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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镜像的情欲

2009-09-29

大家 2009年11期
关键词:主体性

张 赟

摘要:电影《反基督者》(Antichrist)欲图阐述的,是一个宗教理性和自由主体性互相纠缠的故事,其实质在于探寻一种全新的摆脱宗教理性而建构真正主体性的途径的可能,并将主体间的关系表征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残酷的极端诗学。而这个途径,则是无休止的、充满隐喻的情欲镜像。

关键词:宗教理性 主体性 时空隐喻

拉斯冯特尔(Lars.von.Trier)回归了,他携自己的最新力作《反基督者》出现在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上。尽管最后这部影片只捞到了一个最佳女演员奖,然而,它却毫无疑问地给了所有的评委及观众无比震惊的精神经验和绝对压抑的视觉体验,并且引动了一场令人不安的对人性的思考。

这是一个阴暗且令人心惊胆颤的故事,但它绝不是大众媒介口中肤浅的恐怖片或惊悚片。它讲述了一对夫妇在丧子之后的匪夷所思的变异:妻子因丧子之痛而变得惶恐狂躁,身为治疗师的丈夫将她带离寓所,来到他们森林里的小木屋,试图在这里消除她内心的恐惧之源并抚平她精神的创伤,重回平静的生活。然而事情却一步步失控:妻子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她一点点冲破了丈夫加之于她的理性约束,唤醒了沉睡的原始的本我,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迅速地被打破和移位。她用情欲淹没了丈夫的理智,并在影片的结尾以骇人的方式残害了双方的肉体,走向毁灭。

拉斯冯特尔选择了尼采的一本书名作为影片名,因此它也必然关涉主体宗教理性、道德意志和主体意识的范畴。实际上,片中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几乎等同于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宗教理性与自由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人类的自由必须依靠道德自律实现,上帝与宗教则是维护自律令的根本合法性基础,故信仰上帝即是人类“合乎理性”的必然要求。 [1]而影片则是某种程度上对这一思想的反叛:宗教理性和道德律令规约下的人性并非真正自由的人性;理性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是极端诗意甚至反诗意的虚伪意指——冯特尔想探讨一种全新的摆脱宗教理性而建构真正主体性的途径的可能性以及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而这个途径,则是无休止的、充满隐喻的情欲。借情欲的镜子,映照出主人公被迫寻找和获得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并将对宗教理性的讽刺投射到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在宗教意识形态下被洗礼的人性,是一个色厉内荏的脆弱结构,任何通过宗教与信仰求取自我的尝试到头来都是一场痛苦而混乱的归于毁灭的挣扎。

因此,这部电影真正想表现的,是在所谓神性和救赎里被封印的原始本我,也是冯特尔在反基督的大名目之下尖锐指出:情欲是面镜子,是主人公寻找主体性的镜像,人类通过情欲反观到的自我主体性是以怎样的残酷姿态降临于自身的。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从影片时间顺序和文本空间结构两个维度,来分析并证明以上所述。

二、基于时间维度的文本分析

影片开头的一组平行蒙太奇,叙述了孩子的死亡与父母的一场性爱。孩子从窗口跌落时,被高潮吞没的父母的浑然不觉似乎已经颇具讽刺意味地预示了一场更为巨大的不幸。生与死的交叉对比,事实上是冯特尔对所谓宗教救赎的诘问,同时也奏响了理性与情欲开战的序曲:如果上帝能带给人们幸福,那么为何要以惨烈的死亡作为能往天堂之途?远离了基督教“节制”教义的情欲,在一开始就被摆到了与宗教理性分庭抗礼的位置;与死亡对立的情欲,却与无比旺盛的快乐与生命交扭在一起;而高潮这个意象所展现出来的强力姿态,无疑则暗示着接下来必然发生的更为剧烈的二者的纠缠。

伴随时间的推移,丈夫将濒临崩溃的妻子带离了寓所,来到他们位于森林的小木屋,试图找到她内心的恐惧之源并拯救她。正如影片开头的暗示,此时妻子的情况却变得日益不可控制。在最开始,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还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上帝与信徒),这时她的情欲尚被丈夫控制在最低程度。等来到小木屋并开始实施心理治疗的时候,她的情欲和丈夫的理智却被连续闯入的可怖景象——吃掉幼鸟的鹰、半分娩的鹿、被开膛的狐狸——接二连三的刺激而崩塌,她开始无休止地向丈夫索要性爱并且开始自残自慰,从不服从到反抗。其实这种索要从本质上看更像是寻找,是妻子在混乱与迷茫中对自我主体的诉求,早先对丈夫的服从和认同变成了对上帝降临于自身的理性权力的反抗,于是她对既有等级关系的颠覆与对主体性的建构通过性、自残和自慰行为达到同一。黑格尔曾说:“人以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对自己的意识:第一是以认识的方式,他必须在内心里意识到他自己……观照自己,形成对自己的观念。其次,人还能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2] 对自然界的原始恐惧使得人们采用在自身烙下印记即自残的方式将自我投射到自然中,并通过这种投射获得对主体的复现;而女性主义话语则认为,自慰缺失了男性的参与,完全依靠女性自身给予快感和满足,在这种男性角色缺失的条件下,女性更有可能排除男性带来的天生的压迫感而在生理快慰中获得对真实的生命力的体验。从权力关系角度而言 ,这是一种对男权话语中心(phallogocentric)地位的颠覆。[3]丈夫有男性与上帝的双重身份,他所代表的绝对霸权在妻子的自慰下被无情地嘲笑和撕碎,于是一个奇妙的倒置出现了:妻子唤醒了主体性,而同时丈夫失去了原有身份成为完全的被动他者——丈夫最后麻木地向妻子走去,屈服于她的情欲并与之交媾,显然是冯特尔对“反基督者”的无言注释。

