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一卉

摘要：日本新闻界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大约十余年后，上海《申报》以及其他报刊的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在报刊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记者”在20世纪之初成为了中国新闻人的代名词。

关键词：“记者”称呼；晚清；《申报》；日本；议报

2004年，《新闻爱好者》刊发的一篇短文称：“1905年《申报》进行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大尝试，把‘记者、‘新闻记者的称呼率先使用起来。”此文被中国记协网和中国记者网转载后，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再次转载，于是，“‘记者称谓于1905年首现”成为了流行观点。近几年，这个观点仍在网络上流传。中新网2011年转载的一篇文章称，“记者”一词首见于1905年的《申报》。到了2015年，仍有人称“在国内，首次出现“记者”一词的时间是1905年3月10日，当天《申报》……”。对此，新闻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邓绍根刊文指出：“权威新闻网站长期刊登《‘记者称呼可追溯到1905年》，不仅有损它们‘权威之名，而且有误导全国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之嫌。”那么，“记者”这一称谓究竟出现于何时？

一、相关考证与争论

早在1988年，就有学者提出，“记者”一词最早见于1905年的《申报》，但在同年，另有学者指出，最先使用这个词的当是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清议报》，时间是1899年3月2日。此后，这一观点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

进入新世纪后，也许是不满于“1905年说”的流行，有学者开始重新考证“记者”一词的由来并展开了争论。

2006年，李开军发文称，“记者”一词现于《清议报》的时间不是1899年而是1898年，而且，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不是《清议报》而是黄遵宪于1890年刊印的《日本国志》，但此书的出版并未引起太多注意。1903年国人翻译出版的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之中，随处可见“记者”二字，此书“显然对‘记者一词在中国使用的扩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年后，他又发文探讨这一问题并指出，“记者”一词至迟见于宋代的《朱子语类》，但现代汉语中的这个词汇来自日本，中国报人之所以使用，与“这些人物在日本或留学，或从事改良、革命活动”不无关系，例如《申报》1905年1月聘请的社论主笔张蕴和就是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

对此，邓绍根提出了一些异议。他指出，中国古代的“‘记者一词应至迟出现于唐代，最早出现于近代的时间应为1895年冬”，因为杜甫的诗歌中就出现过“记者”二字，而《日本国志》的出版时间是1895年而不是李文所说的1890年。

李回应称，意为“做记录的人”的“记者”最早出现于晋代而不是唐代，作为“采访报道者”的“记者”则是1887年出现的，因为在这一年，《日本国志》虽未出版但已撰成。

其实，在李的“回应”发表之前，邓已经推翻了先前的“唐代说”。他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发文称，记者一词“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现代意义上“记者”一词则是由“中国驻日的外交参赞黄遵宪、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留日学生直译返传人中国新闻界”。对于该词在中国的传播，《日本国志》功不可没。此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曾七次再版，是它让“‘记者一词公之于众，为世人所知”。

二、《申报》对“记者”一词的运用

两位学者的考证与争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把“记者”一词出现的时间往前推移了很多年，有力地驳斥了“‘记者称谓1905年首现于《申报》”一说。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记者”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但现代汉语中的“记者”或“新闻记者”系借自日语。

然而，《申报》并不是在1905年才开始使用“记者”一词。其实，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付梓以前，“眼观六路”的《申报》报人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如：“长岐县委员复设宴于一日亭款待各委员，并请各新闻馆记事者……”（1887年）；“翌日，东京各日报社记者又宴于芝山红叶馆……”（1893年）；“日本读卖新闻记申报馆记者姚文藻航海至日本云云……”（1894年）：“前日江口氏已偕日日新闻社记者川村氏航海至申……”（1895年）。1895年之后也没有停止使用，如：“加藤氏及各将校、各新闻社记者、韩国官绅亦与焉……”（1896年）。

上述几个例子均是关于日本新闻报道，且大都系译自日本报刊，说明《申报》在译报活动中，直接使用了日语中的“记者”一词。这印证了李、邓两位学者现代汉语中的“记者”词系借自日语的判断。但同时也说明，报刊开始使用“记者”一词，也许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驻日外交官、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以及其他社会名流的启发，也不是因为聘请了留日学生担任撰述，而是因为通过开展新闻业务，报人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外来词汇。

《申报》自创刊起就经常刊载关于日本的新闻。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该报声称“特派华友径赴台湾战场，以记述诸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涉日新闻（以及关于其他国家的新闻）的主要来源还是外报。该报时常翻译日本报刊上的新闻，并集合刊出，谓之“东报汇译”、“东报照译”。频繁的译报活动为“记者”一词现于报端打下了铺垫。

