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斌 周永涛

(1.四川美术学院 外语系，重庆 400050;2.遵义师范学院 外语系，贵州 遵义 563000)

1.引言

提到邵洵美，知晓的人并不多。鲁迅《拿来主义》中所鄙视的富家公子形象、复杂的社交圈子和拥有异国情人的非正常的私生活使他一直都被排除在“正面人物”之列。邵洵美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翻译等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他不但是20世纪最受忽略的诗人，更是最受忽略的翻译家。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不讨论他，偶有提到的，也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他不但是一个成就卓著的诗人、出版家、文学家、集邮家，也是一位不应被忽略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虽然不能与鲁迅、徐志摩、沈从文、胡适、朱生豪等新时期的一流大家相提并论，但也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他的翻译思想进行应有的探讨和研究。遗憾的是，无论是20世纪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还是本世纪海岸编选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都没有提及邵洵美。最为遗憾的是，笔者在CNKI检索关于邵洵美的文章，竟没有一篇讨论到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邵洵美集中谈翻译的文章不多，除《谈翻译》一篇以外，主要是他为自己翻译的作品所写的序言，还有就是散见于其他文章之中的翻译观点。诚然，他的理论有不成熟和幼稚的地方，但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许多地方道他人所未道，不应该被埋没。他的翻译实践，也是异常丰富的，除去拜伦的《青铜时代》、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之外，他还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泰戈尔的《两姐妹》等，并且早在他二十二三岁时就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瑟亚词侣诗画集》和译文集《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

他应该算是成就斐然的翻译家，译文质量无疑是极高的。尤其以诗人译诗，更是驾轻就熟，成为一绝，正如赵毅衡(2007:80)所述:“雪莱的几部长诗，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麦布女王》等，难读，更难译，邵的语言天赋、剑桥学养，这才穷而后工，译笔华美而熨贴，才气纵横，与当时在天津落魄而专事翻译的诗人查良铮并世无二，‘南邵北查’。笔者少年时最喜欢这二人的译文，后来读原文，反而没有感到那种美的战栗。”著名翻译家方平(2010:58)也说:“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非常难的，其中的想像力非常丰富，一般人不可能翻译的。邵洵美的翻译功力我是很佩服的，他的翻译的确很好，很有才气!”然而本文不讨论他的具体译文，而是从宏观上初步简单分析归纳他的翻译思想。

2.关于翻译的标准与原则

谈翻译，免不了严复的“信、达、雅”以及“直译”、“意译”和“硬译”等翻译标准和原则的争论。任何从事翻译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一个动笔翻译的人可以没有系统周密的理论，却不可以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则。”(许钧等，2001:109)邵洵美也不例外，他虽然反对泾渭分明的一些翻译原则，但拥有自己的实践主张。在《谈翻译》一文中，邵洵美明确反对关于“直译”、“意译”及“硬译”的争论，他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见解:“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所以第一个条件应当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的修养;同时对于译文的文字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陈子善，2006:130)这段话完全可以看作他对翻译的主张，虽近似老生常谈，也必定出自他的真切见解，且道出了翻译的本质;他对“彻底”与“充分”的强调是非常准确的。接下来他又说:“知道了原作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的正确解释，力量与神韵;同时又知道了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时，什么‘意译’、‘直译’、‘硬译’等问题便根本不值得讨论了。”(陈子善，2006:130)他在此处完全消解了“直译”、“意译”等翻译理论探讨，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又不免显出幼稚来。但当时的翻译理论欠发达，未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况且邵氏又是一个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说出这番话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苛求。

