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荡荡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引言

9/11恐怖袭击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想像中的符号性事件。世贸双塔一度被视为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经济能量、技术实力、生活方式和文化统治的化身，凝聚了美国人引以为荣的自由、民主、人性等核心价值，是美国的荣耀所在，它的轰然坍塌给美国人带来剧烈的心灵冲击，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反恐、复仇等民族情绪。在“反恐”、“优先战争”等政治话语的影响下，美国社会整体右转，爱国主义、复仇主义的喧嚣充斥于官方文件和媒体报端，“美国例外论”、“美国天真”等传统沙文主义思想左右了不少人的自我认知。与高调张扬的政治话语不同，一种以医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创伤话语在9/11事件后悄然兴起。创伤研究发轫于医学对越战退伍士兵心理异常状况的关注，于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理论体系，它直面战争、自然灾难、突发事故等对经历者持久的心理影响，寻找帮助受创者康复的途径，其人文主义关怀犹如甘霖般润泽了后9/11时代受挫折、损失、痛苦等情绪困扰的美国大众，满足了他们走出创伤情感的需求，因而很快在美国社会流行开来，与政治话语形成抗衡之势。受其影响，不少美国作家纷纷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回应9/11悲剧，再现创伤事件，审视美国的变化，思考灾难的意义，创作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乔纳森·萨福兰·福尔的作品《极吵，极近》就是其中的代表。

福尔是美国当代文坛新秀。他的处女作《了了》在2002年一炮打响，获得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和英国《卫报》设立的“第一本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2005年搬上银幕。同年，他的9/11题材小说《极吵，极近》出版。小说以9/11恐怖袭击为背景，主要记述了一位聪慧的小男孩奥斯卡在父亲遇难后两年间为了解开父亲遗下的一把钥匙的秘密，在纽约市开展了一系列寻访活动，最终在奥德赛探秘中摆脱丧父阴影、治愈心理创伤的故事。在探秘故事的各个章节间，小说交错穿插了奥斯卡遭受二战创伤的祖父写给儿子、祖母写给孙子的信件，它们独立成章，分别冠以“我为何不在你的身边”和“我的感受”的标题，向目标读者讲述了他们的创伤经历和情感。小说通过三位人物的创伤生活描写表现了创伤的持久性影响和创伤作用的心理机制，将治愈创伤的药方自然地融入感人肺腑的故事中，在揭示创伤的复杂性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关于哀悼和丧失”的小说(Mullins，2009:298)，深受“公众无意识”处于“后创伤阶段”的读者大众的追捧(Sontag，2001:21)，销量居畅销书榜前列。本文以当代创伤理论为框架，从表现创伤之痛、寻找解决途径和实践创伤写作伦理等方面入手解读《极吵，极近》，揭示小说在表征9/11文化创伤中的独特价值。

二、创伤之伤

战争、恐怖袭击等灾难性事件的影响通常用伤亡数字、财产损失统计等指标来衡量。当代创伤理论构建者将考察重点转移到灾难性事件给当事人造成的心理伤害之上，他们认为，灾难性事件会给受创者留下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用Cathy Caruth的话讲，创伤事件因其暴力本质和骇人的破坏性而具有不可理解的特征，事件在发生当时没有被充分地体验或吸收，只能“延迟性地”表现在它的持续的、侵入式的返回上(Caruth，1995:6)。研究者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来指称心理创伤，他们坚称，创伤事件的历史文化意义更多地存在于心理创伤之中。福尔就是从表征灾难造成的创伤心理入手来思考以9/11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的历史文化意义。小说中的三位叙事主体都是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种种症状在他们身上集结，他们的人生因此成为梦魇。

