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琼

（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

论冯沅君与庐隐的女性悲剧意识

章 琼

（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

“五四”时期是妇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时期，又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和崛起的时期。作为作家的冯沅君和庐隐同是“五四”的产儿，她们关注女性的命运，寻找女性的出路，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对立中的女性心理与悲剧命运，书写了众多的悲剧女性形象，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开掘与发展无疑具有拓荒的价值与意义。

女性小说； 悲剧意识； 女性形象

“五四”时期是中外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时期，是妇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时期，又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和崛起的时期。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中国一大批富有个性与理想的知识女性纷纷拿起手中的笔，走向文坛。作为作家的冯沅君和庐隐同是“五四”的产儿，都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女性。她们关注女性的命运，寻找女性的出路。但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下，在黑暗如铁屋子的社会现实中，“五四”女性作家们虽发出了先知先觉的呐喊，然而她们在创作中又未免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困惑与彷徨，对女性出路的迷惘与纠结，使她们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与哀伤。

冯沅君与庐隐的作品有着女性的悲剧意识，她们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对立中的女性心理与悲剧命运，书写了众多的悲剧女性形象，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开掘与发展无疑具有拓荒的价值。

一、时代语境下的女性迷茫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如同一线曙光，正艰难地启迪着蒙蔽千年的民智。妇女解放亦成为时代的强音，如同春雷一般惊醒与激活了处于男权社会下蒙昧、混沌状态中的女性意识。显然，妇女要谋求解放，首先必须谋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这是最直观、最迫切的问题。

冯沅君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她在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就塑造了执着于理想爱情的叛逆女性。在被隔绝之后，逃婚不成，女主人公镌华决心以死相抗，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她表现得非常果敢：“但是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在不违背我后二者的范围内，无论你的条件怎样苛刻，我都可以服从。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牺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所最不爱的人发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不死怎样？”在正面树立男女爱情的合理性方面，冯沅君的创作表现了较为清醒的理性精神与行动意志。“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1]无疑，镌华铿锵的爱情誓言已把恋爱自由提高到了个体生命自由的高度。冯沅君为了表现新时期女性的反封建精神，敢于撕破虚伪的面具将恋爱中女性的心理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在冯沅君的笔下，母爱与情人之爱都是不可逆的爱，被高悬在肉体生命之上。在文本表层，母亲并未被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角色。母爱神圣不可逆，既体现了“五四”女性作家对旧道德的退让、妥协，也展示了“五四”女青年对母性爱抚的依恋与怀旧。

然而毋庸讳言，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男权思想早已积淀如磐石，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感，新旧交替的步履就格外艰难。对于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她们要争取自身的解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些曾经以“娜拉式”的出走迈出反抗旧式家庭第一步的时代新女性，出走之后路在何方？现实社会并没有为她们离家出走后的人生之路提供可行的方案。这是“五四”时期女作家们遇到的一个普遍难题。因此，在冯沅君和庐隐的女性小说中，既有对旧制度的批判、对新时代的呼唤，又有对未来找不到答案的迷惘与困惑。“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2]难怪鲁迅曾这样精辟地论述冯沅君的小说中所展示的女性爱情困惑与迷惘。实际上，小说《隔绝之后》的女主人公镌华留给母亲的遗书中，既有对自由爱情至死不渝追求的表白，也有对作为父权制代表的“母亲”的卫道行为的理解与体谅。“我的罪恶比泰山还要高，东海还要深，你看见我死了，只当我家谱上去了个污点，千万不要难受！”这种忏悔分明是对父权制度罪恶的实质认识不深造成的。正因为冯沅君在创作心理上的这种矛盾状态，使得她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并未真正地清醒，由此导致了她们反封建、反传统的力量大大被削弱。“以死抗争”其实是无路可走的一种无奈与悲壮选择。

庐隐曾深刻地指出：“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3]从某种程度上讲，庐隐对女性解放的道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但是她们都很困惑，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她们要么游戏人生，要么移情别恋。《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虽是位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可在对人生出路的探求上却茫然不可得。“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这时的心，彷徨到极点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结果呢？”[4]这种困惑与迷茫在庐隐的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多。《海滨故人》中的云青、露莎都是有志青年，但当她们真正接触社会后，这些负荷着千年传统思想包袱的青年便纷纷卷入愁海了，没有一个能逃离悲哀与痛苦的牢笼。在庐隐的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犹如水中月、镜中花，没有团圆的甜蜜，没有完美的幸福，人生只有苍凉与悲戚，等待她们的只有悲剧。