3.关于翻译态度

邵洵美关于翻译态度的论述，笔者以为极为精当，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仍是在《谈翻译》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我觉得翻译的态度是一个须要先决的问题。我总把翻译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的或为己的，一种是客观的或为人的。前者大半是以一己的眼光为标准，他所选择的材料，他所运用的技巧，都以能满足一己的兴趣为目的……他们是觉得原作太和自己的性格相像，正像是自己用了那一种文字写出来的作品一样，神韵是互相吻合的:所以当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使它重生在另一种文字里，他们非特对原作及原著人负责，他们更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简直是在创作。”(陈子善，2006:131)这种翻译态度，其实就是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并且只翻译某一作家的作品或某一类作品。这个作家的风格和气质与自己极为相似，仿佛就是自己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的创作。译者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金钱，甚至不是为了出版，他就是因为热爱而翻译，这就是邵洵美所谓的“主观的或为己的”，此种态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波德莱尔之翻译爱伦·坡，朱生豪之翻译莎士比亚，穷其一生只翻译他的作品，他们心心相通，精神气质是如此接近，以至于译作甚至被认为优于原作。本着这种态度翻译的作品，质量往往很高，邵洵美给出的例子是“费芝吉勒的翻译《鲁拜集》，却勃门的翻译《神曲》，乔治·摩亚的翻译《达夫尼与克罗衣》。”(陈子善，2006:131)。事实上，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对翻译的态度都深有感触。郭沫若在“诗人译诗”时强调:“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便如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陈福康，2000:261)。正因为诗人的积极态度和主观投入，与原作者“合二为一”，原诗中的形象在译者的笔下才再现得栩栩如生。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傅雷翻译巴尔扎克都是“主观的或为己的”佳例。如果“一旦译者和作者的情绪得以融合，译者便走进了作者的世界，可以充分领略原作的精神风貌，便于译出与原作叠合的译本，成功的译者往往都会在自己所选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形象和影子，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屠国元、李静，2009:17)

再来看第二种态度:“后者大半是以人家的眼光为标准，所选择的材料既是去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运用的技巧当然也得以一般人的理解力为限止……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使读者读了译作和读了原作得到同样的效果，他们觉得某一种的杰作不该当只让某一种文字的国家来享受，他们是做着一种散布的工作。”(陈子善，2006:131)这种“客观的为人的”翻译，在邵看来就是在进行一种介绍的工作，把外国重要的作品介绍给国人，译者未必真喜欢这个作家或这件作品，他与作者的精神气质也许大相径庭，但由于别人需要他来做这个翻译，社会需要他来做这个工作，他就去做了，并不带多少主观的感情。这种态度发展到今天，就是出版社要什么就翻什么、什么流行翻什么，一言以蔽之，什么赚钱翻什么，完全没有个人好恶，不带个人感情，缺乏心灵沟通，所以翻译质量每况愈下。

邵在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翻译的选材问题，即译者应该翻译什么，但他并不准确地将之归入翻译态度，现在看来却别具深意，因为选择翻译什么，“为己”还是“为人”，最能体现出译者的翻译态度，而译者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译作的质量。钱钟书对林纾前期和后期判若两人的译作评价非常切合邵氏的“为己”、“为人”的翻译态度。对于林纾投入了自己主观情感，感同身受的前期“为己”译作，钱钟书认为:“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密切，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功夫来擦眼泪。”(钱钟书，1979:78)而对于林纾后期的译作，钱氏评价道:“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林纾前后期翻译在态度上的不同，从这一点看得出来。”“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他的整个态度显得随便，竟可以说是冷淡、漠不关心。”(同上)“为己”还是“为人”的不同态度由此决定了迥然不同的译作效果。

4.关于翻译技巧

在《谈翻译》中，邵洵美还谈到了翻译技巧:“关于翻译的技巧上，据我所知道的，有下面三种:第一种是林琴南的翻译，他是要原作来迁就中文的文字能力的范围的;第二种是徐志摩和苏曼殊的翻译，他们相信中文尽够有表现原作的能力;第三种是朱维基的翻译，他觉得原有的中文不够丰富，所以他要用一种新的中文结构去表现原作的精神。”(陈子善，2006:131)他明确说是翻译技巧，但事实上，他所提到的这三种翻译，毋宁说是翻译策略，也即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是理论性的东西，而不是具体的翻译技巧。第一种和第二种在语言文字上采用的是归化策略，而第三种则采用了异化策略，以此引进新的“中文结构”。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的不成熟，其它不成熟的地方也有，比如他对于一下谈到的有关现代翻译的分期问题。

5.关于现代翻译的分期

邵洵美没有从宏观上对整个中国翻译史进行分期，他对此也许并无研究，他只是就他比较熟悉的和感兴趣的文学翻译进行了分期:“计算起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曾经有过五次热闹:第一次是林琴南的翻译《茶花女》;第二次是郭沫若的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三次是易坎人等的翻译辛克莱的暴露派小说;第四次是洪深等的翻译《西线无战事》;第五次便是这一次了。”(陈子善，2006:130)他这样的分期，自然有他的道理，但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每次都以一部作品来概括，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远远不能涵盖一个时期的翻译，比如第一次，如果概括为林译小说，当更有说服力;其次，他列出的五次热闹，都是小说翻译，完全忽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比如苏曼殊等进行的诗歌翻译，田汉等进行的戏剧翻译，不可谓不“热闹”。而邵仅以小说分期，又欲概括整个的文学翻译，显然有失偏颇。这也许是他这篇专谈翻译的文章，为诸多专家学者所割舍的原因吧。但笔者以为，这也是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历史文献，不应该被埋没。