祖父托马斯走不出创伤心理，成为忧郁症患者。在他身上，“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发生了内爆，失却了界限”(LaCapra，2001:21)，过去让他无法释怀，现在被过去所占据，窒息了任何迈向新的未来的可能性。祖父原本是位才华横溢、极具潜质的雕塑家，与女友安娜情深意切，在德莱斯顿大轰炸前夜，他刚刚获知女友有孕的喜讯，对未来家庭生活充满憧憬，而厄运却眨眼而至，炮弹从美军飞机上阵雨般倾泻而下，家园转瞬化为焦土，亲人尸骨荡然无存。幸福与厄运倏忽之间的巨大转折摧毁了他对生活的基本信心和对未来的希冀，惨烈的轰炸场面如同禁忌被压抑入无意识中，使他无法面对、不敢面对，因为一旦触及，他就会被自责吞没，他痛恨自己“本来可以救安娜和我们的孩子，或者可以和他们死在一起，却与安娜告别”(Foer，2005:132)。沉重的负罪感造成他的失语。作为一种心理性症候，失语既是他的无意识机制对抗可怕灾难记忆的结果，也是他拒绝忘却过去的体现。他小心翼翼地回避任何开始重新生活的可能，竭力将自己变成情感麻木的生物存在。他与安娜的妹妹结婚，仿佛想告别过去、迈向新生，但潜意识中他却将妻子当作安娜的替身，他为妻子制作的雕塑无一例外地塑成了安娜的面容。他极力与妻子保持距离，相敬如“冰”，避免过多的情感投入。他将公寓划分为无数个“虚无”空间，方便他谢绝妻子的打扰，随时中止现实的存在，陷入对往事的缅怀。得知妻子怀孕后，他将妻子遗弃。这一系列看似冷漠绝情的行为背后有着痛苦的挣扎，隐藏着灾难教给他的逻辑;他辩解道，自己因为“害怕失去所爱，故而拒绝有爱”(Foer，2005:216)。由于深陷创伤性过往的控制，他逐渐发展出边缘性人格障碍，内心处于分裂状态，他不能忍受孤独，但是也不能与别人保持稳定的关系，于是在渴望爱与排斥爱的矛盾心理中纠结，痛苦不堪。儿子丧命后，他回到妻子身边，努力开始新生，却发现自己仍然无法克服习惯性的心理退回。他向妻子坦言，“你让我想起过去”，“你让我痛苦不堪”(Foer，2005:310)。他无法解除创伤的魔咒，只好再次离去。从整体上看，祖父的人生永久地停留在轰炸发生的那个瞬间，现在和将来对他只不过是灾难性过往的重复展演。

同样在德莱斯顿轰炸中家毁亲亡的祖母严重缺乏安全感，终日高度警觉、精神紧张，并因此失落了自我。与祖父一样，她的后创伤生活沉浸在自责之中，她目睹了房屋在熊熊烈火中坍塌，将自己父亲吞噬的场景，相信自己收藏在家中的信件加剧了火势，导致了父亲的死亡。自责淹没了她的自我意识，她认为与丧生的亲人相比，自己一无是处，不值得存活于世，频频产生自杀冲动。出于寻求依靠和慰藉的需要，她请求姐姐的前男友和自己结婚，但怀孕后丈夫的离弃给她带来了严重的二次创伤，彻底摧毁了她的自尊自信，她认为自己低贱卑劣，“是一头躺在粪便中的猪”(Foer，2005:231)，不配拥有幸福。她屈从于生活的重压，从不做任何抗争。于是，她一方面压制欲望，将自己变得无欲无求，冷淡麻木，甚至在看到9/11撞机的电视画面时，也“毫无感觉”(Foer，2005:234)。另一方面，她的精神又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总是害怕亲人下一刻就会离她而去。这种警觉焦虑的心态表现在她对儿子和孙子占有性的爱护上。但命运不会因为她的小心避让而停止对她的捉弄，灾难再一次降临，儿子在9/11袭击中死于非命，此后，她的紧张忧虑达到极致，孙子奥斯卡一旦离开她的视线，她便惊惧不堪。极度的警惕在睡梦中也无法缓解，奥斯卡经常被她在噩梦中的惊叫惊醒。丧子之痛让她愈加坚信自己是受到诅咒的不详之人，她将所有灾难归咎于自身，“我的问题是，我爱我所拥有的一切，但我终将失去它们”(Foer，2005:174)。在这种高度警惕却又无能为力的自责中，她艰难度日。

