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诗尧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石头的言说
——文化生态视阈下喻子涵散文诗的精神内涵

孙诗尧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石头的言说使喻子涵散文诗彰显出和谐自然、和谐心灵的文化生态意识。发掘喻子涵散文诗中的生态观念，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们对文学生产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塑精神领域的内在诉求。这不仅有利于生态文学的本质回归，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指明了一条新出路，也促使我们用更加怀疑、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西南民族文化。

石头意象； 喻子涵散文诗； 文化生态

喻子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散文诗创作、批评的贵州土家族诗人。自1993年以来，喻子涵先后出版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诗集《蓝色天空》，散文集《雨天作文》，散文诗集《回归或超越》，在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坛引起较大反响。王光明、孙玉石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典》中收入他的散文诗作《心境》，中国作家协会编写的《中国作家大辞典》编载了他的文学创作事迹。

在 2009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喻子涵的散文诗》中，喻子涵诗作在艺术上呈现多样化审美趋势，内容上融入地域和多元文化生态特色。其中“石头”意象既是民族情感、民族性情的流淌，又是文化生态观念的升腾。在新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汉语诗坛中，“石头”意象的塑造使喻子涵诗作在立足之高度、视觉之广度、思想之深度[1]等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在凝聚诗人情绪和内在体验并渗透个人灵性的石头意象的塑造中，带有历史使命的生态意识使散文诗作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如今文化、文学的多元生态建构中，我们应该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一、喻子涵散文诗“石头”意象的文化生态背景

在中国古代，人们刻立石碑是在表达“石能言说”之意，白居易的作品《立碑》、《青石》原意就是讽刺唐代立碑之风。陆游有诗言“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石头是以沉默的方式言说着世界的奥秘。海德格尔认为石头是在讲述属于它自己的力量和品性，“石头的外观投射出来它那来自太空破晓的寂静之光的远古本源，以作为开端的最早的破晓渐渐投向那正在形成的万物，使万物的本质存在呈现出来。”[2]

喻子涵的散文诗就是石头的歌唱，是石头的言说。石头，是贵州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缩影。从自然环境上看，贵州山地地理特征的磅礴气势不言而喻。石头的堆砌，形成贵州奇特的自然山水，造就了喀斯特自然景观，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记载了20多万年的文化。岩溶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孕育出不同类型宗法制度组织与经济形态。从郡县制，经制州与羁縻州的并存，到土司、流官并存，再到改土归流，在这种社会治政的变迁中，贵州各民族也形成了濮人耕田，羌人且耕且牧，苗人迁徙，越人水滨稻作的不同经济形式。

从人文环境上看，贵州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有滇、巴蜀、荆楚和周边几省整合而成的汉文化，有分为若干支系的苗瑶文化，有内部相对统一的百越文化，还有氐羌文化与百濮文化。这些文化孤岛呈现出共生共荣之态，致使贵州文化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界定。而贵州是西南地区交通枢纽，人文环境定然受西南地区多重文化的熏陶。西南地区是中原儒家文化，各少数民族的山地、农耕文化，东亚大陆农耕文化和西太平洋渔猎文化的汇集之地。这成为文化生态视域下喻子涵散文诗研究的宏观文化区域背景。喻子涵笔下石头意象既是西南生态文化观念的产物，又是地域文化生态的传承。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的很多石神话、石传说，证明了先民自诞生以来就与石头结下不解之缘。纳西族神话《创世纪》中，天神地神合力立起五根撑天柱，以绿松石补天，黄金铺地，天地最终形成。广西壮族神话《布洛陀》中，在大地一片荒芜时，天上掉下石蛋。九十九天后，石蛋生出三兄弟，最后老大留在陆地上，成了壮族人民的智慧之神布洛陀。普米族神话《巴弄明和巴弄姆》中，世上有一块长着翅膀的大石头在空中飞。此石后来裂成两半，上为天下为地。羌族传说《羌戈大战》中，在羌人和戈基人激战时，一天夜里从山上滚下白石，帮助了羌人。从此，羌人将白石作为神来供养。傣族神话《变扎贡帕》（《古老的荷花》）中，天神造了三十三个宝石蛋，从中孵出八个天神，创造了人类。无疑，在西南诸民族人们心中，石头是有灵性的，是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交流、对话着的。