6.关于诗人译诗

邵洵美本人是诗人翻译家，自然他也是主张诗人译诗的，他说:“大凡一个人，假使他自己不是个诗人，他便一定不能译诗。当然，要是他对于某国文字是精通的，那么他译出来的，文法上或字义上，便绝不会错;同时要是他对他本国文确是有根底的，那么，他译出来的，便决不会不通。但是这种人要是译旁的东西或者还可以敷衍，而译诗则简直不能勉强。诗本来是神秘的!凑凑字数押押韵本不能便作是诗，即使有节奏也未必便是。他自有他的神秘而为非诗人所不能了解的。不要说是整首的诗，便是一首诗中的一句，甚至于一字，也有唯诗人方能会悟的神秘。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这个诗人所能会悟的，或者犹为那个诗人所不能会悟的呢。”(陈子善，2006:98)在这里，他简直把诗人神秘化了，进一步把译诗也神秘化了。虽不免夸大其词、过于绝对化，细想还是颇有道理的。关于诗人译诗，历史上的争论很多，多数论者赞同诗歌应该由诗人来译，因为就是诗人，也未必能译好，非诗人来译，成功的可能性更小。成仿吾在谈到“诗人译诗”一说时，也深有同感。“他阐明译诗，译者首先是诗人，或者说，译诗者必须懂诗。”(屠国元、李静，2009:17)成氏认为诗人译诗在于诗人的感悟和激情:“译诗的时候，译者需没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成仿吾，1984:203)

从整个的诗歌翻译史来考察，的确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由诗人翻译的，质量上乘的诗歌译品，也多由诗人完成。邵氏本人的翻译诗歌，质量也属上乘，受到很高的赞扬，他是无愧于他自己的主张的。

7.关于翻译的细节

作为西方唯美主义的忠实信徒和中国最后一个唯美主义者，邵洵美不但在生活中和诗歌创作上追求完美，在翻译中同样贯彻他的唯美主义，在谈到翻译乔治·摩亚的《达夫尼与克罗衣》时，他说:“不过这样一部最完美的作品，我们务必使缺点越少越好。暂时不讲内容，外貌也是要紧的，将来译成了付印，纸张须拣最好的，印刷须拣最好的，装订须拣最好的。”(陈子善，2006:201)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唯美追求，甚至考虑到了纸张、印刷和装订等细节，这是笔者读到的最早的关于翻译中此类细节的论述，这正是邵洵美翻译思想中独到的地方，其他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大都只重视内容，而忽略了这些“外貌”。接下来他继续论述道:

但是排印方面有一个极难的问题，那便是人名和地名。不把它们将中文拼出音来而仍用原文，那么不识罗马字的读者一定要感到困难;将中文拼出音来而不用原文，那么，那种稀奇古怪的字眼，便连识得罗马文的也要不晓得我在讲些什么东西;中文原文并列，那么在排印上实在太不好看了。总之，在外貌一方面，这是个问题，大概讨论的人已不止我一个了。我以前所有翻译的文章里，逢到地名人名，总是仍用原文，但是现在想想，总觉不妥，太不一律了，太不整齐了。(陈子善，2006:201－202)

这是他对于译名问题的思考，可怜在这里陷入了三难的境地:用原文读者会感到困难，音译成中文又古怪，中文原文并列，排印上又不好看。他最终也没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只把自己原来用原文的做法否定了，主要还是从完美的角度出发。

如果不能做到完美，他甚至宁愿放弃，也绝不勉强凑合，在同一篇文章中(《童男与处女》)，他还写道:“几次想把来译成中文，但是忙于俗事，总没有机会能得到十天八天的空闲，一口气把来译出。这也许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能力怀疑的缘故，因为当我们译这种希腊的故事时，假使是直译，我们的文笔每会不期然地流入生嫩与粗俗，常使一段极美丽的故事，变成一篇极浅薄的童话。所以我一提起笔想翻译，却总搁了下来，希望慢慢能发现一种更适宜的文体。”(陈子善，2006:201)为了不同的内容，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文体;为了文体的一致，他要求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一口气译完，这些都发人所未发，很有道理，很有创见。