相较于祖父母的创伤性人格，奥斯卡因为受创时间不长，创伤症状多属于情绪情感性障碍。奥斯卡的创伤源自9/11灾难。撞机发生时，他收听到父亲自世贸塔打来的五个电话留言，陷入震惊之中，此时，父亲打来最后一个电话，急切要求他来接听，而他却惊恐万分，无力行动，这些急性应激障碍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事件后的两年间，他每天生活在9/11当日的阴影中，父亲的电话留言总是不停地、如“扣扳机”般地闪入他的记忆，这些破碎的、片段性的记忆支配了他的生活，让他无法遏制地陷入对父亲死亡方式的胡乱猜测。他痛恨自己的胆怯，更恼恨自己的无能，固执地认为如果当时他接听电话，父亲可能就不会丧命。自责驱使他执着地探寻钥匙的秘密，希望借此证明他对父亲的爱，以求得父亲的谅解。在创伤记忆的压迫性控制下，他失眠、抑郁，丧失了生活兴趣，学校变得无趣乏味，只有周末的探寻才让他觉得生活有些许意义。他还将自责转嫁到母亲身上，质问父亲出事时她为何不在自己的身边。他对母亲的情感表达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极端苛刻，不允许母亲与别人交往，在母亲面前暴躁易怒，责备母亲背叛了父亲，“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宁愿失去的是你”(Foer，2005:171)。他甚至不惜自残以引起母亲的关注，希望母亲能像自己一样永远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对比奥斯卡与祖父的症状可以发现，如果不加改变，奥斯卡有可能步祖父后尘，被丧父之痛吞噬，从而变得情感冷漠，伤人伤己。

文中，福尔没有涉及9/11袭击及德莱斯顿大轰炸这些灾难事件的原因，也没有过多描述灾难降临时的恐怖场面，而是对三位人物的精神创伤进行了集中展示，呈现政治灾难带来的持久性心理创伤，从而喻指了9/11后整个美国文化的创伤心理，暗示了解决创伤的迫切性。

三、创伤愈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叙事是“日常生活的根本属性”(叶舒宪，2007:53)。弗洛伊德率先认识了叙事的心理学动力能量，指出叙事具有引导意识、激发潜意识的双重功效，提出了运用“谈话疗法”(talk therapy)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案。创伤研究也把叙事看作解救患者于创伤苦海的主要途径。按照Pierre Janet的理解，创伤事件的“骇人性”超越了受创者旧有的认知能力，不能被置入此前的理解框架。“事件在发生时没有被充分整合，在后来的某一天，仍然会精确地、没有变化地重返。”(安妮·怀特海德，2011:160)她将创伤性记忆与叙事性记忆区分开来。创伤性记忆呈现碎片化、分离性、屏幕式等特点，细节清晰的场景形象虽然会突如其来地侵入头脑，却具有不可言说性，难以付诸于语言表意系统，即使用语言表达，其内容也是断裂的、混乱的、变形的，而且“创伤记忆是僵硬的、以一种精确重复的模式重演历史”(安妮·怀特海德，2011:99)。而叙事性记忆却能自动地将熟悉的经验整合成秩序井然、前后连贯的一体。更为重要的是“叙事记忆是一种考虑到社会或观众的社会行为。相反地，创伤记忆没有社会性的组成成分，它不是讲给任何人听的，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反应的”(安妮·怀特海德，2011:99)。她主张创伤治疗应该致力于将病人的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当前，引导受创者回忆、讲述创伤经历的诸种方法已在临床医学上大量采用，成为治疗心理创伤的常规方法。福尔认同叙事记忆的功效，更强调“谈话疗法”中叙事的社会性功能。小说中，受创人物能否安度创伤取决于他们能否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并有效地开展社会性的创伤叙事。

