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峥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与政治斗争使学界和社会人士开始质疑和挑战原来的经典，经典成为文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建构因素或者过程代表了经典的建构。经典建构(canon formation)或者经典化(canonization)是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包括经典建构和经典重构两个方面。［1］221

本文主要讨论经典建构问题，艾布拉姆斯将“经典建构”定义为“一个作家或者一部文学作品被心照不宣地认可为规范的这样一个社会过程”［2］29。关于经典建构问题，学界讨论最多的是两个议题:一是经典构成的因素或条件，二是经典建构的动力。［1］221参与经典建构的各种因素是复杂的，而且是有争议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艾布拉姆斯认为:“拥有不同观点和感情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达成广泛的共识，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作家对其他作家的作品的持久影响和他们对该作家的持久参照;在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话语中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频繁参引;作家和文本在学校和大学的课程中被广泛地采用。”［2］29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而且他们会持续一段时间。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将这个时间定义为一百年，他说一个世纪“是测试文学价值的普遍固定的期限”［2］29。美国学者希尔斯则认为:“至少需要得到三代人的两次延传的东西，才可谓之传统，持续的短暂性则可能是时尚。”［3］

荷兰学者佛克马将经典构成的因素或条件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作品的“主要内容”、“形式特点”和“文本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4］。

中国大陆学者童庆炳则提出了文学经典构建的六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历史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以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这里蕴含“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二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5］

从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可以看出，这些建构经典的因素或条件有的可以称之为文学内部因素，而有的则可以被称之为文学外部因素。按照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方面，指出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侧重的是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而把对文学自身的种种因素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叙述性作品的性质与存在方式、类型、文学体以及韵律、节奏、意象、隐喻、象征、神化等形式因素的研究划入“文学内部”研究。［6］这一理论框架适用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建构研究。本文将从文学外部因素，包括时代、体制、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以及文学内部因素两个方面来讨论决定和影响《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这一经典的建构。

二、文学外部因素

经典形成的方式和时代、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时代不同、体制不同，经典化的方式自然不同，但是经典总是与权力紧密相连，权力即形成了经典建构的动力。

建构经典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政治权力，它类似于意识形态和霸权:

建构经典的“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并不等同，它包括上层(官方，统治者)、中层(精英，知识分子)和下层(民间，普通大众)三个维度的“权力”。首先，经典建构当然离不开上层权力。上层权力由政治机构或宗教组织掌控，通过意识形态宣传、舆论导向甚至强力手段来实施。统治集团常常通过经典的建构和推行来确保自己的话语权和价值取向对社会的支配地位。上层权力建构经典的手段主要有:(1)将某一或某些作品作为建立思想准则和社会规范的资源……(2)将某些作品作为学校教育和御用学术研究的对象……(3)将某些作品作为评估和选拔人才的依据。［1］222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统治阶级会不惜代价地开动所有的意识形态或霸权机器，包括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学校教育、教会灌输等。例如，西方基督社会的《圣经》和中国的《诗经》，就是葛兰西的所谓的“霸权”(hegemony)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经典可能来自统治阶级或强权人物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也可能来自普通百姓自下而上的自发推崇，即下层或民间权力。若是前者，经典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若是后者，经典是社会心理的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满足了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而这时这种欲望决定了权利的构成和社会的走向。而且，即使强权人物也会动用各种文化手段与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联系在一起，在加上政治力量推动，使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地把它们当作经典来接受。

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就是如此，它从叛逆的边缘摇身一变，被册封为美国文学的经典。这部诗描写的癫狂和堕落，一度是“垮掉的一代”的颓废标志，是反叛主流社会的超级能指，曾被指控为淫秽作品，后来却成了美国文化的“角斗士”，从边缘进入了主流。这个时候，经典与否，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创作态度，也不取决于文本某个或某些先验的特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在冥冥之中满足了一个时代的无意识欲望，把握了时代的精神走向。因为金斯伯格在文学史上第一次以诗的方式展现了“垮掉的一代”的整体形象、他们内心长久压抑的情感、他们以毒攻毒的生活方式以及命中注定要面临的痛苦和彻底绝望。同时，在美学风格上，金斯伯格一反“新批评”派的“非个性化”理论，以极度张扬的方式抒写自我，用赤裸、粗暴、狂野、激烈的语言，密集、繁复、重叠、混杂的联想与意象，建立在呼吸频率基础之上的行吟或朗诵节奏以及裹杂着各种情绪得肆无忌惮的长诗行彻底结束了“新批评”派一统美国诗坛的局面。［7］

