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渝玲

摘要：由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所引发的关于证伪主义方法论论争大致可以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捍卫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一方即“不悔悟的证伪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布劳格、哈奇森等；反对方主要以考德威尔、汉兹、博兰等为代表。本文针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展开分析，对经济学方法论证伪主义争论图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得出情境分析可以作为经济学假说检验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情境分析；经济学；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015－03

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凡勃伦(T.Veblen)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的文章。88年后，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A.S.E－ichner)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艾克纳的论文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科学性”问题的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的《经济学方法论》把科学哲学中的观点尤其是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以此来分析经济理论的真伪，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

1938年，哈奇森曾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中，把波普尔(Karl.Popper)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介绍到经济学方法论中来。哈奇森对经济命题提出可验证性要求，引来了奈特的强烈攻击，他认为“经济行为的各种命题同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有关，它们的含义取决于从事有目的经济活动的人的知识……很显然，从观察行为本身进行推论，我们不会知道人类行为的目的或动机。”布劳格则指出，经验检验所能表明的主要是该理论是否可以在给定的情况中运用，而不是看这个经济模型本身的正确与否。但事实是，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允许有着严格公式和优美结构的经济模型同现实世界有潜在的一致就可以了。因此，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对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辩护性。据此，布劳格认为现代经济学应当真正认识到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价值，并使之处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位置。

反对证伪主义的一方，考德威尔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于经济学方法论之中，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空间。汉兹则列举了在经济学语境中对证伪主义的几个批判：比如迪昂——奎因命题对证伪主义的反驳；同时，汉兹认为相关讨论表明经济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运用证伪主义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比如，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大量的初始条件和极其简化的假设，逻辑上是可以的，但事实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还有一些辅助性假设，是以未得到一致公认的经验作为基础的，这些假设不满足波普尔所要求一般可接受的经验基础的条件，所以在经济学中能够满足波普尔所要求的条件并不总是存在的。同时，社会科学中存在着的反馈效应，这在物理学中是不存在的。另外，汉兹认为波普尔在确证度问题上解决的不太成功。因为经济学家常常面临理论间的选择，如果确证度问题解决得好的话，证伪主义也许会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确证度丧失，“没有严格检验与似真性之间的联系，方法也就在寻求科学的现实目标上只有有限的价值了”。博兰则通过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来反驳布劳格的观点。他称布劳格所坚持的证伪主义为流行的波普尔(经济学中)。而对于波普尔来说，科学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一种特殊的情况，这种批判的理性主义重点在于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排除错误来学习。博兰认为这才是波普尔观点的精髓，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他坚持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而反对经济学中流行的波普尔。

通过对以上争论和背景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布劳格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层面，强调方法论的价值在于指导人们未来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考德威尔则侧重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层面，分析了经济学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这种情况如何决定经济学的未来。布劳格认为证伪主义在未来会成为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准，而考德威尔则认为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不会有未来。

现在看来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确实是一剂太强的药，似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时代已然成为过去。但这场论争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我认为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在激烈的争论进程中，各方都关注到了波普尔后期的工作，即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视，以及希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构一条贯通的桥梁。这种诉求正好契合了经济学走向科学性的方法进路。布劳格就是对波普尔的这一诉求产生共鸣而成为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的，即使反驳过证伪主义的考德威尔、博兰和汉兹也都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情有独钟，同时波普尔的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深邃的分析对经济学方法论也是颇具吸引力的。而且，波普尔本人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还是根据波普尔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N.Ko－ertge)的模型化概括在经济学中加以应用，汉兹则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一系列细则。所以，尽管他们关于证伪主义的争论是针锋相对，但在情境分析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

波普尔的情境分析主要体现在他的方法论个体论中，对于理论性构筑物，他认为必须要从每个人具体的见解，即要从每个人的态度、期待和各种关系的观点进行分析，这也正是他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核心。“人类并非总是很理性地行事(这就是说，如果人们很好地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知识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理性地行事)，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多少是理性的，这使我们能够把人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并把这些模式作为近似值来使用。”波普尔认为这表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巨大的差别。在社会科学中可以采取所谓的逻辑构成法或理性构成法，或“零点法(zem method)”。波普尔把这些称之为“合理性原理”，并建议根据这种事先确定的原理进行彻底的情境分析。波普尔强调他的方法部分地与哈耶克继承门格尔之后称之为“合成的”(eompositive)方法相吻合，并且自然科学方法中也在使用。在承认情境分析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要利用各种法则，但法则是前提条件，要把关注的中心放在把握初始条件，即关注原因上，并以此说明应该引发的事件，即结果。由此波普尔提出了“情境逻辑”概念(situational logic)，并认为这是在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中产生的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成果。但波普尔并未明确进行情境分析的确切步骤，进一步的工作大多是由他的学生克尔特泽等人来进行的。根据波普尔情境分析的观点，克尔特泽(N.Koertge)将人类行为细化为如下程序加以解释：猜想这个答案是解释为什么当事人A会这样，把这种特殊类型的行为称为x。第

一步是为解释这种行为，需要描述一种情境，即当事人在问题出现的那一刻的行为情境。这种情境正常地包含了主观部分(当事人的目的、信念、愿望等)，也包含了客观部分(当事人所面对的物质合适和局限)。第二步是提供一种情境的分析，以明确什么类型的行为是适合的(如，理性的)，给出当事人的情境。解释的第三部分是关键，即附加理性规则(Ration Priple简称RP)，也就是判断哪一个行为是实际的理性的行为方式，此时允许我们根据RP去推理当事人的行为，从他们对情境的描述和我们关于所有合适的分析来看，这个RP属于一个联系规则，是联系“情境”和“行为”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加以模式化即为：