祖父的失语并没有完全剥夺他进行创伤言说的可能，他用给从未谋面的儿子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创伤经历，解释“我为何不在你身边”。小说一共插入了祖父的三封书信，分别写于“5/21/63”、“4/12/78”和儿子死亡二周年“9/11/03”当夜。表面上看，这些书信体叙事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整体秩序井然，完整地向儿子解释了遗弃他们母子的始末缘由，似乎是叙事记忆整理加工的结果，但每封洋洋洒洒数十页的书信全都只由一个段落构成，并且作为创伤符号的安娜频频出现，仿若创伤记忆的黑暗之海无边无涯。信中有很多时态、人称错误。例如，在回忆德莱斯顿轰炸过后搜寻亲人的场景时，他写道，“我四处寻找父母、安娜和你”(Foer，2005:214)。这里的“你”指称的不是上下文中那个作为收信人的儿子，而是安娜腹中的胚胎，祖父显然思维异常混乱，丧失了时间概念，将不同人物混为一谈。信件没有句法概念，很少用句号断句，而是不断地用逗号将一个个主谓结构简单句串联在一起，不具备叙事记忆的逻辑性和复杂性。因此，祖父的创伤叙事仍然出自创伤记忆而非叙事记忆，没有疗伤功能。

此外，祖父的创伤叙事自我封闭，拒绝交流。祖父尽管每天都给儿子写信，但信件从未寄出，这说明他的叙事是单向的、没有听众的自我反射活动，是他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和宣泄情感的渠道。他的单声道独白叙事杜绝了对话交流的可能性，自然不会得到任何应答，更不会有听众为他提供建议、解答疑问、指点迷津，于是，他的自恋式的自省独白不断重复着“假设—否定”的自我消解程式，找不到破解创伤魅惑的途径。“我每天都给你写信。有时我想如果我告诉你那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或许我能将那晚抛在身后，回到你身边，但那晚无休无止。”(Foer，2005:208)“如果那时我讲，‘我失去过一个孩子’，如果那时我说，‘我害怕失去所爱所以拒绝去爱’，那么不可能也许就会变为可能。但是我说不出口。”(Foer，2005:216)缺失了理解回应和疏导调节的创伤叙事无法应对创伤，创伤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更具强迫性的表达欲望，在最后一封信中，祖父明白即将丧失宣泄的途径，“我想要一本完全空白的写字簿”(Foer，2005:281)，他的字迹越来越小，行间距愈来愈紧密，信件最后变成完全无法辨认的一片墨迹，象征祖父创伤叙事的不可理解。自我封闭的叙事模式决定了他的叙事不过是创伤回忆强迫式的自我复制和反复播放，同时也注定了他无法获得救赎的结局。9/11事件后，他回到妻子身边，伪装身份帮助孙子寻找钥匙的秘密，尝试开始重新生活，但他的行动同样复制了叙事语言的自我消解程式;小说结尾，他再次决定离开美国，孤老终生。

而奥斯卡的创伤叙事是对话式的，具有强大的交流沟通功能。灾难发生后，奥斯卡最初采用了逃避、隐藏的应对策略，他藏起了录音电话，向母亲隐瞒了收听父亲电话留言的事情。Benjamin Bird认为，对奥斯卡来讲，留言是父亲依然活在自己身边的换喻，藏起电话，他可以不用回答“没有了你，我是谁”这一扰人的问题(Bird，2007:563)。奥斯卡执着于寻找钥匙的秘密，也是因为不愿承认已与父亲天人相隔的事实，“寻找延长了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Foer，2005:304)。但是在探访中，为了获得受访人的理解配合，他必须叙述父亲亡故的故事，解释钥匙的来龙去脉，还需要根据受访人的实际情况围绕创伤事件的固定记忆不断调整叙事，进行即兴创作。有时，他的叙事有所选择，而如果感觉对方值得信任，他会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在同受访人的接触中，他的叙事逐渐从破碎含混变得清晰完整、条理分明。父亲的五个留言像剥洋葱般在五个章节的叙事推进中渐次展露给受访者，直至谜底揭晓，奥斯卡向钥匙的主人讲述错失父亲来电的悔恨，将鲜血淋淋的伤口彻底暴露，完成了创伤记忆到叙事记忆的质的转变。他学会了坚强地接受父亲亡故的事实，不再恐惧、不再回避。小孩子悲伤却又勇敢的探秘行为感动了所有的受访人，他们纷纷做出情感应答，尽力为他提供帮助。陌生人的关爱让奥斯卡重新建立了对世界的信任，在探秘结束时，他把自家的钥匙一并送给神秘钥匙的主人，寓意消弭人际戒备、重构和谐信任关系的开始。