除了自上而下地推行经典，以及下层或民间权力自发推崇经典以外，经典也要倚重中层权力，即知识分子阶层来建构。而“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8］。知识分子往往在建构经典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社会或文化体系的经典还必须依靠那些被称为社会精英或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来建构。他们控制着相当份量的知识资源与学术话语，有能力充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引路人和灵魂工程师。他们完成这一崇高使命的途径往往是将自己心仪的作品捧成“经典”，然后引导这个社会去咀嚼、吸收和顺从。知识分子将普通作品“提拔”为经典的方式主要有:对作品施以密集的关注与阐释、将其频频选入某些选本、将其编入教材或引向课堂等。［1］222

盖茨也曾说:“当代批评的平常之处就是学者制定经典。”［9］在民族意识、商品化意识和消费主义观念与日俱增的现代社会里，每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文化霸权中都试图输入更多合乎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念、道德、知识，从而改变文化霸权的结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编辑们就是由一群来自美国各大高校的学者、专业人士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构成的。诺顿选集自第一版出版发行始就强调编辑者与使用者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此来作为判断的依据。“编辑们和编辑顾问们对大量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这些调查结果来补充他们的判断”，“来缩小不断扩大的当今观念和美国文学传统的评估与美国文学在现存选集中的方式之间的距离”［10］。以后各版更新的选集都是使用者和编辑们继续合作的产物。第四版选集的前言，更是突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使用选集的老师和学生，以及编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特别具体强调指出“这版选集的主要变化是根据近150位以前版本的评论者的详细的建议而做出的”［11］。在随后的每一个后续版本中，编辑们都根据许多教师详细的建议调整选文。第五版选集指出，该版本“吸取了118位评论家仔细的注解”［12］，第六版则“吸取了111 位评论家的评价”［13］。

文选的编辑们如何行使自己在工作中的话语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人们在世界中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物质条件，所接受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传统也是不同的——尤其是人们对自身的生活运气和机遇，他们的“位置”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这样他们思考问题，谈论事物，至少在评价某些事物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表述自己和自己不同的经历，在某种范围内，就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版选集的主编，罗纳德·高惕斯曼(Ronald Gottesman)是一位男性，他带领编辑团队成员，弗兰西斯·墨菲(Francis Murphy)、劳伦斯·B.霍兰德(Laurence B.Holland)、赫舍尔·帕克(Hershel Parker)、大卫·卡尔斯通(David Kalstone)、威廉·H.普里查德(William H.Pritchard)也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道德观点或者政治立场带入他们的工作之中。这些白人男性曾是大学的主要受众，深受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男性意识的影响;作为一个团队，也充分地体现了男性意识和传统占领统治地位的特征，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所受的影响进一步传承下去。所以，第一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DWEM(即Dead White European Man“欧洲的、过世的、男性的、白人的”缩写)似的经典。

一群人生活中的文化的功能随着时间的转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和其相关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的意识也将发生变化。从第二版(1985年)开始，出现在《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主编位置的姓名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尼娜·贝姆(Nina Baym)。而且这个名字一直出现在2003年最新版第六版的选集上。看看她的简介，我们对她的出现将有更深的了解。(《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总编，分段编辑:“1914年～1945年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文学”)，哈佛大学博士，斯万朗德捐赠主席，高级英语学习中心荣誉退休教授，伊利诺大学文理学院周年纪念教授等。她的许多文章都收入《女性主义和美国文学史》。代表著作有《霍桑事业的类型》(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妇女小说:美国女性和女性写作小说导读》(Woman＇s Fiction: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小说，选读和评论:对内战以前的小说的反应》(Novels，Readers，and Reviewers:Responses to Fic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美国女性作家和历史作品，1790～1860》(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rk of History，1790～1860)以及最近的《文学和十九世纪科学著作的女性作家》(American Women of Letter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s)等。编辑和介绍许多早期美国妇女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发行。2000年她获得现代语言协会哈贝尔奖章(the MLA＇s Hubbell medal)，以表彰她终生为美国文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14］一个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教授，致力于女性作家的挖掘、重新发现、并作了许多实际工作的女编辑，她对经典的重新塑造和建构，一定会带来一些与过去极为不同的东西。

在上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对经典的建构中，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中层力量和下层民众力量，其实也就是童庆炳所提出的建构经典两类读者——文学经典的“发现人”(赞助人)和文学经典的一般普通读者。他们在经典的建构中也起着重要，甚至有时是决定的作用。童庆炳认为读者(包括发现人和一般阅读者)是联系文学经典的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一方面，外部的意识形态力量，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力量，并不能简单地以命令的方式，强令读者接受某个经典。它们必须与读者商兑，得到读者的认同，文学经典才可能流行起来。另一方面，读者是理解并再度创造作品的力量。一部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当文学作品所描绘和抒发的一切，真正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真正为读者感受到，并在他们内心幻化为审美视象的情况下，文学经典才会成为活生生的美的现实。［5］87－88正如尧斯所言:“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15］韦勒克也曾说过:“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决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批评过程的结果。”［6］36所以“读者在文学经典建构中也绝不是被动因素，它无疑是连接文学经典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的纽带，它一方面承接着外部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文学所展现的世界的知音、欣赏者和赞助人”［5］88