在影片的最后,妻子完全脱离了被社会化和道德化的人性,残害了丈夫的身体。她取下一个带螺丝钉的铁轮,生生地钻进了丈夫的小腿——这一段的寓意是巨大的,因为丈夫因此而失去正常行动能力,而从基督身份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腿比他的心灵更为重要,因为基督的传道活动需要在不断的行走中完成。因此,剥夺了丈夫的行走能力,从传道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剥夺了丈夫与上帝同一之关系成立的某种合法性。在这里作为上帝的丈夫失败了,反基督者的妻子获得了双重的胜利——不仅寻回了自身的主体性,并且残害了丈夫的理性与肉体。

三、基于空间维度的文本分析

通过记录两个空间隐喻,影片表述了两种主体性的重置和建构过程。首先,空间结构上有一个大的变换:从寓所到森林、从家到被唤作“伊甸园”的林中木屋。这里实际上暗含着第一个被转换了的空间的隐喻:从人类的家到上帝的家。主人公们的故事在这个空间隐喻中被表征为一场惨烈的主体性之战。丈夫的本意是在“伊甸园”里为妻子驱除内心恐惧,找回所谓的“正常身份”,这个过程同样是对基督教里驱魔仪式的隐喻。作为驱魔人的丈夫深信能拯救妻子——以丈夫和上帝的双重身份,但结局却是他被迫从这双重身份里跌落到一个完全的失败者与受害者角色里,而作为被救赎者的妻子在最后成为在情欲中成长出来的原始人性之化身,而这一系列的身份失落及获得都是在空间变换中完成的。这不仅是拉斯冯对于宗教的不信任,更是他在空间意义上对既有理性主体的反叛与颠覆。

另一个重要的空间隐喻是从家到小木屋的旅行,这场旅途本身和林中小屋可以被看作是福柯所言的差异地点(heteropias),它们在没有任何确定地理标记的“无处”(nowhere)发生,并且往往暗示着对绝对话语中心的某种偏离,主体通过它们所蕴含的新的相对的经验得以重构自我[4]。回到影片文本。旅行和小木屋远离主流生活,其漂泊不定的性质暗喻男女主人公远离社会归属而即将丢失和即将重构的主体性。而事实上正是如此,在城市中心的寓所里——这里有明确的地理标志“家”,因此是一个真实的空间——他们有被社会、文化、宗教力量规训的正常身份:心理治疗师与学术研究者、丈夫与妻子、男人与女人、上帝与使徒。然而一切既定的身份与关系都被孩子的意外死亡打破,他们搬离寓所,踏上去往小木屋“伊甸园”的旅途。此处小木屋的名称“伊甸园”则同时给它增添了多重的空间属性而导致处于这个空间中的人更模糊的主体性。从他们踏上这段路程那刻开始,他们原有的主体身份便渐渐脱离了明确的地理标识,而是寄身于一个似天堂而非天堂,似家而非家,似医治的而非医治地的空间。于是丈夫与妻子的身份被重置,陌生的空间感和丢失身份的无处感让丈夫的上帝角色被慢慢吞噬,而妻子则在与原始的野蛮的外在空间的一次次对撞中求助于甦醒的情欲,回归最本真同时也是最阴暗的原始主体——她如同一只困兽,甚至拒绝了语言,以伤害自身的方式渴望寻回本真的自己。拉斯冯特尔对女主角的人物设定再次映证了他的意图:妻子是个学院派式人物,在时代的主流话语里,她是最高理性和道德意志的代言人,然而也正是她,在情欲的反观自身中抛弃了既有的主流身份,而回归本来阴暗的主体。这是冯特尔式的讽刺,也是对人类自由主体的质疑。

四、结语

从《波浪而出》、《黑暗中的舞者》到《狗镇》再到《反基督者》,拉斯冯特尔似乎一直纠结于人性的变异,孜孜不倦地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探寻着人性与兽性、与神性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三者间的区别似乎是微妙而模糊的。就好像他自己说的:“信不信上帝是個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尝试着相信他,但是从历史上看,发明宗教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神迹的是人类自己,让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也是人类而不是上帝。”他的姿态似乎让我们看到处于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人性的无能,当个体处于一张由各种社会文化关系结成的大网里的时候,其能动性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或稍夸张点说,在道德意志约束之下所谓的自由只是主体的被阉割形态;而脱尽高尚的意识形态罩衣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许本质上只是一种空洞的、残酷的诗学。丹麦鬼才拉斯冯特尔通过反基督者的意指,完成了又一场关于情欲与暴力的记录,一场人性与神性互相纠缠奋力在彼此反抗中寻找主体意义的表演。

注释:

[1]《实践理性批判》导言,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学》第一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38-39。

[3]《文化研究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

[4]《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福柯等著,包亚明编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22。

作者:

张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8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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