更为重要的是，遭受创伤后，单纯善良的奥斯卡对别人的痛苦更加敏感。在叙事互动中，面对受到各种问题困扰的受访者，奥斯卡感同身受，经常不知不觉地忘却了自己的痛苦，乐于充当倾听者，想方设法帮他们纾解心结，解决困难。看到与世隔绝几十年的世纪老人孤独地生活，奥斯卡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想不到与我近在咫尺之地居然还生活有如此孤独的人!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来陪伴他，为他做件首饰，讲笑话给他听，或者专门为他办一场手鼓演奏会”(Foer，2005:163)。为了重新点燃老人对生活的兴趣，奥斯卡将深埋在心底的探访计划全盘托出，恳请老人加入自己的探秘之旅。Herman提出，创伤使人们对人性失去信任，对家庭、朋友、社区的依附断裂，他们的自我建构认同因此而坍塌，故而，重构受创者的自我意识、创建新的人际连结是复原的关键(Herman，1997:14)。创伤让奥斯卡看到了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他的受访者有的面临婚姻的解体，有的在移民美国后因身无长技而度日艰难，有的像他一样饱受自责遗憾的折磨。他用自己的善良、同情心和微不足道的行为将原本深陷各种创伤之中的孤立无援的个体单子黏合成创伤共同体，他们超越了肤色、阶级、性别、年龄之间的界限，彼此倾听、互相同情、相互慰藉，在互相关爱中共同应对创伤的困扰，从而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奥斯卡也因此重新认识了自己，确立了自我身份，从一位自责自厌、焦躁不安、自我封闭、惶恐无助的受创者成长为“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尘”(Foer，2005:302)，虽然平凡微小，却用关爱的情怀积极地面对生活，以一己之力悄然地改变着社会。奥斯卡和祖父应对创伤的不同结局隐喻了福尔为治愈9/11创伤而开出的药方，即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建立以同情、关爱和互助等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四、创伤文本的“诗学伦理”

如果说困扰创伤患者的根本问题是不知该如何摆脱创伤记忆的纠缠的话，那么困扰创伤小说作者的主要问题有二:创伤是否可以充分表征?如何用文本表征?对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有两种观点，先锋派认为创伤无法言说，任何语言文本的再现只能指向空白的黑暗，暴露其不可表征性。治疗派相信创伤能够被言说，且只有通过语言表述才能治愈。福尔显然接受后一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也因人而异，不过当代理论界非常关注创伤表征的伦理问题，即“证词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安妮·怀特海德，2011:40)。具体到创伤小说，就是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通俗地讲，这一关系是指作者在表征创伤时所用的文学手法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引起了怎样的对话，是认同还是移情。Kristiaan Versluys提出，9/11创伤小说的最高境界应是“诗学伦理”(poethics)，即用适当的形式处理9/11创伤，不落入“爱国主义的吹嘘”或“复仇修辞”的套路中(DeRose，2011:609)。福尔非常注意把握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认同和距离关系，在小说中实现了“诗学伦理。”

