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进

（ 中共思南县委 党史研究室，贵州 思南 565100 ）

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初探

张 进

（ 中共思南县委 党史研究室，贵州 思南 565100 ）

明代的乌江流域，土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主体地位，各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语言，生产力水平低，加上交通条件差，远离中原及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是全国典型的落后地区。但乌江流域的公办教育事业，却在明代起步并得到了较快发展，从而使土家族地区迈开了追赶中原地区的步伐，为乌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乌江航道开发，为密切乌江流域土家族群众与外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明代中央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从制度上保障了教育在乌江流域的推广；三是贵州建省和开科乡试，使乌江流域教育发展得到提速。

明代； 乌江流域； 教育发展； 影响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特别是贵州乌江中下游的思南、沿河等地，远离中原，山高峡深，土地贫瘠，历史上是荒徼之地，“蛮獠杂居，言语各异”，[1]8社会经济和教育十分落后。

在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开始起步，加上贵州建省和在贵阳开科乡试，大力办学，科举教育向“大乡巨镇”基层普及，“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1]9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乌江教育的推进

明初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大戏，从而加快了乌江流域的社会发展进程。

当朱元璋在元末战乱的局势中逐渐取得优势之时，远在西南乌江边的思南宣慰使，于1365年做出了顺乎潮流的时代选择，“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授之”。[2]1

一个月后，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也遣使向朱元璋献上了其所守之地，田仁厚也得到了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宣慰使之职。自此以后40多年间，两宣慰使多次上贡，得到了朝廷的赏赐。

经过元末的战乱，社会受到冲击，各类学校更是受到毁坏，或停或废。朱元璋走上政治舞台后，有感于长期战乱所带来的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日衰的状况，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于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立，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讲论圣道。”令全国各府、州、县、卫，皆设学施教，作为倡导文明、巩固政权、统一国家的措施。在其治国方略的指导下，明代的学校和前代相比，其地位更加重要，成为读书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太祖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2]94接着，监察御史裴承相奏请在“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2]96朝廷批准了这个报告，但筹备实施过程较慢。拖了几年后，直到永乐五年（1407），二宣慰使司学才建立起来。其中，思南宣慰使司学当时并不在城内，而是建在河东万胜山麓，这是铜仁地区的第一所官学，也是贵州省较早的官学之一。开办6年后，因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司被革除，设立了思南、思州二府，两所司学均改为府学。《明史》说：“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从此，乌江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教育开始了辉煌的篇章。

除了宣慰使司学外，乌江土家族地区还有朗溪司、蛮夷司、沿河司学等，均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民族教育官方办学形式。

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乌江流域学校陆续建立，文化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永乐六年（1408），酉阳宣抚司冉兴邦设酉阳宣慰使司学，督促土司、土官子弟勤奋学习汉文化和儒家文化。“……印江、务川诸学，皆宣德时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乌江中游的余庆也设立学校。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建安化县儒学。嘉靖元年（1522），思南府学“尽拆而更建焉。规制巨丽，为贵藩学校称首”。[1]25与此同时，乌江中下游地区的涪州、武隆、思南相继修建文庙。

府、州、县学既是官方公办学校，也是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府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与现在的学校及其领导有行政级别一样，教授、学正、教谕也有品级，教授为正七品，学正、教谕是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职权，既是地方最高学校校长，也是教育局局长。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明初规定为：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食米六斗。后来，随着教育的发展，又几次增加名额。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各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通过这些方式，从教官的编制、学生人数、学生待遇、教学内容等方面，对地方学校作了具体规定，在制度上得到保障，改变了以往各朝地方学校无严格制度，地方最高长官重视，教育就兴旺；主要领导换人，教育就衰落，即“得人则兴、去官则罢”的松散现象。