西南先民们带有赞颂意味的崇拜意识，包含审美的生态情结，以及神秘的宗教气息成为了喻子涵散文诗石头意象的原型心理，这种心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积累成大峡谷悬空的“石床”，土家“石山寨”，高原的“石峰”、“石林”，石头铸成的“边墙”，木乃伊“石匣”，滇黔边境的“石面具”等各种意象，从而诗意地言说着新的时代内涵。

二、喻子涵散文诗的文化生态内涵

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在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一术语，主张“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3]由此，文学的生态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生态批评界定与应用的讨论——“生态学批评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问题，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看，它产生于后现代、后殖民时代‘杂交’文化的背景之中，也可以说是文化生态学批评。”[4]地理环境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背景。云贵高原一带，岗峦连绵密布，悬崖奇险狰狞，河流纵横奔流，溶洞奇险刁钻，如此险象环生、神秘莫测的自然地理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这使人们的自然崇拜意识根深蒂固，并促成各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坚强不屈的性格。人们将一些自然现象当作超自然的神力来崇拜，把奇山、怪石等一些自然物都视为神灵来崇拜，以此祈求大自然与人和谐共生。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群体内部的一种合力，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外族侵略作斗争中形成、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的向心力。它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了隐忍、不屈的民族性情。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中，“石头的声音”成了喻子涵散文诗文化生态批评视角下的核心基调。冷峻的诉说中饱含哲学意义上的和谐理念，慷慨悲凉的风骨中蕴藏生命意义上的人文精神，这是石头意象突出的生态文化内涵。

（一） 哲学意义上的和谐理念

大自然辽阔、温暖的胸怀是人们审美中的客体，又是人们心灵栖息的家园。在喻子涵散文诗作中，充满灵性的自然山水与诗人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彼此构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石城：生命以外的生命》[1]9里石头意象的“沉默”中，我们看到人与自然相互感应、和谐相处的亲密交流之态，也倾听到充满了哲学思辨意味的言语：

那城垣上的遥想，石头中的语言，古城里的歌声，停滞在月光的凝视里。

而沉默的建筑师，时间的雕塑者，随着我的玫瑰一一回归而复活……

而生命的若干面孔，在这里分离又在这里会聚；时间的若干形式，从这里结束，又从这里开始。

在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中，对人性、人情、人态的思索，时空交错轮回中人们对自身位置的探寻，成了诗人哲学性的诗意表达。生态文明是在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诗歌里的生态文明是要展现人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勾勒出富于善良、宽容、博爱的人心之美。喻子涵没有标榜自己是生态写作者，讴歌和谐的生态是一个诗人的本性使然，诚如他所说：“站在黑夜里思考人生，我的灵魂便上升为天空，超越一切物欲，当黑夜关闭涌动而浮躁的现实，真善美与假丑恶便在黑夜里融化分解，最终让灵魂与幻想提取出人类急需的美好物质来。我所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希望人间和睦美满。”[1]4

喻子涵在《栖居石板寨》[1]19中诗意地构建石板寨和谐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在讽刺现代人毁坏自然、虚假猎奇的丑恶心理：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装腔作势。

他们对我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可是一句也没说到点子上。

他们并不了解我。我好害怕啊，喀斯特！他们是反自然的，我看出他们眼神里的杀气。

于是我消失，消失在石板房里，消失成一座废墟。

诗人的反思，正是表明他在以生态的目光重视如今的文明。散文诗作中显示出对商业文化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对文化问题的责难，而是对文化本质形而上的反思。在他竭力构建和谐人文生态的同时，生态背景中的人们“反自然”的心理可见一斑。诗中的“石板寨”以它一贯沉默的方式告诉我们：的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应该成为我们文化生态的准则，但总要有一种合理的、核心的张力伸展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以维持三者的平衡对等、有效互动，从而保证多种文化生态并存并能良性发展。

