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翼翔

(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15)

自从Berle和Means(1932)以来，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数文献都先验地假设公司治理机制为外生，且认为其与绩效之间是一种静态作用关系，这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大量的研究证据显示，公司治理机制是内生于公司绩效的。例如，就股权结构来说，Demsetz早在1983年就指出，公司股权结构反映的是股东对公司的影响，不论是分散还是集中，实际上都是股东自主选择的结果，理应受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即它们之间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关系。相反，股东(或内部人)会根据对自身成本和收益的考虑来确定最佳的持股比例，公司最终的股权结构必然是公司为达到均衡，通过比较不同成本、权衡利弊而进行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因此，股权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1]。HHP则认为：“经营者股权与企业绩效是由企业契约环境内生决定的，忽视管理层股权的内生性问题，必然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偏差。”[2]对于二者之间的动态影响，Wintoki等指出：前期绩效代表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影响着当期的绩效，也影响着当期的治理结构，因此二者是一种动态作用的关系[3]。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治理结构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关注比国外要晚一些，但近些年来，国内的学者也逐渐重视起这问题，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