I情境描述：在情境s中当事人A；(简称SA)

Ⅱ情境的分析：在情境s中要做的合适的(理性的)事情是X：

Ⅲ理性原则(RP)：当事人总是根据他们所处情境做出合适的事情；

Ⅳ因此：A做x

汉兹等人将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具体到经济分析中，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如下细则：首先，经济学家列举当事人的情境，通常包括偏好和/或技术性和相关的局限性(价格、收入，限制因素等)。在情境描述中包含了一些“动因”的考虑(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其次，推理当事人在给定情境下的合适的行为(多买、少买，增产还是减产等)，该步骤即是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特定“情境”中“合适”行为的公式化推理(通常是数学化的)；最后，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和观察行为，这种理性原则是灵活的，可把情境分析和已被解释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纯理论”的，那么以后的一步就可以省略，并且“理论的结果”是技术性的推理步骤Ⅱ从第1步中的假设情境中推理出来的。比较这些资料的结果是简单地运用从I到Ⅱ的两次推理。在两次推理中情境I的元素会有少量变化。对于集合的情况，比如均衡价格，在克尔特泽简单模型上再加上两步就可以解释V和Ⅵ。第V步附加的是关于一个群A＝(A₁，A₂，……A_n)的大量影响的分析，他们每一个做一件合适的事情，x＝(X₁，X₁……x_n)，在第V中这种分析含有以下形式：如所有A₁S作x_i，那么，这个集合的结果将是Y。第Ⅵ是一个集合的解释，因此有Y。汉兹认为这种情境的解释至少抓住了微观经济学的重点，若使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解释，关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等争论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因为只要归结为对当事人面对(在这里是确定的)情境时的经验利害关系的详细分析，就可以解决问题。

考德威尔认为情境分析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践服务，但是它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情境分析在指导经济学实践方面还存在着缺点与不足，比如情境分析具体的内容过于抽象和笼统，尚待廓清；经济学中的某些方面不适合做情境分析的重建，某些计量经济学家对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是微弱的，而宏观经济学中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经验上的研究纲领也可以说是处于同样的状况。但是，考德威尔认为，在允许的范围内，情境分析作为分析框架具有以下两个优点：首先，针对当前的很多经济学理论数学化的形势日趋严峻。简洁性是情境分析的突出优势。其次，与其他使用大众心理学所构建的社会科学相比，使用情境分析法来还原经济学实践显得更为容易，并且它也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区别只在于不同的社会科学会强调该分析框架的不同方面。

波普尔的情境分析和证伪主义的内在关联如何，我们无法确认在经济学中实施证伪主义是否意味着情境分析的不可行，对此汉兹进行了论证。根据证伪主义，在科学解释中普遍一般化的结论应该是科学理论，但这种一般化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要能够被证伪；(2)要实际地通过检验被修正。由情境分析所做的科学解释是根据RP，这种根据理性原则得到的判断是不可证伪的，同时也需要放弃一些不可观察(与逻辑相矛盾)的部分判断，剩下被情境分析接受的判断即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情境中的判断。另外，更严重的是，自从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可能是)科学解释以后，经济学就始终未被划人科学之列。这当然与经济学本身发展有关，但也与波普尔的划界有关，正因为这个划界才使一些学科被拒之于科学的大门之外的。在经济学解释中包含了RP，这种解释与行为情境不是机械论上的相关，这一点与物理学不同。波普尔指出，由于人们只是关注证伪主义，情境分析又与证伪主义不相关，因此往往忽视了情境分析。而事实上也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在批判证伪主义的同时等于是向情境分析靠拢了。简言之。情境分析属于波普尔社会科学的方法，证伪主义主要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

其实，就在克尔特泽对情境分析给出细则以后，人们在讨论形而上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时，特别是在建模的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情境分析。格拉斯和约翰逊把经济学划分为正统经济学研究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并把他们的“硬核形而上学”加以概括，比如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形而上学”归结为以下四个假定：A利己主义；B合理性：A的抽象是合理的：c私有财产权；D市场经济。其中B合理的行为被看作是每个经济典型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恰当地反映给定的情境。这些选择是依赖于个别的经济典型的，并以此反映出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他们所界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硬核形而上学”包括：A单个经济主体的社会属性；B具有社会向度上的合理性；不难发现，正统研究也包含着这层意思，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被看作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给出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合理的行为被看成是：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的个别的社会关系相连的个别经济典型所做出的行为，与这种情境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c作为社会关系的私人所有权；D人们在市场交换下的社会关系，重点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上而不是从市场交换上把握人们的行为。因此，这种交换具有社会历史性；E历史唯物主义；可见，从情境、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情境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是切实可行的、但目前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应该说仍是一块等待我们去开垦的土地。

本文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争中提炼出情境因素之于经济学的必要性。这无疑与当前的“语用学转向”相契合，语用学中语境是与认知主体相关的概念，是语言逻辑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很难精确定义的概念，因此，对语境的准确界定众说纷纭。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定律、规律的解析，所以文中使用情境未提及语境。当然，任何一种药方都不可能包治百病，任何一种方法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缺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扬长避短，合理地加以运用。而情境因素也是可以量化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争论已将我们引入了合理地理解经济学前提的方法。尽管我们并不是完全赞同波普尔的观点，但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其合理的成分。这场关于证伪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似乎是过去时了，但是通过争论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有了更大的信心，对经济学的特殊性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并催生了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可能和可行的研究路径的渐渐展现，使经济学又向科学性迈进了一步，进一步可以证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连续体的结论?，通过情境因素得以实现连续和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