在20世纪以前，《申报》主要是在涉日报道中称日本新闻人为“记者”。紧接着“日本读卖新闻记申报馆记者姚文藻航海至日本云云”一文.该报登出广告称，本馆“主人”需要延请汉口“访事人”。但在20世纪之初，该报上出现了以“记者”指代中国新闻人的文字，且作者以“记者”自称，如：“原文凡四万余言，本馆记者悉心校阅之后……”；“是日中西人士听审者甚多，本馆记者虽亦随众而往……”“记者”还被用来指代各国新闻人，如：“中国伍星使廷芳出使美国驻华盛顿时曾语记者日，倘英国……”；“据柏林来电称英德之友谊现益加睦，英国新闻记者……”上述报道无一发表于1905年3月10号之后，因此，我们应该将“‘记者一词于1905年3月10日首现《申报》”一说修正为：在1905年3月10日以前，“记者”已经成为了该报的常用词。

有趣的是，早在1897年，《申报》就道出了“记者”一词的来历：“日本自仿行西法以来，凡物各立新名，往往与中国大异其名……报馆执笔人谓之记者，此语出自论语朱注，盖谓其藉以纪事也。”不难看出，该文作者清楚地知道“记者”一词是日本人所立的“新名”，但又认为此词可追溯至朱熹所注的《论语》。“记者”首现于中国的那部著作，哪个朝代，也许不必深究，因为在中国古代它泛指“做记录的人”，到近现代才指“报馆执笔人”或从事新闻采访的专业人员，所指并非同一事物，即使追溯至尧舜，意义也不大。

三、“记者”成为日本新闻人的称谓

在《申报》的“特派华友”“径赴台湾战场”采集新闻的同时，《东京日日新闻》的岸田吟香也随日本军队前往台湾打探战情，发回一系列“台湾信报”，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当代日本学者称他为“从军记者”。岸田的同事福地源一郎因于1877年深入前线报导“西南战争”而闻名，日本学者将其成长过程称为“‘新闻记者的诞生”。可是，也有学者称他们为“社长”、“主笔”。

那么，岸田吟香和福地源一郎有没有以“记者”自称？笔者缺乏日本报刊资料，无法作答，但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在他们投身报界的时候，“记者”在日本还没有成为指代新闻人的专门术语。早在1864年，岸田吟香就曾参与办报。3年后，在他的协助下，美国传教士赫本（James CurtisHepburn）撰成了《和英语林集成》，但是，在这本词典中，“记者”一词没有出现。同年出版的《英和对照袖珍辞书》第二版中有“记者”，但与之相对应的英语词是“writer”，即泛指“写作的人”。明治政府1873年颁布的《新闻纸发行条目》和1875年颁布的《新闻纸条例·诽谤律》中均没有“记者”一词。1875年刻成的《英国新闻纸开明鉴记》则将为报纸打探消息的人称为“报告者”、“特别报告者”。1876年付梓的译著《万法精理》（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记者”出现了几次，但在原著中与之对应的法语词是“nous”（即“我们”）。

据《日本新闻百年史年表》，日本新闻业发端于1862年，第一家日文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于1870年底，此后又有一些重要报刊相继创立。可以说，19世纪60-70年代是日本报业的“草创期”。与同时期的中国报业的情形一样，“记者”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其名称也变化多端，如社长、编辑人、编篡人、主笔、操觚者等。到了明治时代后期，从事外勤工作的“外交记者”也有很多别名，如“探访者”、“新闻屋”、“种取”、“羽织破落户”。

在日本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记者”一词才开始流行。明治年九年（1876年），朝野新闻社长成岛柳北等一批日本报人因“笔祸”而身陷囹圄，于是，当年8月第5号的《中外评论》刊发了《新闻记者狱中的诗》。同年，《近事评论》第8期刊载了《旧新闻记者的动静》。此后日本国内对于“记者”一词的使用更加频繁，不甚枚举。1886年，《和英语林集成》第三版发行，“记者”一词现于其中，英文解释是“An editor，writer，author”（编辑、写作的人、作者）。

