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超

解构主义进入美国是一个“误读”的过程。米勒本人认为他们耶鲁四人和德里达是各取所需，在“解构主义”理论上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德里达其实不太满意美国人的使用。但米勒本人只是文学批评家。不必与德里达亦步亦趋。我们能发现米勒、卡勒、德·曼等美国的文学领域解构主义者更多地引用德里达诸如《哲学的边缘》、《明信片》、《文学行动》当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操作性较强，较实用的，集中于文学领域的文集和讲演集。

我们先来看看米勒对解构的理解。他认为：“‘解构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虚无主义或是否认文学文本的意义。相反。它试图尽可能准确地阐释由不可克服的语言之象征性所产生的意义的摆动。”“解构”理论“介于纯理论与纯实践之间。为二者作准备的清理地基、挖掘地基的尝试”。

“解构”是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地批判，是“批判的批判”，验证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沟通着主观—意图和客观—意义之间的联系。“是对这一或那一特定文本中的语言基础的检验”。在米勒看来，语言—逻格斯，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当然是尼采、海德格尔指出的“虚无主义”的自明基础。逻格斯不等同于口语的语音，而是始终表现为一种所谓客观性的言说形式。语言当然是最佳载体。把语言的表象能力提高到可以指涉“现实”，并通过表象来言说真理，这是“解构主义”，其实是整个西方现代哲学要批判的。“解构主义”坚持‘de的过程就是“construction”的过程。

“解构”“本身不是阶段性的，是我们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一部分”。

米勒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解构”批评就是在作品寄主内的寄生虫。作品的形而上学幻觉就是寄生虫要蛀出虫洞的对象，寄主和寄生物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从整体上，作品必然有寄生物，艾布拉姆斯的纯粹的透明的单义的作品是不存在的。批评家是寄主(host)，因此也就是客人=敌人=寄生物，米勒利用了host的多义。事实上，单义的作品很难存在，这取决于是否有“元语言”。

这些理解和德里达没什么根本差异。也许米勒只关注文学，而不像德里达那样四面出击。比如米勒在论证互文性的时候提到了“幽灵效应”，这个幽灵概念出于德里达，米勒也征引了。这恰巧也是一种互文。我们比较原版和复写版，就能看出，德里达是在精神、灵魂、价值这些“崇高客体”的意义上谈论幽灵的，它们既不在客观世界中，也不在主观意识中。而米勒则大大缩减了德里达的政治意义，转变为文学语言层面的既非字面意义，也非比喻意义的形象。这个形象究竟是从文学内部来维持它，还是从外部寻找社会文化意义，米勒认为无可无不可。

米勒更喜欢从文学“形式主义”的角度，把解构彻底变成文学的本性，重要的是，把述行修辞提升到很核心的位置，而且米勒的解读更“务实”，更“灵活”。可以说，米勒在“解构主义”批评家中是较执着于“文学”本身的一位，他和哈罗德·布鲁姆构成开放—保守的两极。并且，由于他开放的风格，使得米勒也必须重视批评理论——前面介绍了米勒对理论的重视，这因为文学的“纯洁”在现实中总被污染，或许只有污染才能显示出文学的纯洁，那么米勒要走在纯洁/污染的界限上，不论处于两极上哪一点，人们作出什么看法，都在米勒的批判范围，这样，一个大致的文学范围就呈现了出来。一个夹缝中的文学形式，就是米勒的游戏场地。

首先，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根本任务在于，如他所说，“以揭示语言的别异性为己任的阅读”，“它在一既定的作品中寻求那些看似琐屑的反常和怪异”，“其意在找出这些怪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读解……最终之目的则是要在这些怪异的相互关联中尽可能地烛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特色”。这个怪异性，米勒常用的表述还有：无家性或异乎寻常性(un-heimlich、uncanny)、异质性(heterogeneous)、奇特点(oddness)、mise en abyme(放于深渊)、延异。这使人和俄苏“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联系起来。米勒在介绍“异乎寻常性”时，联系了“虚无主义”(Nihilism)。米勒梳理欧洲“虚无主义”的主线。这是一条重视“无”的思想路线。

但是，米勒认为“解构主义”处于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他很清醒。“解构主义”正如，前面介绍的，德里达的解释，不是“否定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不能被用于破坏。这里可以澄清一个错误。有学者曾引用过米勒的话“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是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或部件。……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根本无法重新安装。解构论者并非寄生者，而是弑亲者。他把形而上学的机器拆毁，使其没有修复的希望，是个不肖之子”。但是，在这句话所在段落的开头，上移两行，就看到这个描述只是米勒担心的人们对解构的误解，而非米勒原意。米勒明白解构的法语原义就有，如前文介绍，“把机器解构，便于运送”，哪里是拆毁呢?