当然，由于开发较晚，经济支撑力度有限，乌江土家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印江无县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时任御史的思南人萧重望提请建学，并最终得到朝廷的批准。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在自己所著的《黔记》一书中记载了郭子章为此事向朝廷写的报告。报告说：贵州印江县“介在酉播，青衿满百，寄学思南，大称不便，乞要添设学宫，改设教谕，颁给条记，并裁革兴隆卫训导一节。为照学校之设，所以维世淑人，微独中原藉之以陶铸人文，即遐方异陬，所为挽草野犷悍，而归之雍容礼让，则学校之所关系者大也。印江县古称鬼方，先是犹绌于文物，迩来，青衿之士游黉序者百余人矣，尚尔寄学思南，往返跋涉，士子甚苦之。今萧御史陈安边之策，而首之以建学，盖商榷于黔中众宦而为此议，非臆说也。况庙庑、廪饩等项，不费公帑一钱，而士民愿输……但建学事重，……伏乞皇上轸念遐方，主张文教，敕下吏礼二部覆议上请行臣等钦遵施行，庶夷方在有学，荒服济济向风，易鳞介以冠裳，解椎结而诗书，其关系边计非浅鲜矣”。

从此疏中可知，印江县建学，“不费公帑一钱”，主要是靠社会捐资，知县张熔“拮据有年，节缩多方”筹建起来的。乌江土家族地区办学的艰难，由此可见。

随着儒学教育的普及，明朝政府还建立了其他专科学校。洪武十七年（1384），在全国推广建立了阴阳学校；明永乐十九年（1421）起，朝廷在贵州东北地区的思南、思州、石阡、黎平、铜仁、镇远等地设立了医学和阴阳学。这些儒学、医学和阴阳学校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医学、数学等专业人才，对调整乌江流域的人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乌江流域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嘉靖《贵州通志》记载，乌江中游的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还特别注明：“旧志曾说，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思南府的务川县，因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渐知读书”。[3]325因此，陈鼎在《黔游记》中说：“黔中诸郡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可观”。[4]431

二、贵州开科促进乌江流域教育发展

贵州建省以后，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是新建省份，辖区土地都是由云南、四川、湖广等省边远地区划拨而来的，加上元末明初战乱，中央政府更重视的是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军事作用。因此，建省百余年间，贵州没有独立举办乡试，而是依附云南、湖广。

《黔诗纪略》说：“先是，贵州未设乡闱，就试云南（昆明），近者二千里，远者三四千里。中隔盘江，夏秋多瘴，往试者不习水土，十病其九，士多裹足，文化不宣”。[5]101

其实，贵州是在建省十多年后，朝廷才允许贵州人参加考试，具体是在洪熙元年（1425），朝廷诏令有愿试者，到湖广就试。因为贵州到湖广（武昌）更远，而到云南较近，于是在宣德四年（1429），改为云南贵州合试，己酉科云贵共取11名，贵州仅得1人。

乌江土家族地区的学子不管是到湖广，或到云南参加乡试，都要跋涉数千里。参加一次乡试，时间至少要三五个月，路费和试卷等费，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除少数富贵家庭外，多数贫寒之士是无力支付的。另一方面，乡试的名额也少，因此埋没了很多人才。对于贵州科举的这种局面，贵州主政者也很着急，并为此事积极呼吁并上疏。

弘治七年（1494），贵州已建省 80年，贵州右都御史邓廷瓒，向朝廷上奏，要求贵州自开乡闱。朝廷认为贵州人才未盛，旧制不可轻改为由，未予批准。但还是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进呈录”，贵州乡试举人的这个名分等待了80多年。

自此以后，贵州主政者多次上疏要求于本省乡试。弘治十二年（1499）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张淳说：“贵州，古荒服之地，我太祖主高皇帝肇造区夏，列在疆域，于是设行都司，令四川带管，各学生员应试亦附四川。太宗文皇帝时，虽设都、布、按三司，亦未及开科，但应试生员改附云南。其额始自五名，累至十六名。弘治六年以镇巡官会奏，又增三名，然尚附云南应试。窃见贵州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前科赴云南乡试者，足逾四百之上，且每科中经魁并前列者，往往有之。科场之费，则镇远、永宁二处商税银，岁至一千三百余两，赃罚等项，又可二千五百两，用之有余。况本城内占有公馆一座，地势轩敞，少加葺补，堪作试院。请各自开科为便”（弘治六年即是1493年）。[2]577朝廷也未批准这个报告，只是“命下所司知之”——交有关机构备案而已。

