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莲

摘要:王安忆都市小说有着独特的叙事策略:作家在女性与上海之间找到契合点,女性与都市形成一种镜像关系,使女性与都市历史互为关照、女性与都市精神互相折射和女性与都市文化特质的互为印证。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形成王安忆与以往的海派作家不同的小说风格。

关键词:女性,都市,镜像,叙事策略

王安忆一直关注着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女性命运,她笔下的都市女性形象众多,但无不与这座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王安忆在女性与上海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女性善变敏感的特质与多变无根的上海有着许多的相似点,她把女性作为都市的一面镜子,通过女性形象去写上海的当代历史,这是王安忆独到的叙事策略。王安忆跟海派的前辈作家不同的是:他们写的是旧上海,而王安忆写的是新上海,即解放后的上海。王安忆比他们更全面、更系统地去探究上海的城市特质和城市精神,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女性形象反映出来。

一、女性与都市历史的互为观照

通过女性形象,书写上海的历史;在书写上海历史的同时,观照女性的命运。这是王安忆独特的叙事策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王安忆以女性写都市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下:

(一)解放初期的《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

王安忆曾说:“我自以为写上海人最好的两篇,一是《鸠雀一战》,一是《好婆与李同志》。这两篇都是写上海小市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小妹阿姨——保姆是一种自然移民,而李同志则是一种权力移民,但最终都是外来移民的被驱逐。”[1]

(二)“文革”的《流逝》

从欧阳端丽的家庭生活的变化,侧面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

(三)从30年代写到70年代的《长恨歌》

以女性的命运隐喻上海从30年代到70年代四十年间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

(四) 80年代改革开放的《妹头》、《我爱比尔》

中篇小说《妹头》,通过写朱秀芝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自立自强的成熟女性的历程,反映了上海市从“文革”的沉寂、衰落逐渐走向开放、勃兴的历程。

(五) 90年代的《富萍》

长篇小说《富萍》,写小保姆富萍在上海寻找立足机会的经过。保姆群体的出现,实质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印记。

王安忆在《寻找上海》这篇文章中曾说:“我们从来不去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其实,要追究也难,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过于紧密,它的性质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2]她完全摈弃前辈海派作家的贵族气,站在民间立场,通过女性形象,去观照上海的历史;同时通过写上海的历史,去观照女性的命运。作者用自己的真诚和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这城与人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二、女性与都市精神的互相折射

王安忆的写作,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地具有“精神书写”的色彩。她笔下的人物尽管都是些“庸常之辈”:王琦瑶、妹头、富萍、阿三……但是王安忆却能从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现“英雄性”,妹头就很英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她很勇敢,肯实践,很有行动能力。王安忆曾说:“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妥协。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他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3]她特别强调小说的逻辑力量、技术力量、物质力量、叙事动力,强调故事展开的彻底性,这就逼使她重视精神问题,也有利于将精神力量尽量展开、放大,从而充分发展她要建构的精神世界,即营造精神之塔。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叙述了上海市井之间的女子郁晓秋,因为私生女的身份,让她备受亲人和同学邻里的憎恶和鄙视;她的充满青春气息的美丽,被认为是刺眼的不安分的象征。但她却出人意料地走上一条艰难的却纯净的人生道路,以泼辣而旺盛的生命力,从容面对多舛的生活和变化无端的命运,顽强地灼灼其华。在作家的眼中,富萍、郁晓秋和欧阳端丽等人的坚韧、顽强,就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化身,作者不但书写都市女性的心灵史,而且书写都市的精神史。

三、女性与都市文化特质的互为印证

对于都市文化特质,王安忆有这样的描述:“我觉得上海是个奇特的地方,带有都市化倾向,它的地域性、本土性不强,比别的城市符合国际潮流。一九四九年以后,却开始有一种现代农村的味道,从此,流动性被固定了,人的发展活力也衰退了,原因是经济归入中央管辖计划。我个人对上海比较悲观,它不像山西、陕西的黄土地,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既荒凉又没有根基。当外国资本涌进之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还没长成的殖民化组织又被新的工农联盟所取代。所以上海的文化总是被切断。”[4]“我试图寻根,但无根可寻:第一,是所寻的根源的浅近,当这城市初具雏形的时候,已到了近代,它没有一点‘古意,而是非常的现世;第二,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5]在这里,王安忆已经把上海的无根的移民文化特质准确地描述出来了。并且在她的创作中,通过女性视角,多层次地反映出来。从《鸠雀一战》写小妹阿姨这种自然移民,到《好婆与李同志》中的李同志的权力移民,再到《富萍》中的富萍,她们都遭到本地人驱逐,拒斥,富萍们即使在上海定居下来,也永远像无根的浮萍,永远没有归属感。她们的命运正好就是上海的无根的移民文化特质的真实写照。

四、王安忆叙事策略的独特性

王安忆都市小说的叙事策略的独特性在于:从女性视角观照都市,通过女性的心灵宇宙折射都市,女性与都市形成独特的镜像关系。“文学史上,描写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和堕落可以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许多作家曾用淑女——荡妇的故事模式表达对都市的认识。《海上花列传》(韩庆邦)就是从妓女和上海的关系角度打造了想象都市的基础;新感觉派作家通过描写乡间纯洁少女在都市的沉沦异化,来表达“乡村美,都市恶”的审美心理感受。而王安忆以女性的自审意识超越了这一层面。作家投向人物的内宇宙,找寻决定其行动选择的深刻诱因。《我爱比尔》中的阿三的悲剧在于虚构了自身与都市之间的镜像关系,她对世界想象的认识与象征秩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归根结底源于一种女性个体生存的孤独和生命的沉重。”[6]乔以钢的这段论述,精辟地描述了从《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作家对都市与女性的镜像关系描写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就王安忆来说,《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对西式生活的追求,是因为她对开放都市的幻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经历了上海小姐的辉煌和被改造的落魄,从高峰到低谷的巨大心理落差,折射了繁华都市怀旧梦的破灭,她是上海的一个像。同样,《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和《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妹头》中的朱秀芝、《富萍》中的富萍,王安忆都是通过这些女性的心路历程折射都市的全貌。

在当代的作家中,通过女性形象去全面、系统地反映新上海的,王安忆是首屈一指的,她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去诠释新上海,给我们展示与张爱玲等前辈海派作家所描写的旧上海完全不同的面貌,这来自于作家本人对于这座都市的真诚和热爱。

参考文献:

[1][4]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61、85。

[2][5]王安忆.《妹头》.广东:南海出版公司,2000:181、182。

[3]刘志荣主持、陈思和等讲谈.百年文学十二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4、175。

[6]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