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中明，路 鹏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至大四年（1311）生于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位于今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少时便天资聪颖，敏悟通达，所读诸书皆能得其要旨。元至顺四年（1333），刘基中进士，是年二十三岁，《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记其为“乡试江浙第十四名，会试第二十六名”，并被“授瑞州路高安县丞”[1]。三年后，刘基赶赴江西，出任高安县丞，开启仕宦生涯。然其仕途并非径情直遂，自元至元二年（1336）初涉官场，到明洪武八年（1375）病笃返乡，刘基曾为仕途受挫等原因，数次隐居山林或市井。观其一生，可谓在宦海中六起六落。

关于刘基的隐居经历，学者历来讨论较少，为数不多的论述亦仅侧重其“青田隐居”这一时期，如蔡堂根、苗民等学者，都有围绕刘基此时期隐居的探讨，仍缺乏对刘基平生数次隐居的整体性研究。又因不同史料对相同事件的叙述多有抵牾，由此造成不同学者对刘基隐居经历的见解存在差异。故此，有必要结合史实及刘基的文学作品，梳理其一生的隐居经历，考证其每次隐居的时间及原因，把握刘基文学思想、政治态度、处事思维的变迁痕迹。

一、投劾隐居

（一）辞官原因

刘基首次隐居，当在辟为江西行省掾史之后。至元二年始，刘基任瑞州高安县丞，为政期间廉洁奉公，慈爱百姓，曾言：“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人有恒言，视民如儿”[2]167-168。因此在当地颇受赞誉。然元末社会黑暗、官僚腐败，刘基终因谠直无私得罪蒙古权贵，被免去县丞之职，幸而其名闻于江西行省大臣，方辟为掾史，稍解危岌，但后又因事于至元六年（1340）自投劾状，弃官隐居，即《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后文简称《行状》）所言：“后与幕官议事不和，遂投劾去。隐居力学，至是而道益明。”[3]207

时年刘基三十岁，正值意气风发之龄，然初涉官场便经波折，令其锐气稍挫，逐渐认清官场的阴暗面，亲身体验到吏治腐败之深，清官为政之艰。刘基在《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中曾提及辞官之事：“士能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夫士能与予同以职官充簿书役，又同以事辞，其出处甚类”[2]90。钱士能是刘基同僚兼好友，生平信息已难考证，刘基言其因“与幕官论事不合”而离去，称自己与士能“同以事辞”，但并未详说自己因何事而辞职。《行状》将刘基辞职原因亦归于“与幕官议事不和”，或是据刘基忠心为公，却在官场屡次碰壁，故结合该序中的忧愁苦闷之意所作的推断之语。刘基与钱士能相交笃厚，见士能因事拂衣去，刘基不免想到自己仕途亦波折坎坷，心生忧怨，故方有“以朽钝辞归”这种郁闷不快之言。此即是刘基首次隐居的原因。

需要明确的是，此时的刘基仍向往建功立业、高官显爵。面对士能升迁建昌知州，刘基感叹：“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何县绝耶！”[2]90言语中不乏对钱士能的歆羡，透露出摆脱沉沦下僚现状的愿望，故刘基这时虽已认识到元廷的黑暗，然仍未失去对国家的信心，还保有报效元廷的志气。

（二）流寓桐庐

刘基的首次隐居是同游学相结合的，时长近八年，期间大致又包含两段隐居与三年左右的游学经历。至正元年（1341）到至正三年（1343），刘基曾隐居于桐庐翙岗，并设馆教学。《桐庐县志》记述本地相关历代名人时，曾提到刘基，言其：“元末，流寓桐庐数年，设馆于翙岗华林寺，与李近山、李宁之及徐舫等交游，写有《虎镇山记》等诗文。”[4]298