从使用选集的客户的情况来看，众多大学学生是白人男性，这些读者的兴趣和品味极可能影响文集的本质。当然，这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市场和经济的决定因素，编者们也不一定得迫使自己选择那些反映读者的内容。“经典的构成，每个人都要牢记，并不是为了看见资本主义猛狮和马克思主义羔羊一起尽情嬉戏而唯一可作出的努力。”［16］

文学评论家对作者、作品的作用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著名的例子就是约翰·迪恩(John Donne)，自18世纪以来，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怪异得有趣的诗人，经过T.S.艾略特、克林斯·布鲁克斯和1930年代其他一些新批评家的评论使得迪恩的诗作成为他们最崇拜的自我反讽和荒谬的范例，迪恩也被提升到英国文学经典的一个很高的位置。自那以后，迪恩的声誉有所下降，但是始终在经典中保持着一个卓越的地位。例如，著名评论家爱德蒙·威尔森(Edmund Wilson)决定了对好几个作家如哈里特·比切、斯托夫人和凯特·肖邦等好几个作家的优点的评论。再如，盖茨在确定黑人文学经典的时候就偏向侧重于黑人文学传统中通过文本获得的正式关系——修改、回声、呼唤和回应、唱和以及所有的关系——强调传统的本国的根基。因为本国的、或者口头文学，在黑人的传统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批评家罗伯特·斯代普托(Robert Stepto)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抗议在第二版选集中将里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归入到“自1945年以来的散文”［17］作家这一部分。选集的编辑们认为其建议很正确，所以现在将赖特回归到了早一点“1914年～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文学”阶段。

美国文学史上，由于评论家的努力使作家从文学边缘走向经典中心著名的例子就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大白鲸》(Moby－Dick)出版后不久(1951年底出版)，1952年一月份的期刊，如《南方季刊评论》(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说《大白鲸》是梅尔维尔及其书中角色的“精神病鉴定书”(“writde lunatico”)。［18］内战后，很快被文学界所遗忘。1891年，梅尔维尔去世前，他的名望开始渐渐复苏，尤其是在英国。而他在美国文学选集中取得确凿的地位，首先应该归功于批评家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上对梅尔维尔所作的评论。接着许多研究梅尔维尔的学者，如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F.O.马西森(F.O.Matthiessen)、赫舍尔·帕克(前文提到的诺顿文选第一版的编辑之一)(Hershel Parker)做了大量杰出的后续工作，使梅尔维尔的长篇、短篇小说以及诗歌［诗集《战争片断》(Battle Pieces，1866)，描写美国内战的诗集，当时被轻慢地、随意地评论，并很快被人遗忘，但是今天，它与惠特曼的《鼓槌集》(Drum－Taps)并驾齐驱，被誉为描写战争最佳的百卷诗集之一］都持续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梅尔维尔的名字也常常与爱默森、梭罗、霍桑与惠特曼等相提并论。［16］48－53

“证据显示，选集编辑选择作者和文学材料的时候，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更多的是受学术批评潮流的支配，而不是个人的偏好。”［22］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观念主要是一种学理，它与意识形态的变更有关，但又有一定的距离。由于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差异，在选择文学经典的时候，必然要产生影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的变更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先导。”［5］87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理论的出现和增长，对经典的建构和重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图书出版的因素，书本制作的实际需要，如纸张的重量决定了选集的长度，最后决定了入选文集的作家和文本的数量。现代科学技术使纸张制造技术和印刷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所以诺顿选集使“特制的纸张使每一卷书的大小和重量易于携带”［10］。《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区别于之前的其他选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印刷了许多美国文学著名长篇巨作的全本:例如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按照其手稿最新编辑的版本)、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附有名为“海关”的前言)、梅尔维尔的《贝尼托·西兰诺》(Benito Cereno)和《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詹姆斯的《黛茜·米勒》(Daisy Miller)、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等著名男性作家的长篇小说全本。此外，选集还增选了女作家罗兰德森(Rowlandson)、富勒(Fuller)、肖潘(Chopin)、沃顿(Whorton)的代表作全本。还全篇印了一些长诗，如庞德的《休·塞尔瘟·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哈特·克莱恩的《航行》(Voyages)和《桥》(The Bridge)，以及金斯伯格的挽歌《卡帝什》(Kaddish)。当然，完整而全面的长篇文学作品，可以让使用者节省不少额外的开支。