（二）人文精神的召唤

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生存和发育的基础，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信仰、审美情趣、思维特征、感情倾向等因素的结合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本原所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5]所以，文化生态代表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空间，它既关乎文化的兴衰荣辱，还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文化行为。当今，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已经不可阻挡地经受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都被置于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这个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与维系，不仅仅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需要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真诚交流与和睦共进。因此，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呼吁与重拾人文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在人们认为诗歌已经穷尽其性灵，中国诗歌数千年的积淀日渐式微之际，一批来自西部的民族诗人，以旨在唤醒人们精神的强烈的人文皈依、独立的批判意识以及生态和谐意识的作品刺伤了人们几乎麻木的审美神经。土家族散文诗人喻子涵用强烈的人文关怀审视生命，用怀疑、批判、超越的精神追求诗歌的艺术高度，探求人性美与诗歌精神的恢复与重建，力求抵达艺术的存在与超越。他用具有历史意识与前瞻性的凌厉目光，如兼有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石头”一般，“昂着头颅”，用“一颗不停运算着的心”“为上帝缜密而敏捷地思考着”，思考人类生存困境，洞悉苍凉历史。

石头的言说，让喻子涵散文诗作在更广泛、更有穿透力的艺术质感中展开对民族与世界，历史、现实与未来，个体命运与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思考。这种思考归源于诗人以人文情怀为核心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此创意频出、个性活跃的年代，诗人应该深谙时代的危机与人类的苦难，以人性的本原为出发点，诠释出诗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已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新时代为真正的诗歌创作者提出的新课题。为此，诗人应该坚守善良而悲悯的单纯情怀，不为名声所累，不为商业利益左右，能够以更加明晰的目光关注人类疾苦，以适度批评与善意批判的姿态超越历史与现实。这种姿态不是宗教式的救赎慰藉，不是极权主义者的愤世嫉俗，只要拥有一颗虔诚之心，一颗可以在浩渺无垠的宇宙里唤起人们心底悲悯之情而显出不甘于命运摆布之抗争精神的广袤、和谐的心灵。这样的心灵才有资格创作出具有旺盛生命力与跨越时空穿透力的诗歌，才会给我们正视生命与困难的勇气以及不断创新、变革的力量。

喻子涵将散文诗艺术与对历史、现实生活的关怀与思索紧密相连，善于哲学性地披露人性中善恶交织的复杂性。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诗人在表现一种渴求精神领域里生态和谐的、隐藏于审美意识中的人文精神。对自然情致的向往与追求，延伸到精神上人们自身的和谐之美，石头的言说形成了喻子涵散文诗中对人文精神和爱的召唤——“学会爱”，自然而坚贞，如“石头融进石头，水融进水”。

和谐、批判和反思，是喻子涵散文诗生态文化内涵的核心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和谐，是文化领域里的永恒主题。批判和反思相辅相成，二者的核心表达是追寻人的精神家园。这种家园是文化生态的核心，表现为能够催人奋进的一种终极人文关怀。

三、喻子涵散文诗的文化生态意义

石头的言说，是生态文学本质回归的诉求。当生态学理论移植于文化领域后，文化生态视野中的自然就为人与文化做出了某种程度上本源性的追溯与引导。倡导文化生态理念，是人对自我本源性追寻的昭示，是人向本源自觉回归的表征。生态文学承载着对宇宙、人类命运的忧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的期盼，对人与人平等、和睦地交流奋进的呼吁，从而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图解社会问题。这表明，文学已经自觉地将自然灾难造成的生态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新时代人类生存危机纳入自身诗意的表现中，促使人们反省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实现表现上追求审美、内容上追求生态的完美结合。在表现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过程中，重新阐释、探索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这是生态文学回归的意义。

