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廉士

(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 401331)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及养生之道时说:“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将数术与阴阳并举，可见其在古人眼中的重要地位。今天，现代中医将阴阳誉之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对数术却不置一词，其原因可能与学术界曾经倡导的“继承精华，剔除糟粕”有关。然而，无论其为精华或糟粕，数术却是中医典籍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理论体系，它贯穿于《黄帝内经》的始终，无法绕过，只能面对，所以甚有系统研究使之呈现的必要。

1 什么叫数术

数术，又称术数，意谓数中有术，数字背后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在古代人类的思维中，数字并非仅仅是对现实的抽象那样简单，其中隐藏了事物的规律和宇宙本体的秘密。数字的大小奇偶、对之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揭示事物、现象的生成、变化及其内在原因和规律性。

《易·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数术是一套涵盖宇宙时空的整体学问，象由数定，数不离象，它与道相通，是道的体现，阴阳感应、五行生克制化等理论皆出乎其中，故而数术乃学术之本源，学问之基础。古希腊亦有类似的思想，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 572 BC ～497 BC)学派曾将“数”当作宇宙的本体或始基，认为“万物都是数，万物是数的摹本，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的一切现象”[2]。

数术之学在秦汉盛极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载:“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可谓卷帙浩繁，对照区区“《黄帝内经》十八卷”(同上)，则可以想见当时数术是怎样一种显学了!数术的原则为秦汉各家所共用，它渗透到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自然，医学也无例外。《素问·三部九候论》曰:“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古人用数术原理架构中医理论，用以说明人体脏腑、经脉、气血的性状与天道的符合度，以及人体各种生理指标的内在联系，其体系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从一到九的数字

法国著名人类学者列维·布留尔(Levy-Bruhl，Lucien，1857～1939)认为，在古人那里，“每个数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个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这样被神秘气氛包围的数，差不多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3]。在古代的不同民族之间常常会有相似的思想。中医也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素问·三部九候论》)。”从一到九这几数字为“至数”，差不多每一个数字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现简介如下。

2.1 一

《说文解字·卷一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视“一”是宇宙本源，是“道”的体现，被认作“大一”、“太一”(或作“泰乙”)，受到古人的祭祀和崇拜。“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史记·孝武本纪》)。道家学说很强调“得一”。如《老子·第三十九章》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得一”则能与道相合，中医也是如此。凡诊数治疗符合于道，称为“得一”。如论及诊断时说，“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素问·玉机真脏论》)。切脉注重“得一之情，以知死生”(《素问·脉要精微论》)，针刺强调“治之极于一”(《素问·移精变气论》)，认为医生和患者的神气合一，最合于道，因而最能发挥疗效[4]。

2.2 二、三、六、九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之数为一，一分为二，判为阴阳，所以“二”代表了阴阳双方。现代中医理论关于阴阳的阐述极多，此不多赘。“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阴阳二气的运动一如雌雄相合，能够产生出新的生命，即所谓“三生万物”。三而三之，生生不已，万化繁荣，所以古人认为“物以三生”(同上)，将“三”作为物质在时空之间运行的基数。如在时间上有“天地迭移，三年化疫”(《素问·刺法论》);空间上有“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灵枢·五十营》)，由三寸累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经脉之气一天运行的长度。古人的诊疗活动亦是如此。如诊断上“诊有三常”(《素问·疏五过论》)，刺法上“三刺而谷气至，谷气至而止”(《灵枢·终始》)，将“三”作为针刺得气的基础数。“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而三之倍数六、九均被视为三的延伸和发展，如六气、六经以及九脏、九气、九窍等，且六乃阴数，九乃阳数，六与九的倍数，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都被赋予了解释天人关系的特殊意义。

2.3 四

《淮南子·天文训》:“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故举事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数字四是“阴阳相错”产生的。天地有四海，“海有东西南北……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海，以应四海也。”一年有四时、人有四肢以应之。

2.4 五

《易经·系辞上》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五为天地之数，在中医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如五行、五季、五脏、五官、五色、五音、五体、五志、五乱，其倍数则有“二十五阳”(《素问·阴阳别论》)、“二十五变”(《素问·玉机真藏论》)、“二十五穴”(《素问·气穴》)、“二十五腧”(《灵枢·本输》)、“阴阳二十五人”(《素问·阴阳二十五人》)、“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灵枢·营气生会》)、“三百六十五节”(《素问·六节藏象论》)、“三百六十五络”(《素问·针解篇》)等。