著作权的问题也是一个恼人而复杂的问题，也是选集构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很值得关注。诺顿前言中就不止一次指出版权问题。如“我们得以重印《进入黑夜的漫漫旅程》和《欲望号街车》得到了出版这些戏剧的出版商的特许，特别允许这些作品在诺顿选集中使用”［19］。“……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印刷《在我弥留之际》的版权属诺顿文学选集专有)。”［20］美国没有职业记者或甚至是特定的机构发布一份特定人员的名单来制定教学用书。虽然如此，当一个作家写了什么引发当今读者的兴趣，而没有被发现的触犯国家的所允许的上下浮动的界线时，编辑们便立刻一拥而上前来迎接你的需要。编辑们在选集允许的费用范围内，与其他的出版商讨价还价，就像在很大的旧货出售现场的摊点上像做小生意那般讨价还价，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审美、教育学的感觉，或者考虑其它的价值。尽管允许的费用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是一个极关键的因素。讨论这些虽然有用，但是它只能算是经典建构这一中心议题的外围因素，应该被排除文章的讨论在外。我们应该集中讨论编辑的判断是如何影响和形成美国文学经典的概念的。

电脑排版现在也会影响出版，电脑技术影响经典的重新安排和生产。许多出版商都鼓励高校教师根据选文在教学中重新构成自己的文学选集，并将简缩版投放到教师们的门口。“网上的e-text”(online e-text)，光盘驱动器和超文本解决方案也为教师们提供了新的选择和经典构建的方式。也有CD－ROM和超文本解决方法，对经典建构产生影响。

三、文学的内部因素

上述讨论的无非都是经典形成的外在原因，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更为本质性的根据呢?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参与了经典的形成，但一定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我们也许可以把经典这种本质性的特征称之为“经典性”(canonicity)。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的强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准。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强调了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创造性，将其称为西方文学经典之所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反对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派所做的道德批评、哲学和意识形态批评，大力倡导审美批评。但是究竟何为“审美创造性”?布鲁姆并没有明确说明。刘象愚则指出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6］5－6

虽然最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超越任何特别表现，也不需要特殊的辩论或请求。但是根据众多批论家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但究竟是那些品质特征使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参考以往一些评论家的论述可以窥探到其中的一些线索。

毫无疑问，一部作品具有艺术价值的话，它一定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普遍人性。这种普遍人性反映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真实状态，以真切的体验描写了属于人的感情，并能引起人的共鸣。塞缪尔·约翰逊对莎士比亚人物普遍人性的评价，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翰逊称赞莎士比亚“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习惯和生活的真实的镜子的诗人。他们(沙翁的人物)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使生活的整个有机体继续不停地运动”［21］。这些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无关，超越了阶级性的人性和超越功利的审美因素，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基础，如果回避或者否认艺术价值，强调或过分夸大文化权力的操控，讨论经典的建构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了。

文学作品的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一部文学作品描写的世界宽阔，蕴含的意味深厚而多义，可挖掘的东西很多很深厚，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对它的阐释不可穷尽。美国著名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认为，关于经典作品总是有更多的和新的东西要说，甚至允许有截然相反的解释;事实上，“这就是一本书被称作经典的意义所在”［22］。阐释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整合性的一个部分。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4］22文学作品内部的规律和规定性构成了经典的基础和条件，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片面强调外在因素，那是不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

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也不乏有一些永远难以令人理解的、神秘的因素。为什么一些确实有才能的或者社会影响重大的白人男性作家，如欧·亨利(O.Henry)、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作家会漂移出人们的视线。为什么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也几乎遭到了完全的忽视，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也许赛珍珠的宗教信仰是其名誉的障碍，但是宗教信仰似乎又没有削弱斯托夫人和丽迪娅·玛丽娅·查德(Lydia Maria Child)的声誉。如果存在一些当代经典的概念应该包容什么因素的话，也存在一些，可能没有经过检验的应该被排除在作品之外的法则。

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文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内因构成了基础和条件，而众多的外因在建构过程中由于时代、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不同，有的外因暂时会居于统治地位，起到关键或决定作用。但毫无疑问，权力与经典密切相关。通过对经典建构因素与力量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对经典的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时认识到在当今民主和消费社会中，研究机构的学术权威和专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批评家以及广大的读者大众对经典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人士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都反对原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经典，企图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权力体系，所以就在经典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经常会解构和颠覆原来的经典，重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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