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雄

在当代社会中，传媒的地位和作用愈显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左右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传媒时代一方面造就了形态多样与价值多元的文化现实，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在传媒时代中，批评主体从不同的文化体认出发，表达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文学批评遂形成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思想(史)批评、道德批评、纯文学批评……共存互补的多元格局；另一方面，传媒自身也成为一种具有品牌性质的商品，同时也使一切通过传媒渠道的泛文化信息带上商品的色彩。文艺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也面临了商业化标准筛选的命运，过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或经院式的理论批评往往被淘汰出局。因此，在传媒时代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与推进文学批评与媒体的互动性关系，从而在传媒时代中真正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文学批评的功能。

传媒时代中的文学对个体主义伦理价值的表述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同样，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冲击下也经历着变形，陈晓明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和权威化遭遇危机，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建的文化越来越遭到流行文化的排挤，退居到社会的边缘地位。歌星、影星、电视主持人以及娱乐报业的记者，日益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的文化精英，当然，这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相关，而文学批评更难以它的学院姿态和方式对社会发言，媒体的魔力正在使这个时代的各种事物变成一种必然的事件，批评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意外。批评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实际上正投合了广大读者消遣、猎奇的心理，这正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利润为价值导向的必然结果。基于这个原因，当下市场经济语境中崛起了诸多的从内容到形式都透显个体主义意识形态抑或伦理价值的文艺现象，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大众艺术以及各种以愉悦人的感官为目的的轻喜剧、偶像剧和肥皂剧都任性地张扬一种卸除形而上的精神辖制后所体悟到的感性狂欢。“当今的文学的危机在于，文学已经渐渐丧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言说的能力。而文学批评则不仅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且同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已日渐堕落为名利场，匮缺的就是最基本的批评品格。而这种批评的基本品格的丧失才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所遭遇的最大的危机。”

在一个欲望丛生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对欲望的表现成为一个焦点，以前谈欲望，尚有启蒙、人文精神作为其话语存在的背景；而现在却无所顾忌地追求身体的狂欢。个体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合流，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缺萎。身体日渐成为表现的重心，对思想性欢乐的追求被放逐了。怎样在文学作品中处理好感官与理性的冲突，这需要文学批评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个体主义本身的问题仅仅在自身的理论樊篱中不能寻求理论的突破性，只有拓展其理论生成的疆域，从社会关系结构中借助于另一个关于人的规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得到解决。而这种借助与寻求在传媒时代中取决于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合理谋划，并最终由文学批评指引其合理的伦理取向。

人们对于文艺普世主义伦理话语最近身的体认就在于该价值形式对绝对个体主义泛滥的理论匡正功能上。个体主义突显了对于“自我实现”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但它不仅强化了“寻根文学”中所存在的个体性单一的精神主体性的偏移，而且进一步将之异化为极度的“内向化”、“心灵化”和“深层自我实现”，并随之将它极度“外向化”、“对象化”，从而制造了一个全面的关于人的个体性的神话，使人与文学的个体性的内涵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依据。个体主义所表现出的个性意识的强化与在单一的精神主体方向的偏移带来的个体性的畸变和新迷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进行我们的伦理诉求。其实，“个体的觉醒和强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有另一种导向，这就是导向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即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关注，导向对包含自身在内的现实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自觉追求。这种导向可以使主体性愈来愈超越自我升华到一种崇高宽广的境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应更好地精心培育普世伦理，从而为修正个体伦理作出相应的努力。

从目前的文学阅读现状与文学接受对象来看。文学批评应该侧重于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是那种高要求的应该做什么。这样说丝毫不是意味着当下的文艺不应该对人们作出道德上自律的承诺，它只是在如实估价世俗社会的伦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更具现实可行性的伦理取向而已，就终极目的而言，它正构成道德自律的伦理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它对于个体主义伦理话语的意义就在于。“普世伦理首先是对人类道德对话的邀约。她邀请所有不同道德文化传统、道德学说和持有不同道德传统和道德观念的各阶层、各地区、国家和民族、各信仰群体的人们参与对话，她允许参与对话的每一个对话者(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也无论是作为某一文化传统的发言人还是作为某一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保持其自身的道德观点和申言权利，但同时也要求他们以积极的姿态。来承诺达成必要的道德共识和普世伦理原则的人类道义责任。因此，参与对话的各派在坚持自己道德观价值观之合理立场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大家能够共享的人类道德立场。”

而这种普世主义的伦理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批评的正确引导。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普世主义的伦理取向便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追求而出现在文学批评中。在传媒时代中，文学批评标举这种略带精英色彩的人文理念既是为了规范任意张扬个体主义可能出现的人性误读，也是对人之为人的独特性的自我反思。检视当下个体主义伦理取向的文艺视景，诉说人性普世主义的文艺样态虽则在数量上略显单薄，但由于这种文艺形态注重人性深度的开掘与形而上意义的质量承诺，所以对于具有自省品格的个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性撞击力一点也不亚于个体主义所带来的感性裹胁力的影响。最能给我们以这种印象的当数“二张”，即张承志与张炜的浪漫主义美文学系列，还有诗人海子对诗意家园的执着吟唱等等。