2.5 七、八

女子数七，男子数八，这是古人观察男女生、长、壮、老、已这一自然生理过程所获得的发现(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如男女之道有“七损八益”。这一自然过程又代表了某种周期规律，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有“七日以上自愈”，《灵枢·热病》则有“热病七日八日”一类说法，常指一个阶段的时日。

3 中医理论的数术架构

数术之学可溯源于河图、洛书。朱熹《易学启蒙》引孔安国语:“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河图、洛书是由数字组成的奇妙图案，据认为是远古人类对于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的终极认识，亦为《易经》的源起。《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的生成数为十，而洛书“有数至九”，而《内经》用到的数术“始于一，终于九”，或者与洛书的渊源较近。

天地人之间，即宇宙与生命之间，天然具有某种对称性，这种对称性是天人相应的基础，亦为中医理论的本源。人体的阴阳消长、气血环流与天体运行相对应，生命与宇宙相互印证，因而古人将“弥纶天地之道”(《易·系辞上》)的数术与人体结合，使“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用以解释、说明天人关系和生命现象。

数术有其数学层面的计算——较准确地说叫做“推演”。《内经》常用到的有五与六的倍数或公倍数、三和五的倍数或三五相乘、六与六相乘、九与九相乘，将这类结果固定下来作为某种常数，并将其视为天人联系的纽带。

“五”与“六”春秋以来就是一对神秘数字。《易·系辞上》有“天五地六”的说法。据此，唐·杨上善《太素》说:“天地变化之理谓之天道，人从天生，故人合于道。天道大数有二，谓五与六。故人亦应之。”这是五脏六腑的数理基础，也是原始十一脉的数理基础。而五与六的两倍分别为十和十二，其公倍数为六十，是六十甲子和五运六气的数理基础。

十二经脉的数理来源于“三”的倍数。三的两倍为六，故天的六气，人有六经，六经分为手足共十二条。有人认为十二经脉之数来自“三”和“四”相乘。三为生生之基数，四为四方之数。清代学者周学海云:“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阴三阳之名，因即以其名加之六气，因即以其名加之人身。[5]”人有四肢，肢体内侧与外侧分别有三条经脉，为数十二。

“三”是万物产生的基数，“五”是天地之数，受古人的尊崇，称之为“三五之道”。《史记·天官书》就有“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的说法，认为“三五”内涵宇宙时空的至数，极具神秘性。《汉书·律历志》曰:“数者……始于一而三之……而五数备焉。……始三五相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其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三五之道”就是天人“上”“下”交通之道，天人之间的联系常以三五的数术形式。大约为了与天地交通，古人在其所厘定的经脉长度中隐含了“三五之道”。据笔者研究，《灵枢·脉度》所记载的各条经脉的长度(除足阳经取古制八尺之外)均为三五的倍数，手足阴阳经脉之差也是三五及其倍数[6]。显然旨在说明“人数”符合“天数”，人道合于天道。

“天以六六之节，人以九九制会”(《素问·六节藏象论》)，天数六六三十六，人数九九八十一，是一套天人交通的数术。如为了与“宿三十六分”的天数相应，人体经脉则须符合九九之数;经脉左右各一，共长十六丈二尺(81×2=162)，人体一侧经脉为八丈一尺，为九九之数。又如营气的流注数始于三，然后根据“物以三生”的原理，以三的倍数递增，“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灵枢·五十营》)。”气行一周二百七十息，十周二千七百息，合于三九之数。气行五十周(16.2×50=810)，共为“八百一十丈”，正合于九九之数[6]。数术在天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同构关系。

4 藏象乃数术与理、象之结合

台湾著名学者唐君毅说:“中国先哲以数由理象而成，不离理象而独立，故数之结合即象之结合，与理之感通互摄。[7]”如果将这一观点具体到中医理论则应该是:“象”，藏象中的各种征象;“理”，脏腑生理病理以及治病之理，在“理”与“象”的背后有一套作为支撑的数术体系。

如阴阳之数为二，应象于天地、日月、水火，隐迹于静躁、寒热、生长，理同于纲纪、父母、男女;阴阳合而为一则近于道，故谓为“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而治病求诸理，实则求诸道，即所谓“治病必求其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如，五行之数为五，应象于五星、五官、五体，隐迹于五味、五臭、五季，理同于五脏(脏腑功能)、五志、五变;五与五之和为天干之数，运行称为五运，即五脏生理病理要受到“天地之理，胜复之作”(《素问·五运行大论》)所形成的生克制化的影响。

