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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内生结构变动与政策干预

2017-01-03杨明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年2期
关键词:内生性比较优势

杨明

[提要] 一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决定其参与国际贸易的福利水平,而比较优势结构存在锁定和升级两种机制,其如何变动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各种经济内生因素。注重培育高级要素、实施有效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升级,提升贸易福利水平。

关键词:比较优势;内生性;政策干预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天津市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研究”(编号:TJYY13-050)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7日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以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但从出口结构分析,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一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得的贸易福利偏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价值链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首先分析比较优势锁定与升级的两种机制,然后对比较优势的形成进行内生性研究,最后分析政策干预在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升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比较优势结构锁定与升级的两种机制

关于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结构的稳定性与可变性问题存在比较优势锁定和升级两种不同机制,对此相关研究给予了充分关注。锁定机制认为若一国按照初始比较优势进行对外贸易,将使自身的比较优势结构锁定在初始水平。由于决定比较优势形成的因素很多,诸多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逻辑分析。在供给方面,影响比较优势结构的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主要体现于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劳动和资源的比重,而技术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边干边学以及技术外溢。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劳动以及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在资本、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劣势,当参与国际贸易时,比较优势产品出口,比较劣势产品进口,必然引起国内生产要素从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向比较优势产业流动,从而更加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结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弥补资本稀缺,调整要素禀赋结构的手段,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是基于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目的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趋向是资源、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这样就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因为低端部门进一步获得更多投资而得到更快的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本禀赋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初始比较优势结构得到强化。从技术角度分析,亚瑟(Arthur,1989)认为技术创新一定时期内将使产品生产存在报酬递增和自增强机制,一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对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具有锁定效应,从而会导致落后国家的技术停滞,阻碍落后国家比较优势产品结构的升级;杨格(Young,1991)则从边干边学进行了分析,认为一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决定了其长期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落后国家只在边干边学机会有限的产业拥有比较优势,因此贸易开放会减慢落后国家的学习速度,提高先进国家的学习速度,从而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差距越拉越大;斯托基(Stokey,1991)从技术外溢角度也谈到了锁定效应的发生,认为如果技术外溢限于国家范围内,则一国的贸易开放对国内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初始比较优势。由技术多少所决定的初始比较优势使落后国家在技术密集度低的产品上得到分工,技术外溢较少,初始比较优势得以强化。

综合技术水平对比较优势结构的决定,尹翔硕(2002)认为由于技术越是先进的国家,其相对优势越是在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利用比较优势与推动技术进步就越不矛盾;而技术越是落后的国家,其相对优势越是在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的产业,因此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推动技术进步也就越矛盾。除了从供给方面分析之外,部分文献从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比较优势固化的可能。尹翔硕(2002)等从理论上解释了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南北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当少数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时,它们能够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国际市场,贸易条件就会持续恶化,导致“合成谬误”,发展中国家同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恶化竞争环境,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而贸易条件的恶化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从而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更为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结构。郭克莎(2003)等也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生产分工一旦形成,会产生锁定效应,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附加值差异造成贸易利益差异,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价值的国际分工环节,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福利日益扩大。

升级机制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自身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理论上这种发挥有助于丰富要素边际产出率的提高,提高技术水平,增加稀缺要素积累,为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从而使自身的比较优势结构得到升级。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巴拉萨(Balassa,1981)提出的阶梯比较优势论认为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而改变,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阶梯。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b)构造了产品创新模式,认为一旦创新成功,创新者就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垄断新产品的生产,从而在新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这样各国的比较优势会随着其产品创新而发生变动。Brezis、Krugman和Tsiddon(1993)构造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认为后进国家相对于先进国家对旧技术的固守,容易采用新技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生产经验的不断丰富,后进国家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蛙跳”,反而成为先进国家。

正是对两种机制所持观点的不同,引发了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应该实施何种产业升级路径的问题争论。林毅夫(2012)等主张落后国家应该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之路,因为只有通过发挥已有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更快的积累。而很多学者则认为落后国家应该实施赶超型的产业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如郭克莎(2003)基于比较优势锁定的考虑,认为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似乎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利国际分工、获得经济利益的出路所在;杨汝岱、姚洋(2008)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程度的赶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邓向荣、曹红(2016)也提出了集中国家优势推进产业(如装备制造业)技术研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观点。尽管不同学者在对两种机制分析时,都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供了实例,如比较优势升级以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为典型例证,而比较优势锁定以部分拉美国家为例证。但上述分析都较少涉及政府在构建国家环境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为分析政府在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出口价值链升级中所起的作用,需要对比较优势的内生基础进行研究。

二、比较优势结构内生基础

要使高附加值产品获得比较优势,关键在于奠定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的经济内生因素,即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丰富等。

