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风　王　静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传媒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和手机等已经全方位地介入了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消费、文学鉴赏与批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固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其带来的问题却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传媒介入文学批评的主要方式

1、文学评奖与作品研讨会的组织策划。大众传媒善于策划与组织各种新闻传播活动，注重发挥媒介的舆论宣传作用。媒体的这些运作理念和经营方式已经完全深入到了文学批评领域。像文学评奖、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等等无不依靠媒体的“软性宣传”和“隐形广告”，来抬高作品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便是明证，比如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获得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马上就推出了《钢琴教师》的中文读本，截至2005年，该书就已经连续进行了五次印刷，发行量已达到9万册。土耳其作家帕穆克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立即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国内的几个文学大奖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红河文学奖及2002年横空出世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其获奖作品也均是在获奖之后不仅成了圈内圈外的热门热点。而且也无不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

为了使自己颁发的“荣誉资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媒体在具体策划的过程中参照了媒介的“潜规则”。一般地，文学评奖的流程大致包括“评选启动—预测—公布提名名单—热评提名名单—评论提名作家作品—公布获奖名单—专访获奖者—专家学者评论评奖结果”等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环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在主办方的掌控操作下充分利用并调动了文学界的资源。尤其关键的是公布提名名单和公布获奖名单之前均邀请了专业人士加入预测与评论，而这些评论既有从宏观的角度去描述和分析文学年度的基本情况和收获的。也有侧重于单个作家的作品，重点剖析其创作个性和特色的评论文章——搭建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并行的平台，取得了最佳的宣传效果，最大限度地刺激了受众的阅读欲望，满足了读者需求。

作品研讨会对“荣誉资本”的颁发权亦在于其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和反馈作用。引导作用就在于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研讨会中批评家们必须以专家的身份为广大读者提供由他筛选和判断的有效分析。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评，怎样评，评的广度、深度与强度，进行怎样的价值定位等，这一切都会对读者的阅读取向形成重要的导引作用；反馈作用也并非简单地反映读者的阅读意见，而是要对该书引导的阅读潮流、书籍的销售情况及未来的阅读走向等作出及时的分析、评价以及预测。可以说，作品研讨会的召开，对于作者、读者以及出版商三方的著述、阅读和出版行为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从本质上而言，在传媒时代，由媒体掌控的作品研讨会，其实就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众舆论”，新闻媒介的级别和地位直接决定着传媒在传播领域的能量，媒介级别越高，愈处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其所承载的公共性就越大，真正意义上的研讨倒不是那么重要了。

2、文坛新秀与文学畅销书的炒作包装。在传媒的经营运作中，带有商业性质的“炒作”与“包装”开始引领时尚和潮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总能以一种“超级判官”的姿态轻易地推出文坛上的“明星”来，许多曾经默默无闻的新人经媒体举重若轻“一点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这些新人大致分两类：其一是80后90后的新新人类作家；再者是活跃或蛰伏在互联网上的“草根族”，如某个论坛的版主、某个话题的楼主或是某个博客的博主等等。比如，“低龄写作”的引军人物韩寒就是被媒体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地评头品足而推上了文坛。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等等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美女作家”、“90后作家”等一个又一个极具商业色彩的词语层出不穷，任何一个具有升值空间的“潜力股”都被挖掘出来。

不止文坛新秀，各种各样的文学畅销书同样占据着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媒体对畅销书的打造，已经形成了一个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以及新书上市后不遗余力地鼓吹等环节非常严密的操作程序。为了策划一个又一个的文化热点与卖点，栖身于出版社、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传媒批评家们俨然成了广告制作人，开始扮演作家与出版行业的中介角色，进行内容宣传、包装，再对小说内容进行多平台开发、销售，实现多维版权增值。比如起点中文网近几年来就频频打造了畅销书神话。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首推《鬼吹灯》，这部被冠以“开一代盗墓小说之先河”的小说，在网络上有着极高的点击率，刮起了“盗墓”小说狂潮，作为实体书出版之后，登上2007年中国畅销书排行榜。随后。起点中文网与安徽人民出版社合作，将《鬼吹灯》系列印成简体、繁体中文及外文书籍出版。盛大网络也根据《鬼吹灯》改编成网络游戏《鬼吹灯online》。

3、文学现象与文学大事件的风起云涌。经由媒体幕后策划，文学版图里不断涌现的文学现象和潮流成了值得关注的风景。陕西作家贾平凹、陈忠实以及高建群等人，因小说《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等均是以独特而深厚的西北黄土文化为其根源，形成了所谓的“陕军东征”现象。后来的“城市文学”的繁荣，如刘心武的“北京书写”、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何顿的“长沙书写”等等。紧接着的小资文学、女性写作热潮，还有“丛书热潮”、余秋雨文化散文现象以及当前方兴未艾的“行走文学”等等。更具代表性的是“明星学者”和“明星学者出书热”现象，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视点”、“百家讲坛”等栏目颇具代表性，它们以访谈、实录等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吸引文化精英、专家学者从“象牙塔”走向媒体、走向民众。比如《百家讲坛》栏目近几年就捧红了很多学者，如易中天、刘心武、纪连海、阎崇年、马瑞芳等等。据《人民日报》报道，“以研究清史闻名学界的阎崇年先生先后出版过22本专著和几百篇论文，但其影响始终止于学界，圈外很少有人问津。自从在‘百家讲坛讲了‘清十二帝疑案，声名鹊起，新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再版15次，销量超过32万册。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以研究《聊斋》见长，以前写过八九本关于《聊斋》的专著，最多也印1万册。但到‘百家讲坛开讲聊斋以后，一下子成了学术明星。不仅新著《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还带动了她以前著作的热卖。”由此可见。传媒对文学的介入影响有多大。

