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

摘要：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结构，具体化为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实际应用。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远离实践的分析技术著称，但其理论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逻辑否定劳动价值论；其二，对唯物史观进行片面性解读，直至全面解构。这一思潮虽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建设具有积极性作用，但没有本质意义。理论超越路径是在唯物史观开放视阈中，通过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相互建构，重建历史分析、分析技术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使之重归实践，重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开放结构；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009－06

一、引论：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域

根据列宁的提法，马克思主义结构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这一解读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严整性，但未能系统解析马克思完整学说中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社会理论各要素间的实质关系。结构主义的讨论进一步紧张了历史和结构间的合理的理论关系。正如施密特所言：“阿尔都塞学派马克思的解释必定会全盘否定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这就必然意味着那些关于历史经验的内容的问题只是粗略地被论及，或者从一开始就被贬低了。”噶兰西说过，马克思主义自身包含着建构一个全面而完整的世界观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它是完全自主而独立的思想结构。但这种强调仍没有能够真正建立马克思作品的实践与认识论的统一，未能从实践层面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要素彼此间的可传递性和解释性。这一状况增进了人们把马克思的方法同他的结论区别开来的想法。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显著性强调，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旨在通过为马克思的各个历史论题提供清晰和严格的表达，完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新阐释和论证。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远离实践的分析技术指证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究竟能否达成一致呢?这取决于唯物史观能否完全简化为“历史理论”，取决于其使用的分析技术是否“合法”。葛兰西申明：“人们要问实践哲学是否特别是一种历史理论，回答必须说这确实是真的，但是，人们不能把政治、经济——而且甚至政治科学和艺术、经济学和政策的专门化的方面——从历史中分割开来。”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结构体系具有系统化结构的理论组成，包括世界观学说——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经济学说——价值、剩余价值等，以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根据葛兰西和列宁的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孤立的理论和结构，而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内在的理论联系。进一步，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总体的结合，它消除了过去的一切历史理论的缺陷，使之成为实践性的总体科学。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域是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实际应用。这是一种开放结构。但根据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理论是孤立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实践观点的严重缺失。它单方面强调解释性功能，忽略历史实践性，并且实质上没有尝试建立解释性与实践、分析技术与科学之间应有的理论联系和互动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使其难以和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发展内涵保持一致。而从构建总体政治经济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唯物史观必须同时成为实践总体和认识总体，在实践运用中具体为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的实际的统一，完成对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的详尽理论说明和实际科学应用。

二、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缺失与唯物史观的解构

马克思的作品包含了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和总体方法论的结合基础。马克思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地严重忽略了历史总体性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建构和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唯物史观普遍被作为“已经建成”的不发展学说。这是一种教条化的研究倾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这是一种解构和修正的研究倾向。两种倾向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身上不谋而合。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日常消费水平的不寻常的增长，促使工人阶级日益产生政治分化。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越来越集中于表面领域，从生产领域转向分配领域。这一切促使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脱离实践，满足于对资本主义进行纯粹的理论分析和批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反映在其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一般战略之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脉络和逻辑线索：

其一，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否决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柯亨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概念》具体论证了劳动价值论和剥削概念互不相干，以及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不必要。柯亨的思路是：(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归结为从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论点开始。其结论是工人受到剥削，而剥削是非正义的。(2)因此下列各点成立：(a)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b)劳动者得到其劳动力的价值；(c)产品的价值大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d)劳动者得到的价值少于他创造的价值：(e)资本家获得剩下的价值；所以(f)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其中前提条件(a)来自劳动价值论，而劳动剩余价值论提供前提条件(b)、(c)和(e)。(3)可以用一条不言自明的论断来取代(b)、(c)、(e)，同样得到劳动者受到剥削的结论。这样做就得到一种较为简单的马克思主义阐述(语句(g)是不言自明的)：(a)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g)资本家获得产品的一些价值；所以(d)劳动者得到的价值少于他创造的价值；(h)资本家获得一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所以(f)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时候，这一道德论断并不一定要借助于劳动剩余价

值论。用什么来解释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与其所获价值的差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着这种差额。

柯亨的如下话语真正道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意欲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实质：我们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我们都相信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有资源来纠正它自身的不足，并且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主流分析技术是十分丰富的。柯亨的分析技术和思想被罗默演绎成为一套更为细腻和规范的现代经济分析。罗默通过极其娴熟地运用基于逻辑、语言的经济分析技术，实现了在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删除。罗默否决劳动价值论的理由是：(1)剥削是客观存在的；(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技术意义上的剥削，这是一种事实描述，不是价值判断，而不用劳动价值论，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均衡模型和分析手段同样可以表明技术意义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完全可以独立于作为一种交换理论的劳动价值论而被有效建立起来；(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进一步提供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剥削的支持，道德意义上的剥削应直接以财产关系来锚定，以剩余价值锚定剥削的技术分析线路，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剥削的论证来说，既显得迂回，也不必要；(4)既然像剥削这样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均可以从劳动价值论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就并不是内在关联的，因此，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就意味着对马克思用过的过时方法的超越。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点是将其视为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质所特意制造的理论假设，如果逻辑切断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间的理论联系，也就相应否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虽然对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怀有直接的敌意，但强烈地逻辑否决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独特性和历史价值，本质上追随了斯拉法主义和萨缪尔森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反动的理论态度。

