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涛

摘 要:包公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思想的精髓,同时也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思想相吻合。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而建设和谐文化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包公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充分发掘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为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关键词:包公文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代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而建设和谐文化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包公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相与”,主张人类应当尊重规律,休养生息,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包公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包公文化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强调“和而不同”,即要“尚贤”。当然,这一切都要在一个安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包公“依法行政”的思想,恰恰提供了和谐社会各要素顺利融合的条件和保障。包公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思想的精髓,同时也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思想相吻合。

一、包拯的“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以爱人之心去调节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孟子更明确的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君存废的直接决定因素,即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将人民看作是统治者建立、实施、巩固其统治的基础,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

包公作为儒家学说的实践者,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指导展开其政务活动的。他在《请罢天下科率》中指出:“且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安之在精择郡守、县令,及渐绝无名之率尔。若乃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馑,以吏之残酷,相应而起,涂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虑乎?”他还认为“不虑民困”,是“为国敛怨”之至大者;而“民者,国之本”,“横赋暴取,不知纪极”,必然导致流亡相继而起,“涂炭郡邑”,国家便无法“卒安”了。包拯非常关心老百姓的命运。他在《请免江淮两浙折变》奏折中说:“去秋至今春,并未得雨,二麦不秀,耕种失时,民心熬熬,日怀忧惧。”由此可见,包拯同百姓的心是相连的,他决不是单纯的唯上和对皇帝负责,更是以百姓的安危为重。他先后直接或间接论及百姓疾苦的奏折有数十次之多。

包拯对仁政的理解与阐释并没有超越前人多少,但是他所赋予的内涵似乎较前人更广泛也更深刻。他的议论常常令人动容动心,激起人们的正义感、责任感。这为历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制定政策时提供了借鉴,而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包拯的“依法行政”的法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法家主张“一任于法”、“法任而国志”,这足以显示出法家对法律权威性的重视。包拯受法家的影响,也极力推崇法的权威,认为“发号施令,在乎必行”、“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指出:“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于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顾,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则朝廷纲纪,亦缘此浸隳矣。”如果有关机关对于朝廷法令置之不顾,各行其是,法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不可能发挥实际作用。而且,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按着统一意志运转的“纲纪”也无从维持。“纲纪”不存,何以为国?可见,包拯十分重视法律的贯彻实施,要求树立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权威地位。

包拯素以敢于执法、铁面无私著称。《宋史本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法治固然离不开良法,但法治更离不开严格依法办事。不折不扣的执行法律是法治的关键。“朝廷命令必行,不使侥幸觊觎之人得计,则纪纲自正矣”,包拯认为要严格执法。

包公形象反映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已成为主持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升华成超越时光的一种理性精神。可以说,包公精神正是现代法制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包拯“依法行政”的法家思想无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简言之,“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包拯的“尚贤”的墨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

尚贤是墨子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和重要部分。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

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政失于宽而弊始于姑息,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的积弊,包拯认为:“军民财富,事务繁剧,长吏僚佐,尤在得人。”怎样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经邦济世的文武之才呢?包拯批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国家无才的种种谬论,指出:“方今不患王材,但患不能用耳”,“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观辞气之环奇、举动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则取人之要,无大于此”。对一些要害部门官员的选任,包拯力主慎重选拔、择精而任,“若任而不择,择而不精,非止不能为治,抑所以为害矣”。如台谏机关向是朝廷耳目之司,其官员肩负之任远较他官为重,因此,必须对其选任慎之又慎。包拯认为,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仗下候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应当“委是素有才望,为众所推者,方得转谏议大夫,其余不得徇入”,只有这样,才可使“官无滥进,流品益清”。他总结历史上求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前代求贤,不求其备,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兹立朝之士,谁为无过?”重要的是知人善任,“若知而不用,用而不能尽其才,何以致理哉”。这种“尚贤”的思想对当今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包拯的“天人感应”的道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所讲的“道”不仅是宇宙万物之本、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而且是万事万物运动的法则规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因此,道家主张严格遵守自然法则,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季羡林也认为:“天人合一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包拯在《请救江淮饥民》一折中,比较系统的提出了天人相与观。“天之于人,上下相应;故天变于其上,则人乱于其下:是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他认为上苍是人类之主宰,因而朝廷必须“振举纲目,杜绝萌渐”,使“灾异消于上,祸难息于下,五纬循轨,四时和顺,召天地之协气,致邦家于永宁”。包拯在天人相与观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监察活动。皇佑二年(1050)六月,包拯与谏官吴奎、陈旭等上言弹劾张尧佐时曾说:“下制之日,阳精暗塞,氛雾继起,天道固于人事不远。”认为除张尧佐以要职是“上违天意,下离人情”,规劝仁宗要恪守天道。

包拯“天人相与”监察观的核心是以天象作为推行其监察措施的工具,通过天诫规劝帝王实行革新,澄清吏治、安抚百姓。这一监察理念本质虽然是唯心主义的,我们今天并不提倡,但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其试图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贯通的“和合”的目的是可取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包公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指向,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包公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充分发掘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为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陈涛 曲阜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