1.时间始末

黄水晶曾就刘基隐居桐庐的时间，考证为至正二年（1342）到至正五年（1345）[5]。关于这个时间，仍有讨论之处。刘基至正六年（1346）曾北上干谒，回乡后于至正八年（1348）赴杭出任儒学副提举，此期间需等待任命并为迁家寓杭做准备，无转而隐居桐庐之理。此外，刘基赴杭任职前曾有三年江东游学经历，时间当在至正四年（1344）到至正六年间，其《送葛元哲归江西》有：“投壶命觞尽文友，此乐百年何日又！一朝复一朝，三岁如过电。”[2]289北上亦属其游学期间所为，且在北上前，刘基已“在江东游历了两年多”[6]80，故从时间上看，刘基应在至正四年前后就已离开桐庐。据此，虽无法确定刘基隐居桐庐的具体时长，但仍可推测其主要隐居经历大概在至正元年到至正三年间。

2.交游创作

刘基隐居桐庐时，与当地士人交往密切，《桐庐县志》记当地“与青田刘基倡和的有徐舫、李文”[4]620。隐居期间，刘基留下不少有关桐庐的作品，能够反映其行迹，如《九日舟行至桐庐》中有：“溯湍怀谢公，临濑思严子。”[2]339记刘基曾在重阳节登临桐庐山水，缅怀此地两位先贤——严光、谢翱，并抒发“落帽非我达，虚垒非我耻”[2]339的心声。“落帽”为重九登高的典故，主人公是东晋名士孟嘉；“虚垒”中的“垒”应为“罍”之讹误，指酒杯，陶渊明《九日闲居》中有“尘爵耻虚罍”[7]，亦为重九时所作。刘基在此借典故表示自己不以登高为达，即使现在好似“空酒杯”一样不被任用亦不以为耻，暗指自己不会因官场受挫而一蹶不振，并用“澄心以逍遥，坻流任行止”一句[2]339，表现出超脱现实、旷达洒脱的精神境界。此外，严光、谢翱皆曾以隐居应对昏暗的现实，这或与刘基心声暗合，成为刘基此时崇敬二人的原因之一。

然周松芳结合《自衢州至兰溪》等诗，认为此诗作于刘基北上干谒的回程中[8]。若如周所说，刘基干谒成功，则此诗应属欢快格调，但诗中展现的不流于世俗及逍遥的人生态度，并不符求官回程的轻快心态。故笔者大胆推测，该诗作于刘基隐居桐庐期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刘基另有《夜泊桐江驿》一诗，中有：“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2]515“云台”为汉宫中一高台之名，在此指代汉光武帝，言若无光武帝刘秀赏识，严光亦仅似没有用处的一丝清风，认为隐士情操固然高洁，但若不遇明君、不受赏识，亦将失去自身价值，故即使选择隐居，亦需待时而动，以实现自身远大抱负。观此诗情感倾向，恰符刘基干谒成功后满怀壮志欲再度出仕之心态，故相较《九日舟行至桐庐》，此诗更像是其回程途中再经桐庐所作。

（三）闭藏有待

1.丹徒隐居

离开桐庐后，刘基游学江东约三年。郝兆矩、张祥斌认为刘基的游学于至正四年春始，并将其游学路线总结为“一路北行，大概是按照杭州、湖州、嘉兴、姑苏、丹徒一路抵达金陵的”[6]74。考究相关文献，刘基曾在丹徒短暂隐居过，《光绪丹徒县志》卷七“宫室”记：“元蛟溪书屋，在巨邨欧阳氏之西，元末刘基初隐此，后归青田应聘。”[9]盖元末丹徒有富绅欧阳氏，其村中有居室名为蛟溪书屋，是为刘基隐居时住处。蛟溪书屋兴许也正因刘基于此隐居过，方留名后世。刘基本人亦有《蛟溪诗》，或正作于隐居丹徒之时。刘基于该诗中暗示自己怀抱远大志向，只因时局动荡，仍需静待良机，并以“闭藏当有待，保养慎无失”[2]341，表露自己的心迹，再次表示隐居是为韬光养晦，以便来日实现人生理想。

至于刘基隐居丹徒的时间，则需结合江东各处的地理位置来讨论。在刘基北行的游学路线中，杭州居南，丹徒居北，故刘基到达丹徒的时间应在离开杭州后。《句曲外史集》附录有《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题刘伯温撰，中有：“至正乙酉，基以提举儒学备员江浙。”[10]至正乙酉即至正五年。周松芳对此解释为“刘基此时已到了儒学提举司做事（或入幕）”[8]，故刘基至正五年应在杭州停留过，并曾入幕儒学提举司，只是未任实职。据此，刘基当是在离开杭州，即至正五年或其后方到丹徒，并于至正六年北上干谒前离开丹徒，而刘基干谒成功回乡等待任命的经历，亦恰与《光绪丹徒县志》所言“后归青田应聘”相吻合。故刘基丹徒隐居的时间，盖处至正五年到至正六年左右，时长不足一年。