其二，皈依主流理论的方法论，在消除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理论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撤除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深信作为“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无关，马克思“钟爱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价值核算提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目的论导向使得“马克思相信历史被导向了一个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他感到要在解释中(不仅是行为方式，而且是个别事件)根据其对这一目标的贡献进行证明”，但“在一般理论的水平上……马克思并没有阐明任何一种适合的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目的论历史观使他忽视了这一问题。”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这使其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积极修补者，但以删除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为条件。按照柯亨的说法，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地位与19世纪的历史地质学相似”，“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因此信赖主流方法论和理性技术，一方面要求陈述的精确性，一方面促进论证的严格性。既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唯物史观隔开，那么，同样不能接受唯物史观同现代政治经济学可以内在融合的结论。正如罗默反复强调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区分开来的不应是它的工具，而应是它所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主要来自它对历史的分析，是围绕阶级和经济决定论范畴而展开的。”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所使用的以个人主义、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

其三，通过严格的理论定位，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全面解构唯物史观。对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局限于严格的历史分析技术，是关于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相继的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一定位使之和特别类型的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即作为功能性解释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在柯亨看来，唯物史观就是一种基于历史分析的功能性解释。这一解释以社会的物质属性(生产力)和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严格划分作为预备性概念，满足基于语言分析技术角度清晰化地表达社会质料(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理论好奇心及逻辑要求。罗默对于唯物史观的概括几乎全部依仗了柯亨的方法。在这一涵义上，罗默期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尽管它还存有问题，但它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应用的工具。埃尔斯特对功能性解释的作用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反对直接运用功能性解释出发，埃尔斯特引出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解释观，该方法通过对于社会制度和行为的整体模式还原到个人的强调，型塑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以此支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全面地改造。功能性解释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紧张关系凸显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析技术与科学的冲突性质。

三、唯物史观开放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涵义及其解读

不可否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分析中的抽象观念(经济范畴)的必要性有一种泰然的承诺，认识到在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的抽象观念获得清晰把握之前，是不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抽象分析上隔开的同时，并未能将它们在历史过程中重新有机结合起来。由于不承认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因素，使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归结为封闭的结构体系。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分析概念。使历史逻辑被远远抛开，历史同分析技术一样成为抽象产物，成为思维分析的直接对象。因此，如果不能把辩证法引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系统考察，就仍然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法，不能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部学说。

柯亨由于对辩证分析的拒斥，必然远离科学，陷入一种自我封闭和逻辑演绎的理论自负。这些分析的实例包括：(1)生产力作为“能力”；生产关系作为“关系”。因此，生产力“不是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对象的属性”，生产关系“或者是人对生产力或人的所有权关系，或者是以这种所有权关系为前提的关系”。(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是根据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分；人和生产力构成它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赋予内容以社会形式。(3)进一步，生产力被看作是关于劳动主体的直接能力或从生产工具中抽象出来的一种能力，生产关系则是相对于这种能力的关系体系或社会形式。(4)我们虽然可以说“人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条件”，“但不是一切具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都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满足“有效控制的关系”，但不是法律关系。(5)经济结构由生产关系单独组成，生产力不是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类似地。虽然劳动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的物质关系)，但从本质上讲，劳动关系不属于经

济结构，“并不是一切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结构”，“组成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称为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是物质的生产关系”。

通过以上的列举可以发现，虽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充分认识到要充分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理解它的概念构架，并且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概念，乃至于充分认识到廓清这两个概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的分析则不是科学、开放的。这种分析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对于概念的清晰性的界定之上，而忽略甚至否定生成概念的结构和历史运动。根据柯亨自负的理解和推理，不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生产力进一步地和以生产关系为前提的一切关系范畴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将生产力的作用由内在决定过程移转为纯粹的外部决定活动。类似于一种机械力的外部推动作用，从而根本上是错误的。

开放结构赋予唯物史观的历史实践性功能，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实践活动。根据图1解读，唯物史观开放结构整体呈现了历史有机过程中分析与科学之间的真实联系，它显示出开放结构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劳动(过程)为中心和历史载体的相互建构；一是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总体以劳动和生产为中心的相互建构。

