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磊　封旭明

沈从文和张炜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湘西边地和芦青河畔的广漠平原浓墨彩绘，用笔下的民情故事和边陲的天籁率真。共同构筑起诗性写作的亮丽风景。可是作品却透露出一股深沉的生命被放逐的悲凉感，人类似乎永远被孤独追赶着。连南方之水与北方之地都染上了悲剧色彩，且存在着人性至上和自然拜物乌托邦的救赎误区。

一、孤独生命的寓育：染上悲剧色彩的边城之水与原野之地

现在对田园诗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误读，毕竟人们“对于自然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怀念和珍视，对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活状态的消失有一种惋惜”。沈从文《边城题记》言：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现在大家解读的似乎都为“伟大处”，而忘记了“堕落处”。如有学者评论“如果说这种爱情还有一点悲剧色彩的话，那么，这悲剧既非乡村环境所造成，亦非人性之恶所致。这种悲剧反倒是由于一个纯真少女的值得赞美的本性，是由于老船工对于孙女的那种真挚的爱，悲剧最终成为乡村人中的赞歌。”然而我认为悲剧真正的元凶是人生的隔绝和孤独感。同时《九月寓言》发生的悲剧也是人生浮躁和孤独造成的。沈从文与张炜在建构美丽梦幻的同时又在解构这一憧憬。《边城》中“水”是文本的中心意象。《九月寓言》“大地”是其中心意象。由此人手我们来分析作家所赋予它们的潜台词。

孤独是现代作家一个共通的情感特征，特别是京派作家注重内心的体悟和个性的张扬，使这种孤独的情思表现得格外深刻。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一再申明自己的文学事业“并不建筑在‘一本合用的书或‘一堆合用的书上，因为它实在却只建筑在‘水上”。现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各民族都实行过两性禁忌的隔离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集团内部为争夺女性而争斗。在中国这种隔离制度与水密切联系，经过无数次重复，最后成为人生孤独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原则和原始的水相联系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比如牛郎织女传说中那一条隔断有情人的银河。还有《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汉之广矣，不可方思，江水永矣，不可方思”，以及后来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等，水作为隔离、孤独意象比比皆是。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他还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从孤独中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这段话真正道出了作者的孤独寂寞。

《边城》开头就对翠翠家傍水而居的情形进行了远描，“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无声的溪水横亘，首先给人一种孤苦无依的悲戚感受，而且天阔地广下老人无儿女，小孩无双亲更让人断肠。同时“水”与人物心情相契合，比如翠翠十六岁时的端午节分外痛苦，此时“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这里轻烟般的细雨与翠翠因被介绍对象不是二老，感到婚姻渺茫所引起的惆怅相契合，强化了文本的孤独情境。实质上“水”这种寓意着孤独的意象一直笼罩着人物。翠翠是“边城”之魂，而恰恰她身上孤独时刻存在。她自小失去父母之爱，对男女之事的了解只可能来自道听途说。为此她不明白自己“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便常是顶荒唐的梦”，而这种梦实际上应该为春心悸动的表现。翠翠也不明白祖父，“因为两人(翠翠与杨马兵)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爷爷尽管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但并不真正理解她，并不知道她已恋上了二老。祖父还有这种想法：“你总有一天会要走的。”翠翠误识二老但是又敢爱不敢言，且误认为二老爱上了团总女儿。如果连爱人都不了解和信任，结婚不是有点盲目么，何况她首先也是着迷于二老“岳云”式的外表和“云雀”式的歌声。而二老却以为是她爷爷犹豫而导致天保之死，因此“他又过川东去办货”。有了这种怨恨他们的婚姻还能成功么?显然不能。“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那么后来老船工去世。“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所以后来她不到顺顺家住，借口为“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真实原因应该为害怕了世间冷暖和人情隔膜。

文中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因为翠翠的婚事，爷爷与二老父子的心理距离拉大了。大老与二老虽为兄弟但也缺乏心灵的沟通。父亲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存在着隔膜。顺顺为二老相中的是团总的女儿，而二老想娶的是翠翠。为此沈从文写道：“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这难道还不是孤独的世界么?

当代的张炜毫无疑问是最关注农村苦难和人性善恶的作家之一。他同沈从文一样有着坚定的乡土情结。那么在张炜笔下“大地”是什么?《九月寓言》中“大地”就是乌托邦的载体，它是一个元概念，一个颇具抽象意味的概念。在张炜看来，现代文明的困境根本就在于人与大地及人们之间的疏离，他强调人只是大地的一个器官。文本中大量描述了夜晚和奔跑的意象。“一伙儿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头，窜到野地，他们打架，在夜里跑动，钻到庄稼地深处歌唱，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表面的热闹往往印证着内心的孤寂。自由与孤独往往相伴相随，奔跑实际就是孤独的表现。因此人们疯狂的打架、打老婆和做爱。小村与外界的隔绝，造成人们与外界的对立与悲剧，进而村民的行动几乎没有理性可言。