Atchison(2008:15)指出:“福尔运用了共同创作的观念，邀请读者一起填充空白，参与到文本的生产创作中，从而增强处理难度表征的伦理意识。”共同创作首先得益于作者在叙事主体部分运用了儿童视角。一方面，儿童视角增加了读者对奥斯卡的同情性认同。面对小奥斯卡苦难不堪的心灵重负和强迫症般的探秘热情，读者很容易像文本中的受访人物那样产生保护欲和同情心，也会对创伤的伤害感受深刻。另一方面，儿童的洞察力有限，对问题的认识难免天真，读者必须深度参与，用自己的知识提供解答。例如，在世纪老人的历史人物卡片档案中，奥斯卡没有找到有关父亲的任何记录，意识到父亲不是什么大人物，非常伤心。奥斯卡对历史人物的“天真”理解与由此而生的痛苦之间的张力既让读者忍俊不已，又会引发读者对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关系问题的思考。官方的、大写的历史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取得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记录在册，它冰冷、节略、僵化，远离普通人生活。而文学则致力于书写一种完全不同的小历史。它用鲜活生动、富有质感的语言记录生活的历史和红尘中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9/11在美国大历史中，是地理坐标双子大楼的坍塌，是伤亡人口的统计数字，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进攻，是布什政府愤怒的宣战号召，是9/11调查委员会数据充分、证据齐全的调查报告。但这些不是普通人所感知的9/11。福尔在访谈中坦言，“没有一种有关9/11的说法能让我感同身受。布什不能，9/11调查报告也不能”(Shenk，2005)。奥斯卡视角所现之中，9/11让人们家破人亡，将他们的心灵碾压成死寂的荒芜，他们还要带着终生的创伤，收拾残破的心灵，鼓足勇气，面对险不可知的未来。作家希望写出9/11对普通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切肤之痛。他希望将每一位死难者从冰冷的数据墓葬中发掘出来，用他们亲人的记忆展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个性品质，从而书写他们的小历史。奥斯卡的叙事将一位睿智、慈爱、坚忍、血肉丰满的父亲带到读者大众面前，同时，奥斯卡也因为执着寻找父爱而进入大历史，世纪老人在他的人物档案中加入奥斯卡的条目，将他定义为“儿子”。不难看出，此举蕴含了作者使用文学叙事修正9/11历史话语的希望。

其次，《极吵、极近》的互文性召唤读者重新思考元文本的意义，参与新意义的生产。广义上的互文性指的是“每一个文本由一系列的引用组合而成，从其他文本中吸收和转移材料”(安妮·怀特海德，2011:101)。小说从各色文本中引用来的次文本不在其数，如《哈姆雷特》戏剧、《纽约史》等，它们将小说与其他文学文本、历史文本、社会文本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参照网络，读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文学素养、历史知识等来思索这些文本对于小说的意义构成所起的作用。其中，小说的次要情节背景——德莱斯顿大轰炸和奥斯卡从网络上下载编辑的一段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证词尤其引人思考。小说明显探讨的是9/11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美国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可是作者为何要引入其他两个由美国人造成的惨剧?逻辑层面的断裂因此产生，读者一般会带着这个疑问继续阅读。“如果每个人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一切，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Foer，2005:189)广岛受害人的结论可以视为作者的和平主义思想宣言，能够部分地解答读者的疑问，但只有当将它放置在由奥斯卡缔结而成的“创伤共同体”的框架下思考时，其意义才能完全析出。在作家看来，创伤经历是连结人类的纽带，它可以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等的局限，防止战争灾难的发生。这种认识进而把反恐报复、国家尊严等9/11流行话语置于可疑的境地，因为报复只能制造更强烈的仇恨，民族主义只能将美国之“我们”与世界之“他者”隔离得更远，何谈人文主义的同情与和解?

这些手法结构一方面将读者深度拉进小说的文本世界，触发了读者的移情机制，唤起了他们对小说人物刻骨铭心的创伤体验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又维持了读者与文本之间适当的审美距离，促使读者在由碎片的拼贴和多重文本互指而构成的文本迷宫中抽丝剥茧、联想叩问，对9/11后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状态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充斥着报复、反恐、民族利益和国家身份等修辞的现实空间中保持清醒，抵制政治话语的霸权，倡导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实现了创伤文本的“诗学伦理”，彰显了文学创作的终极关怀。

五、结语

《极吵，极近》中，福尔从平民百姓所蒙受的精神创伤入手表征9/11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勾勒了一幅后创伤时代美国文化的精神图景;他把“谈话疗法”引入文本，用小说人物应对创伤的方式隐喻地指出，友爱、互助、交流是帮助美国社会走出创伤心理的途径。他运用了富有召唤力的文学技巧结构，将读者纳入文本意义的共同创作，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如今，美国政府用击毙本·拉登作为十年反恐战役的成绩总结，世贸大楼的重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9/11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否正确?9/11造成的创伤是否因为反恐胜利或地标重建而消弭?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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