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继华

摘要: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塑造了贪污腐败、卑劣无耻、残害百姓、恐洋卖国等形形色色的贪官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封建末期黑暗社会下的一幅官场百丑图,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整个官场体系的腐败。

关键词:晚清;谴责小说;贪官形象

晚清谴责小说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和刘鹗的《老残游记》为代表(下文以《官》、《二》、《孽》、《老》代表全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贪官形象,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整个官场体系的腐败。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小说中的贪官形象。

一、贪污腐败

中国自古就有“升官发财”的说法,这概括了仕途的发展轨迹,也说明了做官的目的往往与个人的私欲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热衷于求官者,一般都是出于发财的目的。因此,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晚清谴责小说的价值之一就是对官场贪污腐败现象的揭示。小说中的贪官真可谓比比皆是,连最高统治者老佛爷(慈禧太后)就直言不讳地说:“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官》中第十八回)可见官场中贪婪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上层统治者对贪官的放纵和宽容有关。也正因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顶好”(《官》中第六十回),所以人们拼命挤身仕途,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的就是搜刮钱财。如《官》中的主考吴赞善因考生不会巴结,便让满腹经纶的考生“春风报罢”,本来最好最纯正的科场选官之道,也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交易,《二》中的九省钦差以“清理财赋”为借口,千方百计搜刮钱财,制造局利用设立“报价处”填饱私囊等等。因此出现《官》中的钱老爷之流做官前没钱娶媳妇,而当官后连奶妈都戴上金耳坠的现象,而《孽》中的高中堂、龚尚书等人有心做官无心办公,也自然成为情理中事。《官》中十九回浙江抚院公然讲破官道秘诀:“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有钱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不就同窑姐一样吗?”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做官就如同做生意,投小资获大利,才是经济帐的精髓。既然升官要投资,权与钱就构成人性的不等式。一方面升官要花钱,另一方面又要变本加厉地收回成本。谴责小说紧紧抓住这一点予以痛快淋漓的剖析。其一是利用手中权利换得钱财。有钱能使鬼推磨,办事皆仗孔方兄。《二》中的衣冠禽兽苟才由于贪墨过甚两次遭钦差查办,但巨额贿赂却有力地证明了“不怕天大官司,只要地大银子”的官场逻辑。其二是利用职权豪夺钱财。像《二》中第七回制台因知道原告是个富翁,原告用了一万多两银子,制台仍不批示,原因是一万多两的化费与审理的“二十多万银子”的官司相差甚远。其三是利用权力骗得钱财。如《二》中第十四回南京支应局的谎报煤价集体私吞余利等等。他们一方面追求脑满肠肥的生理享乐,希图封妻荫子,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一方面又挖空心思地巧夺豪取,官官相护,共同搜刮、瓜分钱财,为进一步升高官奠基。所以官僚制度下,官做得越大,贪心越强,鱼肉百姓就越甚。

巨差禽兽回专制的体制下,“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吏们,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不同,但可以说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之徒。在这种世态时风影响下,一些原本有良心之人,也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变得贪心起来。而官场贪婪的直接结果只能是鱼肉百姓和道德沦丧。

二、卑劣无耻

这些贪官污吏为了保官升官,不择手段地巴结上司,使传统的伦理道德全都丧失殆尽。如《官》中的冒得官为保官显职,假装寻死胁迫亲生女儿献身供上司淫乐。《二》中的苟观察为了升官发财,竟无耻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奶奶;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实际却拐骗亡弟钱财、欺凌寡娣孤侄;莫可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还有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到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孽》中的鱼阳伯为了买红缺,不惜坑陷孤儿寡母,夺取王石谷的古画送给炙手可热的庄小燕。这些衣冠禽兽,为了捞缺、升迁,什么无耻下流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真象九死一生所说的“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就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

这些官僚们表面看来大都“高雅斯文”,但都灵魂卑劣,生活腐朽,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孽》中的男主角金雯青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他出身状元,后任外交使节,俨然是“国家的栋梁”,实质上是个虚伪无能的废物。他在母亲热丧中纳妓为妾;在出洋的轮船上见俄国虚无党员夏丽雅漂亮,就指使毕叶用魔术暗中戏弄她,后来在夏丽雅的严词责问和手枪的威迫之下,又张口结舌、狼狈不堪。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真是到了总崩溃的时候了。

三、残害百姓

立官为啥,过去叫父母官,为人父母 ,必有父母之心,象爱护子女一样爱护子民,心中时刻想着子民,为民谋利,为民作主。小说中也有少数“无立锥之地”的“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更多的是贪官、昏官、混官,这些官吏们不仅不造福于百姓,反而是极端残酷的迫害老百姓。如《官》中第十四回写浙江统领胡若华明知严州无“匪”可剿,但为了借此邀功请赏,便率领人马,耀武扬威地开到乡下,纵兵劫掠,烧杀奸淫,洗灭村庄,无所不至,结果是老百姓遭到戕害,而胡统领却受到了褒奖。《二》中写到那些官兵随意携取民财,调戏妇女,谁也不敢和他们较量一句半句,在百姓面前他们真可谓是“当官强盗”。

刘鹗曾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老》中的两个所谓“清官”,就是残忍与刚愎的典型。曹州知府玉贤的“路不拾遗”的政声是建立在对无辜人民的残酷屠杀上,一年来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还用板子活活打死,真是“杀民如杀贼”。而被称为“瘟刚”的刚弼,自命不要钱,实际则滥用严刑,屈杀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结果只能是逼民为盗。作者对他们鱼肉百姓的罪恶行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不敢不至包拯、范仲淹、林则徐那刻想着子民为民谋利,为民做主,人民

四、恐洋卖国

这些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官吏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却是奴颜婢膝、胆小如鼠,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荣华,丝毫不敢触怒洋人。如《官》中的两江总督文明制台对当差的巡捕、戈什是“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但一听“洋人”二字,“顿时气焰矮了半截”,“一样吓得六神无主了”。六合县令梅飏仁说,“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对这种甘作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代理人的奴才心理,刻画的可谓入木三分。而这种恐洋病,可以说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通病。如《二》中写在庐山问题交涉上,总理衙门的一员大臣给江西的巡抚信中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就这样把一座庐山白白地送给人家。

在对外战争中,这些官吏们更是贪生怕死。十四回写中法战争时,中国兵轮仅仅看到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恐慌中放水沉船,事后还慌报仓促遇敌,致被击沉。还有《孽》中的官吏们一遇内政外交大事,只会空发议论、纸上谈兵。在甲午战争中扬言有七纵七擒之计,“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不免弃甲曳兵,大败而逃。系天下人望的朝廷柱石龚和甫,在甲午战云密布、朝野震动的情况下,倒有闲情逸致,亲自撰文、书写《失鹤零丁》,寻找丢失的一只仙鹤。这些媚外卖国的可耻官吏们在洋人面前真可谓是卑躬屈节、丑态百出,表现出了一幅十足的奴才相。

总之,这四大谴责小说充分为我们展示了封建末期黑暗社会下的一幅官场百丑图。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做官、官场、乃至官僚体制全面批判的作品。通过塑造这些贪官形象,反映了作者有着强烈的反贪官意识。虽然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作品并没有找到改良社会的办法,但这在小说的发展史上,已是有了很大的突破了。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4。

[2]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