2.北上干谒

隐居游学期间，刘基曾去往京都干谒，周松芳对其干谒事迹有过详细考论[8]。至正六年，刘基曾作《丙戌岁将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一诗，中有：“那堪远游子，复送欲归人。”“论文应有日，话别莫悲辛”[11]。表明刘基该时仍处远游状态，尚未正式再入官场。诗中字里行间话别友人，情感真挚，同时含有对生活怀揣希望的信念，能够体现出刘基积极的人生观。这也反映刘基虽曾受挫官场，屡屡碰壁，但仍旧怀有儒家入世的心态，故方北上干谒。

大概一年多后，即至正八年，刘基移居杭州，正式出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此或是其北上干谒之成果。《元史》卷九十一释“儒学提举司”时称，该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12]1535。其中设副提举一员，即刘基所任之职。这代表着刘基近八年的隐居游学至此结束。此次隐居游学期间，刘基韬光养晦、相时而动，为再次出仕做着准备。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刘基力求保持高洁的品格，想要展现出超脱的人生态度，虽已认识到元廷的腐朽，但仍未放弃出仕元廷、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故可说刘基此次隐居游学，仍是为其政治理想而服务的。

二、寓居绍兴

（一）寓居之因

再入官场，刘基仕途仍旧坎坷崎岖，曾于至正十一年（1351）“以疾谢事”[2]90，又于至正十二年（1352），出任浙东元帅府都事，赶赴台州抵御方国珍，但任职时间仍旧不长，至正十四年（1354）便移居绍兴。

《行状》曾记刘基对方国珍持“建议招捕”的态度，乃至“是兄弟者宜捕而斩之”[3]207，与朝廷招安政策相悖，故被羁管于绍兴；《明史》对此亦持“羁管”之说。然刘基曾自述前往绍兴是为躲避盗贼，而非是被“羁管”。如刘基《王原章诗集序》所言：“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辟地之会稽，始得尽观原章所为诗。”[2]81至正甲午即至正十四年，辟地即避地，意指躲避灾祸。刘基在此明确表示，自己是因盗贼之故而移居绍兴。再刘基《牡丹会诗序》中亦有“甲午之春，予避地会稽”一语[2]77，证实刘基至迟于至正十四年春到达绍兴。又如刘基《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宝林教寺。……予以今年春始来越，是时浙东六郡皆警于盗，惟越无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2]137再次描述了移居绍兴的原因。故刘基并未遭受羁管绍兴之事，其去往绍兴实为避祸。

然刘基此前正于浙东参与军机，抵御盗贼应是分内之事，似无道理避地绍兴。对此合理的解释便是刘基在去往绍兴前便已离职，而离职原因仍与方国珍有关。刘基在《送顺师住持瑞岩寺序》中说：“辛卯之岁，盗贼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东，……又明年，方氏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2]90-91“措”字有“弃置”之意，故结合刘基自述与《行状》所言来看，刘基本人盖属“以兵事进者”之列，因不再被任用而离职，且辛卯岁为至正十一年，“又明年”则为至正十三年（1353），从离职时间上看，亦与学界历来认定的刘基于至正十三年十月被革职大致相符。故推测刘基确因方国珍而离职，但离职后并未受到羁管，离职次年去往绍兴亦实为避盗。至于为何后人记述常与刘基自述抵牾，杨讷曾用“制造悲情”来解释相关问题[3]21，然而杨讷并未详释何为“悲情”。笔者以为这种后人制造的“悲情”，是通过美化刘基的道德品格，营造刘基命途多舛的形象，以使人们在心灵层面增加对刘基的认同感与敬仰之情。