(一)技术水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可归结为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边干边学、技术外溢以及专业化分工等。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研发,企业研发动力在于其对技术的垄断,获得垄断利润,正是这种在一定时间内的垄断,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企业受利润驱动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商业研发是企业获取技术进步的最主要途径。边干边学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会积累生产经验,对所从事生产活动的技术知识进行学习,从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边干边学不同于研发投入而进行的技术创新,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投入,因而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来源之一。但是,边干边学能力的高低却依赖于生产者的素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边干边学能力越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越显著。阿罗(Kenneth J.Arrow,1962)最早提出了这种思想,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杨格(Young,1993)提出了有限边干边学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是创新与边干边学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具有不完全排他性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新技术一旦被发明出来,会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和扩散,为其他生产者学习和掌握,从而提高整个社会技术的进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先进国家拥有的技术会向技术落后国家扩散。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可以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派克和怀斯特(Pack,Westphal,1986)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有独创性的重大发明很少,但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却也包含了大规模的技术变化,因为生产者开始熟练掌握原本在当地经济中并没有的新产品和技术。对此,他们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许多技术变革主要是对外国技术的模仿和采用。对外贸易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技术可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Kokkol,1994)进行扩散。专业化分工能够使得人们更容易在生产中进行各种技术改进和发明,并能够更快地进行技术知识的积累,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全面提高。对此,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技术增长的主要来源。杨小凯和博兰(Yang,Borland,1991)在斯密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的情况。根据杨小凯分析,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每个人作为卖者对自己的产品知之很多,而作为买者对他人的生产技术知之很少。这样,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无须花时间与精力去获取其他专业领域的信息,这就节省了不分工时所费的重复学习费用。但在某一专业内部,由于每个人都是该领域的专家,能够更有效地边干边学,从而加速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二)要素禀赋结构。从要素禀赋结构分析,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将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从物质资本和劳动禀赋结构分析,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排除要素密度逆转的可能,要素市场资源得到自由配置,而且资本和劳动可以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则商品的产出偏向于密集使用的要素。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的,表现为劳动者的质量或其技术知识、工作能力的资本。人力资本概念被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后,丰富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内容,成为分析比较优势来源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科技创新能力在竞争中的重要性提高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兴起,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与经济结构变迁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目前和未来的国际间产业竞争中,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起着核心作用。科技创新型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实物资本的重要性明显降低,科技成果应用往往使大量的账面资本迅速贬值,智力因素开始制约国际比较优势演进的趋向,实现对实物资本的驾驭。有些国家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迅速改变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地位。例如,德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工业化都晚于英国,当两国从工场手工业转向工业化大生产时,英国已经建立起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部门。美国和德国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人力资本的培训力度,美国更采取了吸引人力资源到美国的措施。格罗斯曼(Grossman,1990)考察了日本经济从1965年到1987年的变化,发现在这一期间,日本经济同时经历了两个变化:一是由于人力资本迅速壮大导致国内要素禀赋构成的变化;二是生产部门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结构性转变。与这些事实相联系,日本在这一时期内研发活动在GDP中所占份额相对增加,日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优势也相应增多。格罗斯曼发现,与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相比,到这一时期的结束阶段,日本的净出口中含有更高的研发密集度。

三、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升级的政策干预

尽管出口结构内生于经济中的各种要素,是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结果,但决定产品比较优势各种要素的积累却受到要素基础、产业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积极培育产业发展的高级要素,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能够在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升级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培育高级要素。波特(porter,2002)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可分为低层次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竞争优势,为促进比较优势的升级,国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不断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力资源,是产业在现代化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国家生产力升级的基石正是高竞争力的产业人才与技术发展。”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其中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资才能得到,如现代交通、通信系统、高级人才、研究机构等,并且创造高级要素的机构(例如教育机构)本身也需要拥有高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根据这一理论,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技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为企业技术创新、进行高端产品的生产提供良好的平台。只要在高附加值产业内存在大量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产业竞争优势也必然形成,出口价值链升级得以实现。

(二)实施产业政策。雷丁(Redding,1999)的一项研究证明,国家的产业政策可以影响动态比较优势结构。如果国家的某一产业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具有较高的边干边学能力,则这一产业通过边干边学不断获得生产率提高,会发生比较劣势逆转,成为未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但是,如果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状况参与对外贸易,将使得这个未来能够成为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受到抑制,失去发挥潜在边干边学能力的机会。这一分析为政府提供了为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而制定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边干边学能力、附加值水平比较高,但当前其竞争优势并不明显,政府可以采取扶持政策使其获得发展机会,推动该产业的发展,提高国家的出口价值链水平,特别是在某些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技术投入非常巨大,一个甚至几个企业很难具备庞大的技术研发投入和经济实力,政府的扶持就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我国政府对大型运输飞机制造的介入是必要的,这一措施将为我国飞机制造业向高端化迈进提供必要的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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