四、“记者”一词传入中国

在晚清，上海是日本人进人中国的第一阵地。自1882年起，日本人就在上海办报。上海《申报》的报人们也与日本报人、文化人多有交集，例如王韬、黄协埙、何桂笙、蔡尔康、钱昕伯都曾参加岸田吟香在上海创办的“玉兰吟社”吟诗作对，岸田还曾邀请黄协埙访日。日本人是否向上海的报人口授了“记者”一词，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交往应该有助于报人习得新词。1898年，《申报》曾报道过一位“日本名士”来沪游玩的消息：“日本名士三木君名喜一郎者为德岛日日新闻记者……小住申江……”而陪同他游玩的，也许就是某位或某几位报人，惜存报字迹不清，无法判断接待者是谁。苟举其大者而言，这样的交流，能使他们眼望东瀛，易于接受日本文化，而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得到的新知、新闻公诸报端，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将日本创造的许多新词引入了中国。

在上海这个中日交流前沿，除了《申报》，其他报刊也在世纪之交开始使用“记者”一词。为了鼓吹维新变法，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第21期载有梁为《日本国志》一书所作的后序。因为要写序，梁理应仔细地看过这本书。我们无法得知他有没有从《日本国志》中看到“记者”一词，但这篇后序中并无“记者”二字。不过，同册刊载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又有某新报记者访孙逸仙，逸仙善操英语，告之日……逸仙所语某新报记者如此。”这篇文章非梁所撰，而是译自日本报刊，译者是长期为该报翻译日本报纸新闻的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在这个时候，百日维新还没有开始，梁启超还没逃亡日本，《清议报》也还没有创刊。

流亡日本5年后，梁启超自己开始使用“记者”一词。他的学生蒋百里在日本创办了《浙江潮》，并化名“飞生”发文批驳了他的立宪保皇言论，称之为“教育家之言，非新闻记者之言也”。梁则在自己于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答飞生》，文中写道：“飞生谓新民说为非新闻记者之言……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

但在这时，在国内的报刊上，“记者”一词已经较为常见。19世纪末，陈撷芬随父陈范迁往上海居住，几年后，她在租界创办了《女报》，后改名为《女学报》，随其父所办的《苏报》附送。东渡日本的好友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将这封信在《女学报》1903年第1期刊发，名为《蒋性遂君与本馆记者陈撷芬书》。也许是觉得“记者”这个称谓听起来还不错，在当年《女学报》的第4期，她在几篇文章后加了按语，并冠以“记者附志”。

除了民办报刊，官办报刊也通过译报、转载活动得知了“记者”一词并开始使用。1903年，《北洋官报》刊出新闻称，美国“大统领”、“优遇记者”，德国皇帝好笔墨，是“最尊贵之新闻记者”。《秦中官报》则写道：“东京各新闻记者与各绅商集}义东方事件究应如何应付……。”

五、结语

在互联网上搜索时，笔者发现，1896年创刊于上海的《苏报》有可能多次使用了“记者”一词，有“然则记者信有失”、“某报记者”一类的文字，苦于没手头没有原件，无法查实。但这可能意味着，在19世纪末使用“记者”这一术语不只有《申报》、《时务报》等两三份报刊。笔者的能力以及所查的资料都相当有限，因此绝不敢断言“记者”或“新闻记者”一词“最早”出现于那一年。如若这般，过不了几年，细心的学者一翻资料就可能推翻结论。不过，笔者的目的并不是找出某个“首创者”并为之喝彩，而是阐释“记者”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路径和方式，并且还想强调，在晚清时期，报刊是中国人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一些报人的名气可能相对不大，但在引入外国文化、传播新知方面，他们的作用可谓不小。

对于“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流行，《日本国志》、《新闻学》、《清议报》固然功不可没，但是，《新闻学》是1903年末翻译出版的一本专业教材，如上文所述，在那时“记者”一词在中国新闻界已经较为常见。《日本国志》是一本内容庞杂的志书，全书五十多万字中，“记者”一词统共出现了一次。远在日本的《清议报》只有三年多的寿命，且被清廷列为禁刊。《申报》则是一份雅俗共赏的大众报刊，发行量也不小，为国内报刊之翘楚，且连续公开发行几十年。对于“记者”一词在中国的传播，《申报》以及其他国内报刊的推动作用若不能说更大，也断不可忽视。毕竟，最关心新闻职业称谓问题的，可能还是以新闻为业的人。

总而言之，日本新闻界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十余年后，中国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为国人所知，后在报刊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成为了流行词汇。现如今，源自汉语的“记者”一词在日本的“地位”并不稳固，按英语“journalist”一词音译的也成为了指代新闻人的常见词汇，但对于中国当代的新闻人而言，“记者”依然是无可替代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