作品不再把注意力投向历史的苦难和人物的灵魂，而是投向文化意义上的小村和哲学意义上的大地。人际间那些虽然没有公开亮相却分明存在着的压抑力量构成了孤独的寓言，为此我们在阅读中就一直感觉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只是被作者激情澎湃的言说给撞得晕头转向，当然作品的主人公是有的，它就是孤独。可能作者的哲学思考和自我思索主宰了人物，使得他们不再具有主体意识，只是作者为了叙事变得方便的一个符号，诸如大脚肥肩、憨人、肥、赖牙、年九、弯口等，没有任何个人的灵魂特征，很难给读者清晰的印象，喊着这些名字就如喊着石头一样，虽然明白名字的所指却无灵魂的沟通。这正是西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内涵的诠释。存在主义作家把人的存在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认为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存在做出正确的解释。他们颠覆了传统哲学所谈论的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等，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的肉体自然生命的存在或

者说是人的肉体自然生命的展开和实现。萨特认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人生是虚无的，世界是荒谬的，他人就是地狱；同时人是孤独的，人又是自由的，人在选择时，既无客观根据，亦无道德原则，更无法依赖他人。

为此张炜在《九月寓言》中构筑了存在主义的土地神话。所表现的就是人存在的荒诞性，虽然作者一直声明融入野地是他的理想，我们也被他深深的大地情谊所震撼。但是在文本中人物真的成了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的最好诠释。人生是荒谬的：长腿赶樱、又白又胖的肥、少白头龙眼、金发欢业、独眼喜年、憨人、小疤美女香婉、三兰子、争年等，这些最年轻的一代，他们小时候在九月的夜色中欢快的奔跑，但是长大后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戚的——肥逃离了、龙眼井下遇害、欢业杀人、三兰子自杀、争年变呆、赶樱也不唱“数来宝”了。他人就是地狱：小村人“辈辈相传的美好习惯”“男人不打老婆又打什么?”大脚肥肩残酷虐待儿媳妇三兰子，金祥奸污小豆，龙眼、喜年们把挺芳扒光了往死里打。这些到此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谁叫大脚肥肩积攒下一身蛮力呢?她不往儿媳妇身上发泄往哪儿发泄呢?谁叫金祥是个老光棍，他那从未实现过的性欲不在送到家里来的小豆这儿满足到哪儿满足呢?而谁叫龙眼、喜年们到工区偷鸡不成反被追赶呢?他们那恶气不往工区子弟身上撒往哪儿撇呢?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放弃精神价值或者说作恶为前提的。人生是孤独的：文中写到野地夜晚的一切活动，尤其是青年人的夜游，让人感到孤独的存在以及人类的可冷。作者把他们放在食与性的生存基线上进行文化/哲学的审视，把他们驱赶到自我意识尚未萌生的野地，没有审视出人性之美，反而展现了人性之恶。作者让他们永远的消失，这就更确证了存在主义的虚无感，即归结为“死”，就像海德格尔所言“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二、灵魂救赎的绝唱：人性至上和自然拜物乌托邦的误区

人生是如此孤独，那么谁能够救赎我们呢?他们的共同回答是：自然。这与沈从文、张炜幼年深刻的乡村生活记忆，以及感谢和膜拜土地自然的养育是分不开的。“我一睁眼就是这样的环境：到处是树，野兽，大海，很少看到人。”“我大概也在这怀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乡之美。那里好像到处都变得可爱了，再没有了荒凉与寂寥之苦。”为此我们就应该明白他们的自然崇拜为何那么强烈，“太沉迷于自然天性的美丽，太急于将这种诚实美丽作为自己的旗帜和永久的归宿”。

具体而言沈从文对自然的态度如同对宗教的虔诚，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心灵归宿感：“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沈从文作品所呈现的自然乌托邦情结与他独特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以及“乡下人”的文化姿态有关。他从当时的主流语境中跳出，潜心于表现人性之“常”，希望构筑起“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湘西世界。张炜痴迷自然的野地情结与沈从文极为类似，但所处时代氛围不同，促使他们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有差异。

沈从文当时在城市历经挫折，心中颇为低落和苦楚。他发现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国，却成了一种畸形的存在，传统文明又分崩离析，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失范，使他惶惑不已，在《长河题记》中他说：‘现代一字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表现，不过是点缀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为广泛的消费。挫折和惶惑感使得他无奈地将目光投向了湘西、投向了原始古朴的大自然，从而滋生出对自然的宗教式崇拜。张炜对芦青河畔和广阔的原野进行诗意的讴歌，与沈从文将湘西自然作为蕴藏人性是不同的。它从一开始就杂有不和谐的音符，这种不宁静的缘由张炜将之归结于城市，以及随着市场经济扩张而出现的喧嚣与骚动。“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城市与野地在张炜这里形成了对立的状态，只有在野地自然中人性才能激情飞扬，平实而坚韧的生存精神才能充盈土地。张炜的大自然有两层内涵：它养育我们的祖先，并将继续承担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重任；它还是内心里一块温馨的精神家园，是张炜所认定的救赎现代人堕落、丑恶灵魂的良方。为此张炜的投奔自然，实际上有着强烈的涉世批判，他高亢的歌唱更主要的是为了召唤美丽心灵和健康人性。在近期小说中他的忧愤孤独有时直接跳了出来，激变为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符咒。可是张炜并没有退缩，“我在这片莽原跋涉了这么久，并且还将继续跋涉下去。我大概永远也不能够从这片莽原中脱身。”