当然，由于时代和历史的深层原因，种种无形的掣肘无处不在，使得这些热烈单纯的知识青年的理想还只限于对个人婚恋自由的追求上，而缺乏更高的社会理想。她们天真地认为，争取了爱情自由就是争得了幸福，这种幼稚的奋斗理想因缺乏社会根基而显得十分脆弱。加上自身因袭的传统思想不可能彻底被清除与摆脱，所以在她们身上觉醒与苦闷、激愤与忧伤同时存在。

冯沅君和庐隐一样都认真审视过妇女解放的社会命题，但她们的探索与思考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思想文化层面，缺乏实质性的理论与实践探求，因而都落入了梦想后无路可走的尴尬。于是，我们看到镌华死了，亚侠死了，丽石也死了。死亡成了她们唯一的“出路”，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二、艰难人生中的自我哀叹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其意识经验和生活前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童年经验在健康人格的发展中极为重要。庐隐和冯沅君的家境都不算贫困，但都生活在一个复杂动荡、充满变数的时代里，她们都经历了五四的高潮及落潮期，经历了由探索到苦闷的彷徨，她们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与时局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让中国倍受封建礼教重压的知识女性开始觉醒了，她们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个性范畴的精神要求有了全新认识。在这种情势之下，她们的创作必然着力于个性解放的张扬。因而，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个人言说似乎成为“五四”女性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小说创作中，她们或建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或表达对旧时代的愤懑，或哀叹个人的艰难人生。

可以说，“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对自我命运的大量抒写，是女性意识崛起和女性情感进入文学的便捷通道。她们通过“虚构”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来细腻地展现对女性命运的诸多思考。庐隐自幼身世凄苦，一出生就被视为“灾星”，从此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成年后，她的爱情婚姻之路也布满荆棘。苦痛的人生经历使庐隐总拿着一声叹息、一串眼泪去解释一切。她创作的《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象牙戒指》等作品塑造了一个个敏感、坚强而又命运多舛的女性，充满着浓郁的悲哀之情，无不积淀着作者苦涩的岁月记忆。《海滨故人》中女主人公露莎的命运正是作者本人命运的缩影。庐隐曾讲过，她每次作稿，描写某人的悲哀或烦恼，只是自欺欺人，说某人怎样地痛哭，无论说得怎样像，然而那些人都只是她本人借她们来做的一种象征而已，实际上都是自己艰难人生的一种映射。

冯沅君的小说也带有明显的自叙色彩，不是写她自己的心境，就是写她身边朋友的事。虽然她将新时期男女爱情的心理写得十分圣洁、热烈，其实都是她对自己爱情世界彼岸的美好想象。“20年代，不少女作者喜欢以自己或自己生活圈子里知识男女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主要通过人物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婚恋际遇来表现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较少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直接的反映。她们在女子内心世界的开掘方面细腻深切，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剖析则往往不够充分、深刻。”[5]过多地将个人悲剧命运的经历叙写在小说文本中，使得作品充满了艰难人生的自我哀叹，既是冯沅君和庐隐的擅长之处，同时也显示了她们创作的不足。

庐隐和冯沅君二人从男女关系、母女关系等这些不同侧面，探索女性命运的出路，她们将自己的苦闷对象化在作品中，留下了许多凄婉动人的真情故事，真实地表现了“五四”启蒙思潮下第一代觉醒女性的爱情困境与艰难抗争。在强大的男权传统的掣肘下，这些女性主人公对真爱的追求虽勇敢无畏，但都踏着哀乐而逝，显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光明与黑暗的交织，新旧思想博弈的辩证过程。这种女性悲剧意识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而言，无疑是一种丰富与开拓，其意义不可泯灭。

[1] 冯沅君.隔绝[C]//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C]//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45.

[3] 庐隐.庐隐小说全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87.

[4] 庐隐.或人的悲哀[M]//一个情妇的日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31.

[5] 乔以钢.从面向女性自我到面向广阔社会——三四十年代中国妇女文学的嬗变[J].天津社会科学，1993（6）：88.

Feng Yuanjun and Lu Yin compared with the women sense of tragedy

ZHANG Qiong
（ Kaili University of humannities,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

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the era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but also the occurrence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of the times. Lu Yin and Feng Yuanjun are the May Fourth period’s births,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fate of women, women looking for a way out, to reflect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women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tragic fate of female psychology，writing a large number of tragic image of women，The May Fourth of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terature is undoubtedly pioneering value and significance.

Women's fiction;Tragic Sense;Image of women

（责任编辑 朱存红）

I207.4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6-0020-03

2011-05-03

凯里学院2011年院级课题，编号：s1108。

章 琼（1979-），女，湖北荆门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