由此可见，传媒时代中文学批评的伦理取向是一个需要专门考察的学术问题。这种伦理取向实质上是社会层面的伦理要求与个人心性修养层面上的道德要求的统一，从而避免“批评失范”和“批评腐败”。也就是说要在社会层面上建立起以权利、民主与契约精神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并辅之以制度的保障和伦理底线的规范；并在个人心性层面上以仁爱：求知与信仰精神为伦理核心，从而保证人类生存的需要和超越性的道德要求。

在正确的伦理取向基础上，传媒时代中的文学批评应该导引文学追求一种审美的高端价值。大众传媒的经常性、普遍性需要，将会催生大众文艺的强劲崛起。而文学批评必须在与传媒的“合谋”中保持文学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在传媒时代，由于传媒在文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必须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扩大自身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7月24日发布了《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上网族群中。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了68.6％，超过网民总数的2/3。所以，文学评论假使不直面网络这一信息媒体的话，势必会大大削弱其本身在大众中的影响。现在中国内地上网的人数已经达到2.53亿人，而且上网的人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就是说文化评论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文学评论本身是一个学院式的东西，也可以说学理性很强的文本。但是怎样才能在文学批评中把大众化和学理化结合，或者说精英的东西跟普通的东西结合，实质性和形式性的东西结合，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这就需要我们的评论家多写一些有思想内涵的媒体评论，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文艺评论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媒体与文学评论相结合。文学批评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要借助于传媒，它也要包含与表现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生活之中。

文学批评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生动呈示，寻求与媒体的互动合作，从而缩小了批评分析中的抽象推理给读者带来的距离感，增加了文学批评的审美吸引力；批评心得的诗意传达，在激发读者美感同时，又能够引导读者玩味、领会批评家深沉的人生体验和独到的审美发现。文学批评采用形象比喻和意境描述的方法，容易诱发读者的想象，对作品的审美韵味产生创造性的理解。而其更为重要的职能，是通过它的思想和艺术分析，深化读者的审美体验，增加读者的审美愉悦。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入了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不断以艺术创新冲破成规定律，越是人生体验深刻、形式新颖独特的作品，读者接受起来难度越大，这时就需要文学批评的提示和帮助。从而把读者引向作品的精微之处，体验蕴含在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从而获得强烈深邃的审美享受。

同时，文学批评在传媒时代中发挥文化审美的功能，让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并不意味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忽视和抹杀；相反，则是使文学批评向文学自身回归的一种表现，从而能从一个更高的理论维度来对文学提供的特殊经验、特殊情感进行审美的审视与阐释。只有从人类创造活动及人类精神文化、审美情感价值的内质的相通性上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与融汇。人类的特殊经验、情感在文化沟通的共同主题下才会呈现出自身应有的审美价值。在文化审美层面，文学批评从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活动、人的主体创造活动之间必然关联出发，就容易获得对产生于不同形态文化圈内的人类特殊经验、特殊情感的领悟和沟通，进而能够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到文学所蕴含的深刻、稳定和恒久的文化审美价值。文学批评在走向文化审美层面中，注重对蕴含在文学之中的审美高端价值的发掘，从而使文学真正成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可持续、可再生的文化价值观与审美资源。

文学批评在走向文化审美领域之后，实际上也就是在把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审美情感有机的联系起来当中，能够将文学既当作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当作是在人类整体文化观照之下具有自身规律特征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从而真正发现文学在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功能与作用。与此同时，文化审美视野中的文学，其自身的审美特点、自身的丰富性将会在文化审美的催化下不断地发散。除了人们熟悉的文学社会性、典型性、形象性等之外，还可以认识到文学自身的形式、文本、语言等诸要素的独特作用，可以发现文学与人类其它的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展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因此，在传媒时代中，文学批评的文化审美维度。能使文学批评获得广阔的文化审美视野，即把文学现象提升到文化审美领域中来认识、观照和把握，就能够从中获得对蕴含在文学结构之中的那些深刻、稳定、恒久的审美价值的领会、理解与把握。

但是在传媒时代中，我们面临的是批评权利的扩散。千百万人都有可能通过网络来进行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权利的大规模扩散确实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是批评权力的扩散不仅意味着批评形式的多样化，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文学批评与传媒恰当的“审美距离”，才能使文学批评保持其审美的纯粹性与导引性。

传媒时代中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要关注入文精神的建设效应，另一方面更要垦拓文学自身的发展空间。而这前者意味着文学批评要和文学创作一样保持道义感，批评家要有艺术良知。要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趋附于流俗。趋附于文学之外的利益关系；而后者则意味着文学批评要对文学内部的结构和形式进行分析、阐释和解读，包括批判和否定，从而更好地履行其本身的审美导引功能，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水平。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审美导引功能和伦理取向功能是一体两面的，文学批评不能只追求对大众的审美导引，而忽视文学批评对社会价值和责任感的执求与建构。建立起文学批评内在的审美尺度和伦理尺度、构筑一种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双向互动的双赢局面是文学批评的未来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