我们可以在中立(非中性)、折中，甚至妥协、不置可否的意义上理解“解构主义”，德里达、米勒其实就是力图要清醒地看清事物，或把“看不清”某种事物解释为事物本性的一部分，而非强求看清，强求把复杂化约为简单。

对于文学的任务，米勒曾打过一个绝妙比喻(受德里达或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作者之于文本是父亲之于孩子。这关涉着文本的生成。我们批评只看重父亲决定了孩子的出生，但没有看到父亲根本决定不了的地方。父亲能决定孩子后来的相貌、身体、品质那些不可测度的将来吗。这样家族的谱系就不同于语言学的图表，整齐划一，而是树的生长。米勒还点明那些外部批评，重视文化和政治的批评并不能解释作品的形式表现技巧。

对于“异乎寻常点”来说，米勒认为那也是一个中心。但不是逻格斯中心，“不是讲述故事时围绕着的可见的、固定的标志，它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事物的中心，它不是处于事物的内部，不是一个点状的中心，相反它外在于该事物，环绕着该事物”。这里的关键地方是“自相矛盾”或悖论，“外在于”。那么米勒的文本着眼点包括：

1、悖论。英文paradox，前缀para-是近旁、远于，同中之异。米勒曾梳理过这个词缀。-dox后缀是“意见”，日常意见的意思。显然逾越了日常意见，悖论就会产生，如同康德揭示的几个二律背反。

德里达曾说过解构有两种实践方式：一种致力于非历史的逻辑形式悖论；一种更多的是历史的，通过对文本的阅读、致力于精细的阐释和谱系学。前者是“形式主义”的，后者把“形式”纳入历史。这两种方式米勒都使用过。

2、物质性。这里可以联系我们前面介绍的解构主义的时间观和语言观。米勒曾用地图来比喻叙事的延展，这个比喻非常绝妙，如同海德格尔用建筑比喻语言。西方哲学尤其在语言学转向后，形而上学转为对“意义”的探求。这个内在于语言的东西，其实是可能性的“时间”被当前的符号充替，符号被弱化为仿佛有意义。那么如

果从物质基础来说，从最切近的物质来说，根本就没有“内在”，真正的内在相当于开门进入房子，房子有一个内部，现象即本质，语言表层即深层。对于西方哲学来说，这种语言观在西方古典时期也存在过，西方学者，如米勒实际上是在现代超越地复归古典。

读文本，就是勾画文本的谱系，就是读文字，像描绘树、家谱、地图。以读地图为例。比如一个符号代表“北京”，那么形上的“意义”就是这个符号被人们充替进的其他符号(已经不在地图上了)，而真正的意义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观测地图，位置不同，意义就不同。时间不再是文本的一个变量，而是这片图本身，重合空间。一切的“思想”、“主题”、“形象”、“视角”甚至作者。比如“莎士比亚”，都是文字的效果。是凸起的山丘。

那么面对文本，难道只面对“正文”吗，题目、注释、题记、序言不算文本之中吗?米勒在《解读叙事》的第八章中点出了各种文本嫁接物。足以看出米勒批评的全面细致。于是我们还能看出为什么“解构主义”者重视媒介。在德里达和米勒看来，文字是文本的最终物质基础。这明显区别于一些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和米勒都关注电传、电话、网络、签名、信。此外还包括文学制度赖以维系的各种场所、机器。文学被立体化、物质化。

这样，接触文本，即接触文字一媒介。联想茵加登和韦勒克的文本分层观，他们都把“声音”作为第一层。然而德里达让我们明白，从声音开始，文本已经被内化，被观念化。那么文本的第一层应该是“文字—媒介”，也非符号层，不如说是铭写层(inscription)。

米勒在《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一文中，指明了物质基础包括文本基础和一次性的独特阅读行为。他强调文字，但同时警示了人们名之以“物质”，物质失。立足于物质基础，不是把它当作“方法”，是要当作问题。物质性涉及到他者重复问题，以及文字必互文的观点。文学批评要回到文本，这是一个总被想得过于容易的事情。

3、把悖论结合文字(媒介文)就构成了异乎寻常点。米勒认为“异质性”是把“生命(大地)从某种程度上看作是超语言的和由于指出了名称才使生命成为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简单说，就是“物质”和命名为物质之间，文字和语言文本之间。前面介绍了“解构主义”试图超越语言的努力，也反驳了“文本之外，别无它物”。