一向门庭冷落的文坛，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文学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顾城杀妻事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之争；王朔《十作家批评书》对金庸、鲁迅、老舍等经典作家的挑战对骂；葛红兵的“悼词”事件；余秋雨与余杰的“二余之争”；王蒙与王彬彬的“二王之争”；木子美的《遗情书》事件；韩寒与白烨的“韩白之争”；金文明与余秋雨的“金余之争”；“‘思想界与‘文学界”之争；

批评家谢有顺、李敬泽等人对余华《兄弟》的批评事件；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当年明月与其作品《明朝那些事儿》的“明月门”等等。这些事件本来也许就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或一篇观点稍微激烈的文章，或几句正常的争执，但被媒体一宣传炒作，立刻就被无穷地放大升级，甚至衍变成了一种现象。

二、传媒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

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给当下文学批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破坏了传统文学批评的游戏规则。千百年来，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固有的游戏规则。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批评，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判断和评价，批评主体必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文学批评家，批评过程必须始终立足作品本身，充分挖掘其中所蕴涵的审美意蕴，提炼出基本的文学规律和理论，批评目的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启迪作家创作和促进文学理论的建设。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活动是一件非常庄严神圣的工作，容不得有半点私心杂念。俄国诗人普希金就曾经提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的观点，他说：“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而在当下的传媒批评这里，一切规则都发生了改变。首先，文学批评不再完全是专业批评家的事。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无论你的地位高低、学问大小，你都可以对文学评头论足，媒体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文学批评也不再要求一切都从文本出发，文本仅仅是一个由头或一个道具而已。传媒批评最喜欢把批评的“触角”延伸到文本之外，去挖掘作者的婚恋家庭、生活习惯、癖好等等各种能吸引读者眼球的“背后的故事”，文本本身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此外，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再是对文学审美意蕴的揭示和文学内在规律的探寻。而大都是为了某种个人利益或商业价值。

2、对文学批评深度的放逐。传媒批评的重点不再是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分析和解读，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逐渐放逐了批评的深度。一方面，传媒批评大都满足于对文学作品进行平面解读和感性把握，不少评论仅仅停留在自我的阅读体验上，少有深入的理性分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短小评论中，这些网络评论。一般只是几句或几段感性的文字，只是对评论对象的一种随意的调侃，毫无理性色彩可言，他们随心所欲，藐视权威，把批评当成了一种游戏，拒绝责任感，追求消遣性、娱乐性、宣泄性，拒绝深度。另一方面，传媒批评有的甚至开始靠捕捉低级趣味性的东西来满足世俗的偷窥心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直接滑向形而下的感官享受。

3、文学批评标准的失衡。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虽然其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鲁迅就曾经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然而在传媒批评中，大多数批评是无所谓标准可言的。批评者或随性而为，或为某种利益而信口胡诌，已经丧失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准则。有论者就曾经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文学批评沦落成为“口水战”的战场，批评者终日忙于寻求“圈子”，加入“阵营”，忙着“站队”。“低层次的‘老乡圈子、庸俗的‘朋友圈子、故作姿态的‘文人圈子、惟命是从的‘官本圈子等，这些圈子制造了许多虚假批评、友情批评、游戏批评、注水批评、政治批评、玩世批评、与当下艺术现实无关的自娱以至自淫批评等，它们使批评平面化、功利化、泡沫化、市侩化、行帮化，极大地毁损了批评的声誉和品质。”批评者失去了固有的坚持，艺术的标准和思想的标准已经和文学批评渐行渐远，文学批评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闹剧。

必须指出的是，前文提到的出版社和网络对文学畅销书的打造，其实也是批评标准失衡的一种典型表现。因为它们决定出书的依据并不是该书的艺术水准，而大多是作品在网络上的点击率。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络上居高不下的点击率并非一定是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令读者折服，而是黄色、暴力、荒诞不经(即“意淫”)等“贫血”和“缺钙”的成分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对于这一点，中国版权协会主席于友先说，“畅销书并不等于好书，畅销书的市场基准不能反映图书的真正价值，现在，图书界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把一些垃圾书包装得像好书。”这就是说，出版机构在包装畅销书的时候，他们看中的仅仅是市场的需求和书本的商业价值，离文学本身已经很远。真正的好书不一定能进入他们的法眼。这种用非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三、结语

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传媒对文学批评的全面介入，这是当今传媒时代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应该说，传媒批评的兴起，也确实从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遮蔽了传媒批评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去引导传媒批评的发展，建立传媒批评必要的规范，特别是如何使传媒批评在与学院批评的对立中寻求统一，与学院批评相互促进，互利双赢，获得健康有序的发展，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所必须思考的一个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