义理论，这本书让我爱上了文学……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开始写诗歌、小说和文章。它将我带入文学的大门，因此在我心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我至少读了五遍，而且无论我之后读俄国或中国文学（译为尼泊尔语），都是因为受到它的影响。”“这是一部基于中国历史写成的小说……很棒的故事……必读书目之一……基于真实事件的振奋人心的故事……令人吃惊的事实……要注意一旦你开始读阅读这本书便想要一口气读完……所以在你开始之前要准备好时间。”“精彩地描写了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的青春热情。”

可参考的评价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来在海外普通读者的眼中，《青春之歌》的传播效果是积极的、正面的和向上的。《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是普通读者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扇窗口。

五、结论

本文从中外文版本海外馆藏量、学术提及率和大众读者评价四个角度考察了《青春之歌》在海外的传播与国际影响力。笔者首先依托OCLC和CINII数据库梳理了《青春之歌》中文版本和外文译本的世界图书馆馆藏量，从中可以看出中文版以人民出版社首版《青春之歌》的海外影响力最大，英译本则以外文局1964和1978年版影响力最大。从覆盖范围看，英译本在全世界覆盖范围较广，尤以美国馆藏最为丰富；从图书馆性质看，《青春之歌》所藏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远多于公共图书馆，说明它在国外的受众仍以学者和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为主。笔者依托JSTOR数据库查阅了西方国家学者对《青春之歌》的学术研究，通过分析所涉及的16篇论文及书评把握了西方学界对《青春之歌》的基本研究思路和研究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主要是通过研究《青春之歌》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国际态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女性主义视角。Goodreads上的评论则显示出印度读者对《青春之歌》的喜爱。总而言之，《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新中国极其具有时代特色的“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品，经过主动对外传播的努力，成功地进入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学术机构。其传播路径、影响范围以及欧美学术界对于这部作品研究态度的转变，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影响世界的一个典型代表。《青春之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其启发是深刻的。

《青春之歌》之所以称之为十七年文学经典，就在于其开放的艺术阐释空间，丰富而又深厚的历史意义。正如学者杨厚均所解读的一样，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都对革命历史抱有极大兴趣，这主要是出于新中国历史记忆重构的需要，而这种重构的历史就是革命历史。新的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与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重构的关键。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重构的最终指向是对新中国现实的认同。因此，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现在性”的组织。十七年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的任务就是通过对“革命”的想象，将“革命”意识深深地嵌入每一个国家成员的思想深处，从而更为牢固地将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以实现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十七年文学作品十分重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在民族国家想象中，英雄常常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集中体现者，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格化形象。英雄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秩序。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经典，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民族国家想象的方式来表明其立场的。它在如何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本体意识，展示国家的崭新形象，以及实现对国家的整体认同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