除了把异乎寻常点理解为悖论，还要注意它——米勒对“多义性”的重视。因仅仅理解为悖论，容易只在逻辑的领域里寻找“黑洞”，还不能构或文学游戏的场地。

燕卜逊论述Ambiguity的文本是米勒文本的重要互文本。可以说，米勒在发展、或比燕氏更清晰地描述Ambiguity。米勒认为燕氏的Ambiguity——复杂词语层面上——只是语言模棱两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隐喻悖论。他是在分析《俄狄浦斯王》中的比喻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在其他句子和语境中的其他可能的用法(尤其是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时)，构成该词的阴影或幻影。甚至在一个词表达出明显不同的意图或意思时，情况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不可调和超出了燕卜逊“复杂词之结构”的不协调性。后者只在词的表层寻找“含混”，结构主义者重视深层结构，因此不存在“含混”，纯净是他们的常用语，而对于米勒，不存在这种区分，这一切都是隐喻链上之前的隐喻造成的，或是同一词在某个语境与其他语境意义的互涉。那么就不存在本义和比喻义之间的隐喻距离，只存在外部的位置距离以及在它周围相互支撑的他者隐喻，则修辞之所以产生形象“必须在字面意义或比喻的意义上先行死去”。那么米勒认为，词语于是既属于指称物也不属于指称物。这个悖论，在本文看来，是米勒立论的命脉。如本章第一部分说的，这是德里达反对索绪尔“任意性”的成果。米勒用它作文学的根本。

“既属于又不属于”这个更为含混的表述指明了在界限上的语言，在apona(绝境)上的语言。米勒经常用意义的“陷阱”，意义的“迷宫”，意义的“en abyme”，意义的“黑洞”比喻这种文学语言的感觉。必须指出，这不是、在“虚无主义”的意义上瓦解“意义”，“意义”虽假，但为词所生，只是非先验、形上；而是指明一个“中间地带”，一个界限。是任何模式、结构、系统难以涵盖的“文本”。物质上，文字是断裂的，充满空隙的，“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文字之用。那么只能在观念上构成连续，没有直线，只有线条，前者连续，后者断裂，二者之间为aporia。

在本文看来，燕卜逊的Ambiguity以及米勒的隐喻绝境可以对应刘勰的“隐秀”的隐。甚至可用“隐”来翻译前者。刘勰使用爻象的变化来阐述“秘响旁通”，提供了技术操作的可能性。叶维廉先生在《中国诗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多义”，而且他也提到了aporia，这不是偶然，虽然他没有涉及“解构主义”。中文一个字理论上都具有“变体”、“互体”、“旁通”、甚至“易之三名”，中文文字的不可“弱化”性，防止了在西方文化中经常发生的“理念”中心，那个“颠倒”，那个“充替”。这当然有社会外部原因。

可以说西方文化中的学者熏习表音文字，很难(并非不能)表述这种语言现象。米勒就触及到了。比如在讨论康拉德的时候，他描述真正的意义是被一股灼热的光散射出的一抹烟雾，烟雾是意义，故事如光。这是司空图引戴叔伦的那句名言的西方版。不过他的侧重点还在于揭示词的意义被掩盖了源于他者词这个根源(不在某一系统内)，冲出语言。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无须冲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进去过。

隐喻的绝境，在本文看来，可以沟通中国文学的“兴”。隐喻在认知中被定为起源。然而在文学中，前隐喻还有无限的空间。中国古典文化，兴是重头修辞，而非相当于隐喻的“比”。那么米勒表述的隐喻不在某一系统，不受制于某个物或含义，而勾连他者隐喻，物与物之间不存在后设的可透视的空间、可计算的时间，这种观点已经很不容易地表述出了“兴”。但中西的界限还是很难跨越。

还要强调，这种绝境不是读者的主观任意，要受文字的约束，而且米勒总在说文本的自我阐释，但又强调阅读，并且他采纳德·曼的“不可阅读性”(unreadabili-ty)。看起来在反对读者参与，其实他指明阅读是在文本中作出一种理解，是一个述行过程。这采纳了德·曼的区分的“认知阅读”和“述行阅读”。以前者的态度来看文本，当然“不可能”，因为同时先验地设定了秩序，后者却以“不阅读”的方式阅读着，是一个取效的、接受修辞的过程。这里，米勒还是走在主观/客观、文本、意图/读者的界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