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政治研究：一个基于CNKI文献的综述

2011-02-09匡凯平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匡凯平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精英主义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蔓延，精英主义似乎也成为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俞可平[1]指出，西方政治理论的这一新发展应引起中国政治学界的足够重视。而在民主的理想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现实条件下，它极容易得以传播发展。改革开放后，政治精英主义开始在国内传播。面对计划体制产生的种种弊端，国内许多人开始推崇精英政治，并将之视为治国良方；也有人反对政治精英主义，认为其根本不适合我国国情，还有冷静的学者辩证地看待精英主义。国内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多元化意见而对西方精英主义理论展开的阐释与反思。基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学术界对精英政治和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具有典型性的文献加以综述。

一、关于精英和精英政治的界定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精英和精英政治的界定两种倾向：一种是批评式、否定式的界定；一种褒扬式、肯定式的界定。批评式的观点倾向于把精英政治界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阴谋策略。肖浩辉[2]认为，所谓的“精英”是指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一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传播手段，能有力地影响社会生活的人物。“精英”政治，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动乱的逆流中出现的一种政治观点，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组织路线。弓计来、郑继臣[3]指出，所谓“精英分子”，是指权力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而所谓“精英政治”，是近年来一些自命为“精英”的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绝大多数民众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因而只能让少数“精英”分子先民主起来，使之居于领导地位，把握国家的方向，即实行“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就是要把人民大众已经占有的民主权利拱手相送，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少数精英分子“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褒扬式的界定更多的是关注精英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仝志辉[4]认为，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称为精英。高永久、柳建文[5]认为，精英就是那些表现杰出的少数人。民族精英则是指那些深谙民族文化精神，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民族与全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方向的人。杨景明[6]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指出，这里所说的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乃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政治分层中的少数特殊群体。王海峰[7]主张，精英是建构有机公共生活的主导者。但是，精英要成为主导者，这对精英有相当高的要求，其中关键是精英要超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能够表达整个社会的利益。于建嵘[8]认为，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

二、关于精英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国内对于精英主义理论和精英政治问题，如同精英主义在西方一样，有反对者，有拥护者，也有学者辩证地肯定精英主义在理论上的某些科学性。

精英政治的反对者多主张精英政治是反社会主义的，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肖浩辉[2]认为，“精英”政治是对人民的历史作用和民主权利的否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否定，其目的是以资产阶级专政取代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陈荻[9]同样认为，以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来取代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难以实现的，并且明显地把少数精英放在与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上，甚至把强权政治的理论照搬过来，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精英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弓计来、郑继臣[3]也主张，那些“精英政治”鼓吹者的屁股上，不仅带有资产阶级的，而且还带有封建制乃至奴隶制的印纹，“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精英政治主张更是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宗旨和本质，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全盘否定。

精英政治的拥护者(并非那些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邪恶用心者)一般都是肯定精英在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王克良、柏良泽[10]认为，我们有理由使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不断结合，这样有利于两种精英完成各自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历史进步。邓金艳[11]认为，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进一步相融，也足以形成一个“不错的政治世界”。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精英政治。康晓光[12]强调，新一届政府的执政，市场经济不会变，权威主义政治不会变，精英联盟不会变。谢岳[13]指出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鲍永娟[14]从国际政治的角度阐明，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下精英民主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必要方式，也是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刘建军[15]认为，中国干部的精英化程度一直在提高，精英化过程也一直没有中断。

还有学者辩证地肯定精英主义理论的某些合理的部分。俞可平[1]指出，精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土有不少相似之处。因为精英主义者把任何社会都分为极少数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两大阶级，这一观点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和接受。统治阶级要维待其地位，就必然要发展起一套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公式”，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几乎是常识。但是，精英主义思想容易泯灭人们的民主精神。因此，对精英主义理论所带来的这些危险后果，所有负责任的政治学者都应予以高度的警惕。金贻顺[16]指出，虽然精英民主理论也遭受了许多批评和责难，但由于它能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因而其根基至今未受动摇。肖克、杨弘[17]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精英政治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不是是否应该允许精英政治的存在问题，而是精英政治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期内肯定会存在，并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造成相当影响，所以我们应如何发挥精英政治建设性一面而抑制它破坏性一面的问题。

