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241002）

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陈云早年即参加革命，亲历了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由胜利到失败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全部过程。对于党内存在的两条不同的中国革命探索道路及其所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即教条主义路线导致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和实事求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局部胜利，陈云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正是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实践对比中，陈云认识到，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路线。早在1934年，他在主持白区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一般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的各种决议，但是“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1]（P29）“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1]（P32）尤其是在经过五次反“围剿”由胜利到失败的对比以及长征过程中亲历由于错误路线而导致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严酷事实，使得陈云更加进一步认识到教条主义路线的危害，认识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促使他在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及其斗争策略的正确性。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支持了毛泽东正确主张，同教条主义路线作了坚决斗争，并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宣传。会后不久，他受中央派遣只身返回上海恢复上海党组织，并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指出“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1]（P34）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陈云还写下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为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到了重要的、关键作用。陈云在亲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必须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道路。

1937年11月，陈云在出色完成接应红军西路军的任务后回到延安，并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组部部长。这时，国内抗战已经全面展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如何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一时期，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通过系统学习，他迅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方法，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教条”，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P143）通过系统学习，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他后来曾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2]（P371）“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3]（P330）

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认识和比较，基于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陈云成为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当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后，他积极响应并致力于推进这一伟大事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创造过程。从思想认识到实践层面全面展开,首先必然是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品德和能力培养的问题。基于这个深刻认识和革命要求,陈云于1937年5月发表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如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加强学习的问题。陈云把“学习”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六项标准”之一。他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革命环境和革命运动“万分复杂，变化多端”，共产党只有掌握了革命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1]（P142）历史也证明，“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 ”[1]（P142）

那么，共产党人应该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呢？陈云认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1]（P143）针对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有人因害怕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不敢读书的现象，陈云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反对教条主义，但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恰恰相反，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克服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法宝。过去一些同志之所以上了教条主义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其根本原因是“马列主义不够”、“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1]（P261）因此，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否则，就会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正是认识到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陈云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知识。他研读了哲学、经济学著作，而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著作更是他学习的重点。此外，他还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俄国革命史、工会运动、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策略等党的基本理论。通过学习，陈云加深了对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认识。陈云不仅带头努力学习，还督促身边的同志学习，他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集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活动坚持了5年，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在学习方法上，陈云强调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要用掌握了的“马列主义原理和思想方法”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1]（P189）“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1]（P216）

其次，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把握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统一的创造过程。离开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就是无的放矢。毛泽东曾经也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P633）因此，能否顺利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关键就在于多大程度上认识和把握了中国国情。陈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出发，“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1]（P143）

延安时期，陈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1]（P133）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要以民族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1]（P146）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要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发动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并同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抗战（革命）就不能胜利。而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坚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因而，党的组织（支部）“应该依据当地的具体环境和群众的需要，去选择适当的群众组织的形式”，[1]（P149）以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并把他们始终团结或吸收到党的领导下来。据此，从1939年 9月至 12月，陈云在广泛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等三篇重要文章来阐述为什么要加强和开展群众运动的道理。这三篇文章也是我们党指导各解放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时事政治的科学认识和判断，陈云在延安期间无论是在党的建设还是在财经管理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第三，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创造过程。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做到实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就会遭遇挫折甚至是失败。这一点已经在过去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陈云始终支持和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根据自己对这一思想路线的认识，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论原则。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边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他的意思是说，上边的话还是要听的，文件和书也是要读的，但不要唯它是从，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方式，才是最靠得住的。而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尽管这三句话直到1990年才被陈云完整概括出来，但在延安时期，陈云的这种思想早就表现出来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呢？陈云强调，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上级指示也好，都必须跟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陈云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好好学习，“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但同时要注意克服本本主义，因为，“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1]（P251）上级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只是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但同时不能只做“电话机”，因为，“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其次，“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1]（P220）陈云认为，过去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遭遇到挫折，关键是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切妄图“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其结果必然是主客观的分离，因此，要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必须彻底地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做到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的统一。

三、延安时期陈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首先，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虽然全党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与研究高潮,开展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与研究活动,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仍未得到根除，其主要代表仍然身居领导地位，在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党的高层领导对于历史问题和现实政策在认识上还存有分歧，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还存在着模糊认识,尤其是对长期统治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还缺乏深刻的反思；此外，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不正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倾向，等等。如果不及时清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影响，必然会极大地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针对这些现象,陈云不仅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与研究,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积极从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左”的或右的教条主义错误。

其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通过对中国革命正反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陈云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是正确的。从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复出到莫斯科宣传毛泽东革命道路，再到延安全面协助毛泽东开展组织工作，陈云始终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1941年9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在1942年元旦新年团拜会上，陈云再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延安时期，尽管陈云没有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那样从理论上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但是他始终坚持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为自己的工作指导，并在工作中正确阐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对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认识,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许多观点。陈云以实际行动和工作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

[1]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