（二）流连山水

寓居绍兴期间，刘基游山戏水，广泛交游，流连于会稽秀丽的自然风光中，身心得到了久违的放松与安宁，并写下许多文辞优美的游记，如《游云门记》《出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自灵峰适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松风阁记》等等，言语中毫不掩饰对会稽山水的喜爱与盛赞，如《游云门记》有：“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2]104但刘基并非单纯观赏美景，而是在其中蕴有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他在赞美会稽山水之后，领悟道：“虽然，岭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于人，取其长，不求其全。”[2]104认识到对于人的个体，要恰当发挥其优点，不可苛求其尽善尽美。

（三）“隐”“仕”之思

刘基此时对隐居的态度同样可在其游记中得见。刘基在《白云山舍记》中极力称许云的高洁，并将“士之达而用于世者”“士之隐而不用于世者”[2]111分别对应“云之所发”与“云之所潜”的两种形态，可见这时的刘基认为“隐”与“仕”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可比作品行高洁的云。同时，刘基在《白云山舍记》中称赞白云僧舍的主人说：“上人方外之士，无役世之志，则惟澹而不华，素而不杂者，可以适吾情也。”[2]112表明刘基对远离尘世喧嚣的隐士是持肯定态度的，符合其处世的价值观。

刘基此时对待为官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又有对官场黑暗的厌恶。寓居绍兴使刘基短暂脱离了官场羁绊，不受诸多琐事烦心，加之绍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秀丽的自然风光及广泛的交游，使刘基心境恬适安宁，有足够多的情怀与精力畅游山水，并写下诸多描绘美景、饱含情感的篇章。虽说此次隐居是为避盗，属不得已而为之，但从实际意义上也为刘基带来许多欢乐，可说是他最优适的一次隐居。但社会的动荡并不允许刘基继续这种生活，至正十六年（1356），刘基复为行省都事，后为枢密院经历，与行院判石抹宜孙等守处州。尽管刘基对元廷的失望日渐加深，但在寓居绍兴期间，他的政治思想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曾彻底放弃出仕元廷的念头，忧心国家与人民的情感不减半分，“隐”的快乐也并未压过对“仕”的追求，因此刘基很快便离开绍兴再度赴任。临别时，刘基作《丙申二月别绍兴诸公》，深情诉说对绍兴及友朋的不舍，全诗感伤至极，最后一句“伫立向穹苍，一叹双鬓白”[2]368，叹尽了诸多离别愁情。从全诗感情上看，刘基并没有重返官场的喜悦，或许他已对元廷不抱期望，此番出仕更多是为浙东父老。离开绍兴后，刘基也便结束了为期两年的隐居生活。

三、愤而辞官

（一）辞官时间

据《行状》所说，刘基复职后不久，“经略使李谷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录于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判”[3]208。由此，刘基满怀愤慨，辞官而去，返回青田老家，携自募兵勇隐居山中，著《郁离子》。此为刘基第三次隐居之始，即学者熟知的青田隐居。

《行状》依时间叙事，将朱元璋攻取金华叙于此事之后，故学者历来将刘基青田隐居的时间定于至正十八年（1358）。但近年时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如杨讷在《刘基事迹考》中认为，“刘基弃官决不可能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元璋取金华之前”[3]62。杨讷有此结论，主要是根据《元史》卷四五《顺帝纪》、贡师泰《云庄楚记》等文献，判断李谷凤只是于至正十八年受命经略江南，实际抵达处州的时间则是在第二年，故刘基弃官按理言之应不早于至正十九年（1359）。另外，《元史》记载：“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兰溪，……明年，大明兵入处州，宜孙将数十骑走福建境上。”[12]2881可知石抹宜孙于至正十九年兵败处州，后为乱军杀害。而刘基其时仍处石抹宜孙帐下，故杨讷认定刘基弃官时间在至正十九年春夏间，接近石抹宜孙败弃处州之时[3]64。蔡堂根对此亦有细致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与杨讷大致相符。

综上，刘基此次辞官隐居应在至正十九年，《行状》所传达出刘基辞官的时间并不准确，似有意歪曲事实。杨讷认为“《行状》作者要掩盖刘基曾经参加抗御朱军的事实”[3]63。的确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行状》作者黄伯生受刘基后人之托完成此文，为避免当朝者对刘基及其后人产生反感，兴许会刻意规避某些事实。