首先，劳动形成理解唯物史观开放体系的中心范畴。柯亨正确地将劳动过程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区分，并与社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区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正确之处在于，把两个相对不同的划分变成严格的对立，把原本具有内在联系的划分变成只是具有外在联系的对立。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描述了历史辩证运动的全过程，那么，柯亨的作品只是对马克思科学运用历史分析的地方做了形式上的处理和外在的把握。而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大家知道，生产力、生产关系从来不是抽象或独自存在的，具有一定内容和形式的劳动是它们共同的联结点。马克思在简化意义上将生产力称作具体劳动生产力。将生产关系称作抽象劳动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种对比联系具有深刻寓意，它不意味着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完全的孤立，而意味着彼此的依存，以相互发生作用的对方为自己不断生成的运动条件。这一规定使一定的生产力成为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的有机统一，使一定的生产关系成为劳动关系和所有制的有机统一。这就避免了把生产力等量齐观为生产力的构成。相应把技术结构等量齐观为技术的物质要素。因此，将生产力概念的物质内涵从社会状况中划分出来，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规定以狭隘的“物质能力”为限。而应规定为以主体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为依托的生产的物质技术结构。归根结底，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塑造自我的本质力量，具有历时结构与共时结构的有机统一的规定性。广义地看，生产关系即以一定物质技术关系(物质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应确认为生产关系的微观单元结构，从而生产关系始终是一种社会劳动关系的生成，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确定性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界定，历史开放结构内部的每一要素不是相互隔开的规定，而是相互联结着的总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样不例外，二者之间具有辩证的界限和运动关系。

其次，生产进一步形成理解社会历史总体进而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柯亨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和生产是相似的概念，将劳动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但他同样没有将辩证法植入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之中。根据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概念不能在它的运动中被掌握，概念是完全脱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比如。对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界定就被以类似于严格区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方式进行：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的方法，相反，经济结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在其中进行的框架。一方面。生产方式(狭义地)是生产的物质基础，即物质生产方式本身，生产形式就是生产方式的运行，形成社会经济形式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看，它必然(广义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种方式的统一体，不仅刻画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且构成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对应的实在基础和社会内容。因此，劳动和生产的开放结构内生了关于社会历史总体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第一，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相互建构的历时关系，表现为经济本质、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结构序列关系。经济发展本身则反映为经济本质和经济运行的历史一致性关系；第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相互建构的共时关系，表现为经济本质、经济运行和经济现象的总体结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总体不仅仅是经济现象的直接总和，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的统一关系，是经济本质对经济运行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总和。

总之，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更为关注复杂的历史运动和发展。马克思特别区分了社会过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但没有意味着概念或理论的彼此画地为牢。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实践本身，而非概念本身，关注的是物质性对于社会性的历史辩证运动及其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方法和理论进而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的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用语，并最终要化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层级和方法元素，化为批判逻辑、建设逻辑的现实的统一，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实际的统一。

四、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路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结构，即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唯物史观一般命题上的仔细的校订，标明实践内涵的丰富和具体化。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再表明，唯物史观本质上不是以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而是以开放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观。开放结构是对历时性结构与共时性结构有机统一的规定，唯物史观说到底是对开放结构进行理论规定的历史科学。因此，唯物史观内生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构建，而决不意味着一个已经建成的、具有封闭体系性质的分析结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在解构历史概念的同时解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而又在解构唯物史观的同时彻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极力回避对历史学科的实践属性的理论讨论，一味地强调分析先于实践，分析是实践的基础，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真正值得理论反思、直至进行自我改造的，还是实践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何种实践理论?它究竟如何指导实践的进行?由于逻辑否定劳动价值论，比如把对剥削的考察仅仅限制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考察上，这种抽象虽然达到逻辑与分析的严密性，却失去社会的、历史的关联性，使其理论分析彻底逃离现实领域。因此，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路径是在唯物史观开放视阈中，通过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相互建构，重建历史分析、分析技术

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使之重归实践，重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从总体政治经济学角度规定劳动过程的内容和形式。既然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意味着社会性与物质性彼此间的对立，而是物质规定和社会规定的有机融合。并不意味着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替代，而是不同式样的累积和叠加；以及既然概念不应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相反的坚持在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科学说明，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包括了对整体劳动过程的既作为经济总体分析的历史起点，也作为经济总体分析的逻辑起点的一致性的必然而又极其真实的承诺。

其次，在总体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中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开放结构规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运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层级(包括劳动、价值、价格)运动具有社会历史的同构性。唯物史观开放结构进一步包含了对这种双向的理论建构过程的科学性说明。从科学构建总体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出发，劳动和价值既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存在，也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刻画的总体性范畴，从而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现实结合关系的解读，进一步意味着价值规定解析的不同的现实层面，包括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以及价值运行(本身又包含价值创造的运行、价值决定的运行等不同的方面)和价值表现，等等。

再次，在生产方式的现代性的发展转向中考察经济状况和进行经济分析。现代生产方式是对现代劳动方式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类型和经济形式的总称。现代生产方式要求经济体制的现代性转化，即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根据历时结构和共时结构的有机统一，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生学的历史结构和社会形式是：劳动过程——价值——资本——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经历大致相同的生产力基础。这种共生关系本质上包含了对于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乃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分析。

最后，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寻求建立渐进和结构有序的总体分析。在一般地谈到历史的科学发展时，马克思强调：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因此，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既不表明自己是无法反驳的。也不表明有意义的只是所提出的问题，而不应是工具，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时刻就应坚持理论符合实践，排斥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的相互割裂。换言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会是体现在对社会历史总体对象的具体剖析中，反映在对总体内部结构的渐进有序和富于效率的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