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科技文化的精粹内涵，进一步深广研究中医学术流派，能在原有基础上予以变化、发展和创新发明，这对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医疗保健，将起到举世瞩目的作用。

笔者认为，中医学术流派的传承和济世，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我国传统医学中的“医道”，医道基本上反映了医学继承与发展的规律。首先在老子《道德经》中就提出了“道”的名称，《周易·系辞上》明确地解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联系到医学，也是肉眼看不见又不能明显感受到的医学发展规律。但作为医人、医事、医物和医学的整体济世，又都离不开医道，说明它是医学弘扬、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医界同仁都须予以遵循的。在当前，“与时俱进”的医道发展和学术传承，是我们从事科研、教学、临床工作者和广大中医药同道必须严格遵循，并把它放在学习、工作中的首位，也是中医整体工作中的至重点。学术流派的深入研究，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值得参考的学术见解。

我国各个朝代均涌现了相当多的学术流派，以古代的临床医学而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就有“四大家”、“金元四大家”等说。对于“金元四大家”学界观点基本一致，即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4位，但对于“四大家”则看法不一。我认为“四大家”指的是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应该是指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与朱丹溪四大家。我曾翻阅明、清若干医学著作，多有予以扼要记述者。如明·王纶所撰《明医杂著》中，明确提出了“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这实际上就是向读者提供了医学学术流派的“主心骨”。在其后梁学孟所撰《痰火颛门》(刊于1607年)认为:“医学可法者，自轩岐而下，张仲景、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之外，代不乏人”，说明梁氏在重视四大家的前提下，明示医者学医可取法者是“代不乏人”。也就是说对医家的学术流派与诊疗专擅，除了四大家之外，也应该重视历代其他医学名家的学术经验。对于梁氏的学术见解，我是十分赞赏的。

到了清代，关于“四大家”呈现出两种学说，即明代医学家提出的“四大家”说和“金元四大家”说(只是限于金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4位)，但仍以明代所说的“四大家”为主流。如清·王翰臣所撰《万全备急方》提出，在历代医家的诊病和方立遣药中，能“神而明之者，则长沙、河间、东垣、丹溪诸大家”。该书所提到的4位和明代医籍基本一致。我们再分析清代临床医家中最具有临床代表性的名家叶天士，从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中可以看出，其诊病、治法虽博取诸家之长，但也是以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的诊治大法为主要内涵。又如张璐、尤在泾等医学名家，在临证治病方面亦多取法于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

以上所述，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医学家的主渠道。西汉·戴圣《礼记》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医道的弘扬与发展，当然也离不开促进医学的传承、拓展与创新的要素，即对医学学术流派“主心骨”的理解与认识，这也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深入研究、听取广大医务人员学术见解的重要课题。我认为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与方法，医者不仅应该重视“四大家”，也应该博取历代名家学术流派的宝贵经验。文中所举的四大家，其学术精粹较为偏重于内科，因为内科是临床各科的学术基础，故张仲景在四大家中是领军人物，又是各科临床医学的奠基人。当前的中医临证分科比古代细致，各科医务人员也应该十分重视历代专科有代表性名著的学习与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家”学术临床奠基的基础上，一定要博取诸家之长，其中当然也包括近现代名医、名著中的学术经验的传承、弘扬与创新，这是我们医者学习、研究学术流派的要素。

中医药学作为是世界传统医学的领军学科，对它进行深广的学术流派研究，将为促进诊疗医学的发展和提高国际临床医学水平，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