文化生态视域下的石头意象指明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一条新出路。责任不意味着强制，尊重也并非敬畏，能够视自然为独立的个体并尊重自然的灵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责任，是对自然、对自身的尊重。基于责任与尊重的文学创作正是对故土、对本真的回归，是一种传达着尊重生命情绪体验的、更为真实的新时代写作。这为形式与内容都正处于转型期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再度繁荣提供新的契机。因为“以汉语当代诗美标准、诗意技法去观照本民族历史文化遗风，追念远古民族精神，缅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人物、文化传统和历史事迹，从中实现着观古人而返观自身，怀旧情中获得新的情感依托，这已成为当代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最为重要的美学行为和精神模式。由此，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开始了以文化记忆为特征为依托的、新的民族精神神话的营造为使命的、历史偏离与诗意回溯、生存悖反与灵魂皈依并行的精神历险和文化重构的艺术进程。”[6]这种精神历险和文化重构的艺术进程也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再现人们对文学生产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刻反思的、个人体验与时代召唤相融合的全新创作过程。推而言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三重压力下如何夺得自己的话语权，民族、地域文化下的生态写作也许是一条新出路。

同时，石头的言说也在告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西南各民族文化。我们知道，明清之际，西周时的氐羌、群蛮、巴、百濮、百越等少数民族形成今天南方汉藏语系中藏缅、苗瑶、壮侗诸多语族。长江以南、雅砻江以东、云贵高原和濒临南海的南部大陆一带，崇山峻岭，湖泊众多，雨量充沛，尤其藏缅语族多居高原山地。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与山地文化孕育了西南各民族坚韧的精神，悲凉的生命意识和依赖、崇尚自然的心理。山高、谷深，复杂的地理环境，不便的交通运输条件限制了人们的对外交流。人们在长期以来的不断迁徙和与自然斗争中形成了封闭保守、依赖自然和神灵的心理，本能抗拒与排斥外来文化，被动地接受革新。此外，傣、基诺、哈尼、傈僳、壮、侗、彝等民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原始宗教神本思想和华夏族的天人感应论与帝王崇拜论融合而成的经学思想，使得人们本能地把愿望和期盼都寄托在神灵身上，从而湮灭了人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所以，借用全球化、现代化理论审视生活状态，以适度、科学的批判视角作出选择，合规律、合目的地传承与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模式，是具有理性、积极意义的。如同生物界一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体温，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会促进彼此的联系，从而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多元性、包容性与自身的调适性正是新时代语境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不论是感发志气的经史子集，还是词句诡异的野史闲话，中华民族文化总是在对“和”的普遍追求中显示出“思”的理性轨迹。如何在文化生态中延伸出新时代西南民族“和”与“思”的核心文化体系，从而在区域、国际文化博弈中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喻子涵散文诗中石头意象的文化生态书写表明，来自西部的一批民族诗人已经在试图探求这个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人生问题，社会秩序等文化生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会一直伴随我们存在。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探究与思索，生态文学正在并一直会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契机，西南民族文化也会在我们重新审视后焕发新的光彩。

[1] 喻子涵.喻子涵的散文诗[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1.

[2] 余虹.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82.

[3] 何立强.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文学与自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07：3-4.

[4] 司空草.文学的生态学批评[J].外国文学评论，1999，（4）.

[5] 贾乐芳.文化生态的当代境遇[J].新疆社会科学，2011，（3）.

[6]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8.

The Dialect of Stone—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Yu Zihan’ prose-poems in a cultural-ecological perspective

SUN Shi-yao
（ School of Arts,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and man and themselves, the dialect of stone in Yu Zihan's propose-poems highlighted the culture-ecological awareness on 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 and of the spirit. To discover the ecological conception in Yu Zihan’s prose-poems is what people pursuit in their inner world in the field of deep reflection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in a post-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text. This was good for the revival of the nature of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leads the ethnic Chinese poetry in the new period to a new way. It also prompts us to re-examine the southwestern ethnic culture with a more skeptical and opening view.

stone images;Yu Zihan' prose-poems;cultural ecology

（责任编辑 朱存红）

I20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6-0023-05

2011-09-30

本文系贵州民族学院2011年学生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孙诗尧（1986-），女，满族，吉林九台人，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