《素问·六节藏象论》首论数术，三分之二篇幅之后才及于藏象，盖象因于数，数术乃藏象之源，所谓脏腑功能实为数与象之结合。如肝属于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尚书·五行志》)，故肝在数为八，应象于岁星、青色、草木，与春季、东方、酸味相感通。木气疏泄则“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素问·五常政大论》)。又如心属于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尚书·五行志》)，故火在数为七，应象于荧惑、红色、谷黍，与夏季、南方、苦味相感通，火气炎热则“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同上)。这就是五脏生成之道(参看《素问·金匮真言论》)。不仅如此，中医以数识象，因象求理，以象类症，故认症识脉、诊断治疗的思考皆由此而发，所以说数术是藏象学说的核心，也是传统中医临证的思维方式之一。

5 摒弃数术对中医的影响

古人相信数字由“道”衍化而成，是道之显仁藏用的具体体现，医学体道载道，数术的渗透无所不在。在传统中医的理论里，数术与阴阳一样是理论框架的核心构件，它支撑着脏腑、经脉、气血理论以及临床治疗的多个方面，如果完全抽掉这些构件，中医的理论大厦将会轰然倒塌。

古人“循经守数，循按医事”(《素问·疏五过论》)，按照数术的原理从事医疗活动。如明·徐凤的《金针赋》论刺法云:“一曰烧山火……凡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二曰透天凉……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三曰阳中隐阴……以九六之法……四曰阴中隐阳……以六九之方……五曰子午捣臼……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六曰进气之诀……亦可龙虎交战，左转九而右转六。”摒弃数术会使中医失去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和行之有效的临床技能。

数术架构了一个以不同数字(或数理)为横向，以相同数字为纵向，上与天通，下联人体，旁及万类的认知体系，凭借这一体系能清楚地了解到世间万物因“数”之不同而分类，又因“数”之相同而相符合的普遍情况，因而数术是古人探索、获得知识的指南，行事的圭臬。如干宝《搜神记》云:“五月丙午日午时铸为阳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为阴燧。”又如李时珍:“艾叶……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暴干收叶。”(《本草纲目·草之三·芳草类》)都是对数术原理的应用。摒弃这一内容，也就部分抛弃了传统中医的认知方式，其中利弊学术界尚无定论。

数术架构是“象”思维的基础，古人依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如《抱朴子》云:“仙方有合离草(天麻)……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以仿十二辰也”，能除十二经之风痰而止痉。这种因数以比象、因象以明理的方法，尽管结果具有或然性，但辅之以生活的感受，物情的体察，再加以经验积累，亦能洞察物理，具有一定的确准性，医学就在这一模式中逐渐发展，在比较、试错、筛选、积累中寻求药物，发现方剂，探索疗法和认识疾病。如上所述，肝脏、草木、酸味、青色之“数”相同，根据同气相求的原理可以寻找青色、酸味的物质来治疗肝病，据此发现药物，总结疗效。而治疗心病的方剂可用红色、苦味的药物进行组合，可见，数术实乃格物致知之引导，由此引导的缘物求类的方法可以经推演、补充而永无止境，这无疑给中医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明清温病学说的发展即是一有力的证明。因此，摒弃数术的中医将会失去传统的认知方式，失去自我发展、完善和创新的能力。

然而，现代中医完全删除了有关数术的记忆，数典忘祖，茫然于这一学术传统向我们昭示的存在意义:那是基于生存的原始动机，基于对世间万象的比类和参照，基于对自然的沟通、关怀、融入和契合，基于对日月、星辰、风雹、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崇拜，基于对土、石、草、木、禽、虫、鳞、介的熟知和了解，基于对众生怜悯油然生出的大悲恻隐之心!——这就是医道的本源。

因此，中医要走的路似不在于声光电气之现代化，不在于实验室中的复制、还原和实证，而在于回归自然，师法自然，倾听天籁，俯察万类，在天地间上下求索，去生活中涵咏体会，而医道之振兴或在于此!

[1]印会河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1.

[2]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

[3]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2.

[4]卓廉士.感应、治神与针刺守神(J).中国针灸(J)，2007，27(5):383-386.

[5]清·周学海.读书随笔[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61.

[6]卓廉士.从古代数术看经脉长度与营气流注[J].中国针灸，2008，28(8):591-595.

[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