三、关于精英的权力结构与功能

权力结构就是精英的影响力的构成。关于精英的权力结构，可以从学者对精英类型的划分上得知。王克良、柏良泽[10]认为，社会精英基本有三种：政治精英、实业精英和知识精英。金太军[18]根据精英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或掌握传统资源的不同，把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谢岳[13]认为，从其权力结构看，主要有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四种。赵凌云[19]从村民结构的角度出发，把农村精英归纳为两种：政治精英指体制内精英，即村干部；经济精英主要指芦溪30多家企业的企业主。高永久、柳建文[5]认为，一般说来，民族精英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金姗姗[20]把浙江省县级政治精英群体划分为“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并且，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占据主导的局面，并非是技术官僚政治论者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吸纳技术官僚的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精英中培育技术官僚的过程。蔺雪春、季丽新[21]认为，精英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个人拥有的财富、权力、知识、声望等资源优势。因此，农村精英又可相应分成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类别。

精英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学术界也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肯定精英来自其能力、权威上的积极影响。郑凯[22]写道，历史正是由一代代站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们领导他的人民写成的。刘云虹、李青玉[23]提出要克服论资排辈的陋习，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建立一支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队伍，充分肯定政治精英在权力监督中的作用。王海峰[7]也肯定了政治精英对政治民主化的功用，提出民主化是需要现代政治精英推动的，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是民主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杨景明[6]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指出，无论是从理论渊源还是历史现实来看，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在国际关系演进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精英的功能的研究和论述还呈现出一个倾向或特点，那就是强调政治精英对实现乡村民主的作用。郎友兴[24]认为，如果没有各级政治精英们的形塑，农村自治就不可能发生，即便出现也不可能得以巩固与发展。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村民选举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促进了中国的乡村民主。杨善华[25]、金太军[18]、卢正涛[26]、李里峰[27]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精英在乡村民主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论证。蔺雪春、季丽新[21](2010)更是突出强调，农村精英是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的内部主体。

另一种观点则揭示出了精英政治易出现弊端。陈水生、黄颖[28]在谈到隐蔽议程时指出，公共政策过程中，当问题聚集到可以形成政策议程时，却因为强势政策相关者如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干预和影响，他们运用各种“看不见的手”屏蔽相关问题，从而使问题到议程发生“断流”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避免问题公开化，限制议题公开讨论，从而控制利益再分配，保护其利益最大化。还有学者指出，精英们都是各自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领军人物，因此，“利己政策”便成了他们向政府诉求的主要对象，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寻租”的出现。

四、关于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

如果把精英看成是具有某种重要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精英绝非都是天生的，因为诸如财富、权力、知识等影响力多源于后天获取，现代社会尤为明显。谢岳[13]指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精英政治化。社会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起对政治的依附关系，资本积累的速度主要依赖于他们与干部的互惠关系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实际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性积累”。高永久、柳建文[5]认为，政治精英的形成必须具备可能性和现实性两方面的条件。民族政治精英的形成除了某种个人品质(如智力、勇气和意志)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定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中领导者经验、能力和功绩的积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借助其他民族社会精英的帮助。王海峰[7]写道，要转变为现代精英，有四个条件：精英阶层的知识性、精英阶层的合作性、精英阶层的一体性、精英阶层权力的稳定性。简言之，现代的政治精英要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归属，换句话说，精英要有公共精神。

对于精英的流动，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的纵向流动，即不同时间段，某一类型的精英其影响力的变化；二是精英的横向流动，包括精英在地域上的流动和精英的内部转换。在精英的纵向流动方面，金太军[18]从政治体制变迁出发，发现我国农民政治精英的纵向流动呈现以下变化规律：中国传统乡村是农村传统势力的大本营，各种以乡绅和宗族家族势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序列之外(即体制外)的精英；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改造持续地冲击并削弱了农村传统势力，因此除体制内精英外，村庄基本上不存在体制外精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行政控制的弱化和农村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村庄精英结构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非治理精英迅速成长并且呈现多元结构。谢岳[13]阐释道，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1949年之后，社会精英被涂抹上政治色彩；1952年到“大跃进”时期，社会精英被连根拔起；90年代，经济精英成长起来，并慢慢开始向政治精英转化。