（二）辞官原因

近年，有学者对刘基辞官的原因提出了新看法，如杨讷认为刘基辞官的主要原因是受形势所迫。当时元代对全国的统治濒临崩溃，各方势力不断壮大，割据一方，朝廷在军事上已无力镇压所有起义军队，这从对张士诚、方国珍采取招抚而非镇压的政策便可看出一斑。单论当时的处州军备，亦难同朱元璋方相抗衡，因此不少人皆认为大厦将倾。杨讷正是从此角度判定，刘基辞官也许受李凤谷置其军功不录的影响，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刘基离去应与军事形势紧迫有直接关系。其实，综合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刘基辞官应同时含有《行状》及杨讷二方所述原因。正因形势所迫，加之官场受阻，心灰意冷，刘基才产生“不为其所不可为”之感[13]4，故愤而辞官。

（三）创作《郁离子》

刘基第三次隐居的时间并不长，仅一年左右。在这期间，刘基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并创作了能够代表其哲学思想的《郁离子》。《行状》及《碑铭》都曾记载有人劝刘基趁势建立自己的霸业，但刘基认为如此便与方国珍、张士诚辈无二，于是果断拒绝了。同时，刘基开始思考起义军产生的原因，重新认识元廷的黑暗腐朽，在思想上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吴从善《郁离子序》阐释“郁离”之意时说：“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13]224可说是从创作初衷的角度，准确领会了刘基的思想。徐一夔《郁离子序》对此同样有所阐发：“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13]221亦能证明刘基在隐居期间所作此书，是在传达其向往文明之治，并愿为此竭尽心力的宏愿。

《郁离子》一书多用寓言以刺时事，针砭时弊，洞中肯綮，能够呈现出刘基第三次隐居期间的思想动态。如《忧时》中，刘基借次且之口云：“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13]4表达对元代朝廷的失望，及其忠于元朝思想的转变。这种思想倾向为刘基决定辅佐朱元璋起了一定作用。又如《官舟》中，刘基借瓠里子之口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13]53谴责元廷对百姓的残暴统治与无情压榨，控诉其未能体察民情，抚恤百姓。此亦表现出刘基在隐居期间对元代统治行将腐朽的反思，并且这时的刘基已初步得到答案，即不以人民为本，剥削百姓，鱼食人民，定然会走向没落与灭亡。再如《德量》中，刘基以海、江河、溪浍等地理概念，分别比喻天子、公卿、庶官等角色之德量，并言：“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13]92已经开始考虑到在当今天下，具备何种德量之人能够使天下归心。这是其思想上的进步，表现出由对元朝的彻底失望，到反思元朝没落、起义军风起之因，再到期待具备天子德量之主的展望，此可谓刘基第三次隐居期间思想发展的脉络。

隐居约一年后，至正二十年（1360），刘基受朱元璋征召，在孙炎邀请下前往金陵，佐命帝业。《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记载：“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14]3778《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亦记载朱元璋“遣使征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15]，欲得此四人辅佐自己。刘基起初并未直接投靠朱元璋集团，而是犹豫再三，在建功立业的心态及“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下，方于至正二十年三月，同宋濂、章溢、叶琛同赴金陵，并献时务十八策，深受朱元璋重视。自此，刘基结束第三次隐居，为朱元璋建言献策，并辅佐其建立了明朝。

四、致仕归里

（一）官场诡谲，避祸归隐

朱元璋即帝位后，于明洪武元年（1368）曾赴汴梁，留刘基与李善长居守。刘基主张严刑峻制，认为宋、元失去天下之因与宽纵有关，故宜肃纪纲。因此刘基仍旧贯彻其从政风格，谠直奉公，严格执法，为此不惜忤怒李善长。《行状》记：“公案劾中书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当死。丞相李善长素爱彬，乃请缓其事。公不听，遣官贲奏诣行在。上从公议，处彬死刑。公承旨，即斩之，由是与李公大忤。”[3]213刘基因秉公办理处死李彬，同李善长关系破裂，这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李善长在朱元璋回京后状诉刘基，其他与刘基有怨隙的人亦进谗言，落井下石，即《刘基传》中所记：“帝归，愬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14]3780当此局面，刘基再次萌发退隐之心，于是向朱元璋表明求退之意。朱元璋便命刘基返回乡里，不过后因定西失利，朱元璋又将刘基召回，“手诏叙基勋伐”[14]3780，并对刘基赏赐甚多，追赠刘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想要再进刘基爵位时，则被刘基婉言谢绝。经此一事，刘基归隐之心渐盛，再无贪恋权势、爵位之意，而是欲急流勇退，以避祸端。