8.关于译文质量

在《幸福的伪善者》一文中，邵洵美提到了译文的质量:“凡是一种译品，假使我们要对他赞美的话，那么照我国文坛的习惯，第一便是能将原文妙处曲曲传出;第二便是——曾有许多人这般地赞美过——句句忠实可与原文对照诵读(我不懂这般读者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便是译文通顺流利，即使与原文有些出入，我们也当原谅。”(陈子善，2006:245)他转述的是当时流行的观点，也可看作是他自己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他最极为反对的是第二种，即与原文亦步亦趋的盲目忠实，这与他的“神韵”说是一脉相承的，在《谈翻译》中，他表述过:“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翻译一种作品的时候，我从没有感觉到文字上的困难;同时我又确信我能充分地表现着原作的神韵。”(陈子善，2006:132)显然，他是主张意译的。

他最为痛恨的是以下这种翻译:“本来译书而解释不出原文的字义，乃是译文中最下乘者;这种人根本便不配做翻译的工作，我们碰到这种作品，尽可以把来人丢字篓里。”(陈子善，2006:245)

9.关于中英语言的差异

在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具体实践中，邵洵美总结了中英文的具体差异，同时也谈到了他的具体处理办法，这些论述对翻译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我们说来是必须要用纯粹的中文。我以为一个忠实的翻译工作者，都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当然，在实践上能不能完全做到，要看具体的情况。以语言的结构而言，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异，比起英文和其它欧洲语言之间的差异，显然有更大的差距。我们很难在我们的语言里完全保持英文原来的形式和格律，首先，每一音步的字音，数目不能同样平均;这些字音的轻重前后也不可能有同样严格的规定。所以我的译文所采用的形式，以重音来计算音步;每一组字音里，凡是有一个重音，即作为一个音步。字音或字数以一个到三个为正常，多则作为“附音”(即英文的hangers或outriders)。每一个音步里重轻音的倒置，有些是诗人故意的布置，有些是为了字汇本身的组织关系，在外文里时常见到，作为变格。我国旧诗里也有所谓“一三五不论”的变通办法。我对于重轻音的处理，便也只注重在情感和意义的表达，以及我国语言本身的习惯，而不去计较孰先孰后的次序排列了。这是语言文字在音步方面的限度。至于这部诗剧里许多种抒情诗和歌词，每首有每首的音步规律和押韵方法，我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尽力去模仿原来的形式。(陈子善，2006:415)

这方面的讨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热烈，当时的闻一多、卞之琳、孙大雨等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解决办法。邵氏在这里主要吸取了他们的成果，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理论上并无多大创新。

10.关于翻译的困难

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向世人解说翻译的困难与艰辛。众多的译者都深有同感。翻译的困难的确很多，邵洵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曾参与徐志摩等人的译莎计划，自己选择的是《仲夏夜之梦》，“可惜里面歌词极多，大半注重在字面的美丽与音调的甜蜜，译成另一国文字，原文的精华会完全失掉;譬如最有名的第二幕第二场众仙子的《催眠歌》，便无论如何不能译得满意，我于是始终未敢动手。”(陈子善，2006:113)说的是翻译歌词韵文的困难。当他50年代翻译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时，又谈到了许多其它的困难:

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也同时是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困难。那便是参考材料的问题。我国各处图书馆所保存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分不过是供给学校教材的运用;私人的收藏，又是个人凭着个人的爱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外国的古典文学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不论在字义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经起了相当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很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须依靠各种专门的著作。可是这些专门的著作到哪里去找呢?说得更深一层，连标点也不能轻易放过，字义的阐明和句法的组织，有时须在标点符号上去寻求解答;有时书本又有错排漏排的可能，需要仔细校勘，方能得出结论;版本的出入，关系便相当重大。(陈子善，2006:415－416)

他提到的这些困难都非常具体，甚至具体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为别的翻译家所忽略，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严谨和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所以翻译质量为人称道，不是没有道理的。

11.结语

本文从翻译标准与原则、翻译态度、翻译技巧、翻译细节、翻译困难、诗人译诗等有关翻译的多方面问题初步分析了邵洵美的翻译思想。从以上几方面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邵洵美的翻译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很有创见性，虽然缺乏系统的论述，没有大部头专著为之载体，且为20世纪之历史，但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来说，至今仍有无法估量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应该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之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翻译宝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陈子善.洵美文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3］成仿吾.论译诗［C］.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201－207.

［4］方平.回忆岳父邵洵美［J］.Literature，2010(9).

［5］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钱钟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屠国元，李静.距离合法性视角下译者当译之本的知情选择与情感同构［J］.中国翻译，2009(4):13－18.

［8］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9］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