在精英的横向流动上，金太军[18]指出，精英的横向流动呈现出两个趋势：自治权力由体制内精英向宗族精英转移；农村能人(“经济乡绅”)利用其现有的有利条件开始干预村庄政治。杨林峰[29]的研究表明，随着城乡二元壁垒逐渐消融，一部分外流的农村精英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后，又想回到村庄，参与村庄公共政治生活，实现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而且这些精英的回流会对体制内精英的权威产生冲击。高永久、柳建文[5]认为民族政治精英要想维持社会的均衡，就必须保证与大众进行正常流动，并通过分析民族知识精英与民族政治精英、民族文化精英与民族政治精英、民族经济精英与民族政治精英的关系，论证了其他社会精英向政治精英转换的存在。但蔺雪春，季丽新[21]通过某村的精英横向流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地域上，村内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机会变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区居住，而精英外流后，他(她)们影响或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也相应变弱。在精英的内部转换上，某种精英转变到另一种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难度很大。王林、孙公麟[30]比较客观的指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精英们通过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外出经商等途径离开农村，进城安家落户。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和民主下乡的呼唤声中，农村精英也开始出现回流的现象。

五、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对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虽颇具成果，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内容上的偏颇性。目前国内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出两中取向：一是从理论、宏观的层面对精英、精英政治以及西方精英主义思想展开论述和反思；一是从实践、微观的层面对基层特别是乡村精英的构成、角色、功能及流动进行分析。这两种取向造成了国内学者对精英政治问题研究的不足：多数学者完全否定西方精英主义的理论成果，部分学者也甚少关注国外理论的借鉴，而本土又缺乏相关精英政治的科学理论，从而造成了目前存在的精英政治的实践活动缺乏理论指导。并且，学者们对精英及精英政治的界定也各持己见，难以统一。同时，在对乡村精英政治的研究上，研究者们多偏重于从静态结构角度出发，研究精英的形成、不同农村精英在农村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以及对精英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历史的、描述性的考察，而鲜有学者从“过程——事件”的动态视角对农村精英的角色功能、如何形成的过程及流动机制进行连续性的实证研究，从而难以揭示出不同精英在乡村政治活动中的真正行动逻辑，亦难以梳理出当代中国农村精英错综复杂的流动机制。对于如何解决农村精英的流失，如何为新农村建设吸纳各类精英的问题，学者们也没有做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国内学者对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多倾向于描述性的研究路径以及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农村精英政治问题上虽有不少学者注重调查、实证研究，但如前所述这种实证研究是缺乏连续性的。而且，精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如果不对国外的经典理论做以深入研究与反思，并将其产生背景、发展沿革、实际功用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理论将很难取得实质性的飞跃，现实的政治活动也将缺乏理论的指导。

第三，研究视角上的狭隘性。从目前国内对精英政治的两种研究取向也可知，研究者们的研究视角是一种局部的、个别的视角，而缺乏一种全局的、整体的视角。目前，大部分学者将研究的视角放在政治系统的底层——农村，对底层的农村精英的地位、作用、流动加以分析，但对高层、中层精英对中央、地方政治活动的影响以及精英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作用关注较少。而且在对农村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上，研究者讲视角局限特定的地点，从而导致诸如在精英形成、流动等问题上结论各异，对中国农村精英现状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要掌握中国目前农村精英问题整体情况，在调查研究时就必须突破地域性视角的局限，扩大研究样本与选取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村庄，从而使结论更具普适性。

[1]俞可平.对民主政治的幻灭——政治精英主义述评[J].天津社会科学,1990(1): 91−96.

[2]肖浩辉.评“精英”政治[J].党校论坛,1990(12): 8−10.

[3]弓计来,郑继臣.“精英政治”梦幻的彻底破产——驳“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谬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2(2):2−5.

[4]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1):1−9.

[5]高永久,柳建文.民族政治精英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24−135.

[6]杨景明.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5): 87−93.

[7]王海峰.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 对中国民主化动力的一种思考[J].兰州学刊,2009(4): 40−45.

[8]于建嵘.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J].人民论坛,2010(21):24−25.

[9]陈荻.“精英”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J].山东社会科学,1990,(3):16−18.

[10]王克良,柏良泽.试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J].政治学研究,1989(2):22−25.

[11]邓金艳.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J].法治与社会,2007(12):590−591.

[12]康晓光.十年不变: 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J].中国改革,2004(1):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