入明后，刘基再次真正归隐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其时刘基六十一岁。《行状》记刘基：“四年正月，赐归老乡里。”[3]214刘基此次隐居同样与官场排挤、政治受挫有关，其根本原因是朱元璋日渐专恣，胡惟庸把持朝政[16]。刘基抑郁惆怅，更求隐居养晦，亦有打消朱元璋的猜忌，避祸求安之意。于是隐居山林，终日饮酒奕棋，不提往日功劳，闭门谢客。《刘基传》记当时有青田县令匿名来访，透露身份后，刘基“惊起称民”[14]3781。可见刘基韬光内敛、谨慎小心之态。此便是刘基第四次隐居。然即便刘基低调至此，仍为胡惟庸、吴云沐所谗陷。

（二）遭谗受陷，终逝青田

刘基曾建言在瓯、括间名为淡洋之地，设立巡检司加强此地管控，只因此处偏僻险峻，盐盗猖獗。洪武六年（1373），有茗洋之地逃军反叛，刘基遂令长子刘琏上报此事。胡惟庸等人借此发挥，构陷刘基当初设巡检之因，乃是淡洋有王气，而刘基妄图占以为墓。刘基由此被朱元璋除去俸禄，惊惧之下入京谢罪，不敢擅自离京还乡。刘基致仕归里，隐居山林的生活被迫终止。

居京期间，刘基知胡惟庸继任丞相，忧愤交加，旧疾复发且日渐严重，故于洪武八年（1375）由朱元璋遣使护送，返回青田。归乡一月后，刘基病逝，时年六十五岁。《刘基传》记载：“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14]3781称刘基之死是胡惟庸下毒所致。然此虽为正史记载，却难以让人信服。刘基当时已年过花甲，且无实权，而胡惟庸贵为丞相，大权在握，即使与刘基前有仇隙，亦应无冒险给刘基下毒之理，故刘基或许是因病去世，之所以将死因归罪于胡惟庸，则或与朱元璋欲加重胡惟庸之罪有关。关于刘基的死因，学界仍有多种声音，至今尚无定论。直至生命最后，刘基仍处政治漩涡中，对比其隐居求全之心，令人悲慨不已。

刘基在《贾性之市隐斋记》中曾明确表达过其对隐居的态度：“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则仕，不遇则隐；仕与隐虽两途，而岂二其志哉？”[2]123此中包含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能够见出刘基心目中的“隐”，是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之一，而非消极避世的无奈举措。通过考证刘基的数次隐居，无论是少为人知的桐庐与丹溪隐居，颇受争议的寓居绍兴，还是其著名的青田隐居，都能见出刘基“仕隐并重”的思想。故前三次隐居既是刘基韬光养晦、避祸求安的无奈举措，亦是他等待时机、相时而动的智慧抉择。然宦海沉浮数十年，参透世事后，刘基终究还是致仕归隐，只求明哲保身，这又是复杂时局下远离官场的必然选择。

刘基晚年隐居保身的愿望并未实现，究其原因，既与其为官时刚正不阿多立政敌有关，如前文提到的刘基曾因李彬事触怒李善长；亦与洪武年间朱元璋严重的疑忌心理有关，如孙熙鼎在《刘伯温年谱》序文中就曾言：“明祖于先生虽甚倚畀，终未全泯其猜忌之心也。”[17]且洪武时政局动荡，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明史》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坐胡惟庸党下狱。潭王梓自焚死。……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14]47。处于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中，身受君主猜忌，且另有昔日政敌伺机陷害，刘基自然难遂心愿。刘基晚年隐居失败的事例，也反映出在那个君臣权力关系发生变革的时期，臣子既入政治漩涡，便难以脱身而出，往往成为帝王加强君权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