又过了31年，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贵州思南府人田秋向皇帝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在贵州开设考场、开乡试。田秋（1494年～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十七岁时中云南乡试举人，九年（1514）二十岁时入朝考取进士，历任延平府、河间府推官，福建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职。

作为乌江边的学子，田秋经历了从乌江边到云南乡试的长途跋涉，其中的艰难困苦，他是深有体会的。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自己“亲见其苦，亲历其劳”的感受，他说：“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以致）边方下邑之士，望王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6]69

对于贵州不能开闱乡试，给本省教育和人才的压抑，田秋更是感慨很多，他认为：“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所以人才辈出……唯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6]69以致人才不得脱颖而出。为此，他对比了两广教育发展情况，力主在贵州开设乡闱，他说：“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解额渐增，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若两广之盛乎？”[6]69经过田秋等人的积极争取，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批准了经过调研后的贵州省开科举、设乡试的报告。经过两年的准备，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首次开科，初定解额25名。这是乌江流域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时，距贵州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已有120年历史了，真可谓来之不易。

贵州乡试开科设考，意义非常重大。就近在省城贵阳乡试，节劳省费，向学者日益增多，给读书人创造了更多的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并且，录取举人的名额增加了，从第一次开科的25名增加到40名，使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普通人士通过读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政治舞台，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积极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力献策，发挥了很好的推动、导向作用。

总之，明代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得到了快速发展。《明史·选举志一》载：“无地而不设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痒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此结论用来评价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也是十分适当的。

三、土家族地区的书院

在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除府学、州学、县学这种官方主流教育形式外，书院也得了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义学、社学等教育形式，使接受教育的面不断扩大。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负责人叫山长。一般说来，官学教育与科举有直接关系，而书院则与科举关系不大，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如“东林书院”等多为明代统治者所禁毁。

贵州的书院发展相当缓慢。宋代仅有两所，都在沿河县，一是鸾塘书院，这是贵州省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书院，另一所是竹溪胜院。

到了明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宽，贵州及乌江地区的书院陆续兴盛起来。其中，谪贬到贵州的王守仁（号阳明），为贵州和乌江流域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守仁是明正德元年（1506）的兵部主事，因上疏得罪了权贵，被贬到贵州修文县的龙场驿来当驿丞。他谪放的地方，是中原人看来苦不堪言的穷乡僻壤、瘴疠之区。

王阳明在贵州短短的3年间，先后执教于修文县的龙冈书院和贵山书院，对推动贵州及乌江流域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到龙场后，即在龙岗书院（今修文阳明洞）讲学，同时常在洞中默记旧日所读诗书，写出了《五经臆说》，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学说，发展了儒家思想。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三一）。他的学生之中，不仅有上层人家的子弟，还有少数民族的子弟，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此学风的推动下，贵州及乌江地区的书院也大量设立。明朝弘治年间，武隆县人，户部给事刘秋佩辞官回乡后，于弘治十二年（1499）在高垭白云关佛寺创办了白云书院。何环斗于万历三十年（1602）创办了琴堂书院。隆庆六年（1572），石阡知府吴维京在石阡创建了明德书院。

作为乌江地区开发最早、经济最繁盛的地区，思南在明代的书院教育发展十分可观。思南江城分别建有斗坤书院（隆庆年间，佥事周以鲁建，1522年后搬迁到万胜山顶）、大中书院（后更名“中和书院”）、为仁书院、文明书院、凤冈书院（今实验小学内）等。其中，思南知府田稔于嘉靖末年在府城真武观内创办的为仁书院名气很大，明代著名哲学家、郡人李渭在这里讲学，吸引了很多外省学生前来就读，并因此而定居下来。