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之景，很少直接指向当时社会现实，更与阶级分析断层。他这实际上就是希望对人类实现救赎：将人物置于饱含诗意和自然灵性的环境之中，让人性自由自在的张扬，让人物的健康性格在其中孕育生成，映衬生命的原色，减少肉的成分，增加灵的气息，从而以爱美之德调和人事。为此沈从文曾说：“我想造希腊小庙……在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但是《边城》的世界难道人性真的纯净如碧水么?难道无情欲放纵、无病态人生?难道这种人性美真的能使人返璞归真?文本中“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对于二老的性角色定位为“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文章中这种男权主义思想本来就带有歧视性。女人在社会中地位如此低下，人性得到自然全面发展值得怀疑。再来看老船工的死亡，他实际上是被合谋气死的。当他问团总的媒人“小伙子意思怎么样?”媒人骗他“他(二老)说：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条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坊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坊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当老船工想问清楚二老的主意时，顺顺又骗了他，“老船夫被一个闷拳打倒后，还想说两句话，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说话机会，把他拉出到牌桌边去。”或许沈从文感到如果他为此事而死，那么人性不就有恶的展现么?所以他安排了意外的大雨和白塔的倒塌。从而让老船工的死亡不再成为翠翠和二老结合的障碍。可是二老的归期又在何时?商业影子已经侵入了边城，难道金钱的关系就不会腐蚀人性么?翠翠都认为：“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老船工也认为“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还有人高声赞叹：“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难道娼妓的出现就是为了自己的肉欲，而不是被生活的逼迫么?

实际中国的农村是残酷的，一旦某地人口饱和了，过剩的人口就要宣泄出外，“这些宣泄外出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生存的地方，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

为了表达对人性的救赎是坚定的，他们作品中自

然而然出现了自然拜物教。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创作中的民粹主义，而我认为这是农村出生的作家的自然崇拜。确实自然崇拜昭示着人对自然及生命的无限遐思，与沈从文对水的钟情一样，张炜承认“他的激情、欲望。都是这片泥土给与的。这样，我寻求同类因为我爱他们、爱纯美的一切，寻求的结果却使我化为一棵树。一棵树最大的愿望就是抓紧泥土。”他们认为人必须依托于自然，并受自然的庇护，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幸福地生存下去。于是走向自然，回归自然，人和自然形成一种诗意的和谐关系，就成为小说主人公的理想人生选择。为了追求自然，张炜比沈从文更倔强，“他五年来未曾在城市居住，即使在城市也住在挨近郊区的边缘。”

那么自然乌托邦难道就是美丽的么?张炜说“人在自然中的欣悦是无法形容的。人离开了这种交往，就是陷入苦恼的开端”。似乎大地真的成了乐园，动植物和本真的男女达到了天人合一，到处都洋溢着劳动的快乐和丰收的幸福。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隐去了野地的落后与荒诞。竟然这诗意的“大地”存在着食、色等日常生活，就必定隐藏着与野地欢娱不同的东西——苦难和孤独。夜色下充满着村民们的虐妻杀媳内讧相争、饥寒困累、血腥残酷等景象，但“苦难”在作者情感介入下，变成了生命激情的狂欢，小村世界“藏污纳垢”特性也被过滤转换成了单向度的纯洁人性。“苦难”被张炜改头换面，披了一件华美诱人的外套。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与裂痕，他要改造“苦难”，但这种改造却偏离了方向，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正如他在《融入野地》结尾自问：“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其实在他悲然诘问中，已经否定性回答这个问题。

三、结语

由于孤独的根性，毫无疑问《边城》和《九月寓言》只能是人性与自然的乌托邦，在现实的空气中都将不幸毁灭。但是把农业文明描绘的如此感天动地，依然让我们震撼不已。当然我们明白这种人治文化与野地文化是前现代性的，而且中间充满了张力性矛盾。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于现代文明的恐惧和对传统的依恋，又由于对乡村传统本身的弊端，尤其是它的贫穷与蒙昧的体察，所以边城中的二老为了经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张炜激情歌唱的“野地”也沉落了。在现代理性与传统依恋间他们陷入了深刻的忧虑和犹疑。我觉得作者对作品中两个青年的态度是很有深意的。对于二老和肥最终是否会回来，以及是否应该回来。都没有做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