四、土家族地区的社学

在官学、书院大发展的同时，明代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开始向基层普及，社学就是其中的代表。

社学是官学的“学前班”。按照元朝的制度，每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仍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

社学与府、州、县学在学制上相互联系，凡在社学中肄业者，学习成绩优秀，经考试可升入府、州、县学为生员（即秀才）。反之，如果成绩不佳，则被遣退回社学。

当时的贵州，用王阳明的诗来说，是“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据嘉靖思南府志载，当时思南府和所辖县、司均有社学。如思南府社学，“凡三间”。同时期的偏桥卫社学，嘉靖十五年（1536）由知县王溥建，号舍皆覆以茅，年久倾圯；嘉靖三十年（1551）卫学官生易以陶瓦焉。务川旧无学校，弘治年间知县刘镗鲁“乃立社学，延名儒敖，通选民间俊秀子弟唐容等六十余人，训以诗书礼义，复议设学校”。[3]785这说明，乌江流域在明朝时期，已形成了社学（童生）——府、州、县学（生员）——国子监（贡生）的三级相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

此时，明代的教育已开始从府州县治所在地，开始向一些集镇和大的村寨延伸。据《思南府志》载，曾任“工部都水郎中，督造御器”的安康，“总角时读书青鸾溪”，并于景泰癸酉（1453）考取举人，说明不载史册的社学大量存在。

除了书院、社学以外，乌江流域还有大量的义学和私塾出现。私塾是民间的私人所办，而义学则是半官半民的学校，其学习内容和教学情况与社学大体相同。正因为有儒学、书院和社学、义学的普及，思南等地“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务川人申祐就在正统九年（1444）考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正德九年（1514），思南人田秋也考中了进士，后来为乌江流域的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所载《明清时期铜仁地区部分县市进士、举人、贡生统计》表明，明代，仅思南县（不包括管辖的德江、印江等县）就考取进士 12人、举人115人，并有贡生223人，[7]17居于贵州全省的前列，出现了“荐（缙）绅之士彬彬焉，（思南）冠于全省矣”（《嘉靖思南府志·序》）的现象。这在教育刚刚起步的贵州省，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总之，明代乌江流域教育事业的兴办，虽然体现了封建王朝“怀柔远人”、“用夏变夷”的精神，即就是中央政府利用儒学在边远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这对于推动土家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大、深远意义。

[1] 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嘉靖思南府志（点校本）[Z].内刊，1991.

[2] 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3] 谢东山修，张道等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嘉靖贵州通志（上册）[Z].上海书店影印，1990.

[4] 罗书勤等点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古籍集粹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 关贤柱点校.贵州古籍集粹·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6] 孔令中.田秋《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Z]//贵州教育志.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7] 铜仁地区教育志编.铜仁地区志·教育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On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Tujia Areas in Wujiang River Valley in Ming Dynasty

ZHANG Jin
（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Party Committee of Sinan County, Sinan, Guizhou 565100, China ）

Wujiang River Valley, where minority like Tujia was in a principal status while they have independent languages, was a typical backward region in Ming Dynasty because of its low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long distance from developed areas of economy and culture, such as Central Plains,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However, Tujia regions quikened their pace to catch up Central Plains in that public education in Wujiang River valley started and developed quickly in Ming Dynasty, which promoted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Wujiang River valley. On one hand, the exploration fo Wujiang River lanes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clo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ujia people in Wujiang River valley and outsid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government’s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 Ming Dynasty guaranteed the extension of education in this vall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Furthermore, establish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start of triennial examination fasten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Wujiang River valley.

Ming Dynasty;Wujiang Rriver valley;education development;influence

（责任编辑 梁正海）

G7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6-0006-05

2011-05-19

张 进，男，贵州思南人，土家族，思南县党史研究办公室主任，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