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蒙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的中和观、无为观、隐忍观等传统观念,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及文学创作。本文通过对他的这三种观念的阐释,来简单论述他的传统哲学观。

关键词:王蒙 中道 和谐 无为 隐忍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蒙无疑是一个很有成就,很有特色也颇有争议的人物。2003年9月在青岛举行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王蒙的“综合研究”、“小说创作”、“文学思想”以及“王蒙与古典文学”、“王蒙与新疆”、“王蒙与外国文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研讨。王蒙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一个积极活跃,充满创造力,能够推动中国文学进程的独特的作家。对于王蒙的“少共情结”和文学“革命色彩”,人们已讨论的太多。笔者想结合其人其作对他的传统哲学观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一、中和观

传统文化中有“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和”就是和谐与统一,“中”就是中道或中庸。“和”不是“同”,而是一种杂多的统一。“和”的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境界。“太和”在哲学上就是“道”。“和谐”是一种事物的理想存在状态,而中庸则是实现“和谐”的途径。《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王蒙在《文化性格漫谈》中说:“积一个甲子的经验,使我做出了‘一个中道或中和的选择。”[1](P282)王蒙的《杂色》就很能体现这种中道的色彩。主人公曹千里,骑着他那匹毛色混杂的老马,自愿的发配到了新疆。一路上经过了荒凉的戈壁滩,经过了房舍和人家、小河和溪流、狗和蛇,还有雹子、雷雨和牧场。没有强盗,也没有间谍,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没有悲欢离合也没有慷慨激昂,一切都是那样平淡地进行着。“每个人和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路,它可能是艰难的,它可能是光荣的,它可能是欢乐的,它可能是惊险的,而在很多时候,它是平凡的,平淡的,平庸的,然而,它是必需的和无法避免的,而艰难与光荣,欢乐与惊险,幸福与痛苦,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路程上……”[2]

也许在王蒙的观念里,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进行着。生活是杂色的,很好地调和它才会过得踏实、安逸、和谐。王蒙的新作《尴尬风流》中的主人公“老王”赋闲在家,他既是一个精神上、思想上的智者,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上、人情世故上的弱者。他怨而不怒,急而不躁,忧而不伤,痴而不愚。他思索着玄学,发出屈原般的“天问”。问而无解,所以尴尬;既然无解,索性放下,于是“风流”。全书由三百个小故事组成,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这样的构思,王蒙曾开玩笑说:“此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方”。王蒙一直很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在他的观念和作品里,构建和谐的良方无疑是“中道”。“中道”与“和谐”是王蒙中和观的两个方面。

评论家王彬彬认为,王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3]可见王蒙是很老道地把他的中和观运用到了他的为人处世和文学创作中。

二、无为观

在王蒙的新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王蒙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介绍他的无为观。他用娓娓道来的随笔式语言,结合自己几十年体验,剖析人生的各个环节,讲述人行于世的种种道理。

王蒙论“无为”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渐次递进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本的无为观,即“无为是有为的第一前提条件”。他说:“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不做那些愚蠢的、无效的、无益的、无意义的,乃至无趣无聊,而且有害有伤有损有愧的事。”“无为是效率原则、事务原则、节约原则,无为是有为的第一前提条件。无为又是养生原则、快乐原则,只有无为才能不自寻烦恼。无为更是道德原则,道德的要义在于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这样,才能使自己脱离开低级趣味,脱离开鸡毛蒜皮,尤其是脱离开蝇营狗苟。”[4]一个人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过高的抱负或过于美丽的理想,拼着命非要去实现,会丢失许多可贵的精力和光阴。所以无为就是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省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从而达到“有为”。第二层次,王蒙把无为说成道德原则,就是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自检自律,要有自知之明,要冷静客观,不要头脑发热、妄自尊大而酿成悲剧。最后作者论定“无为”是一种境界,一种风格。他说:“对于我影响至深的一句话只有两个字:‘无为。无为是一种境界,无为是一种自卫,无为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对历史。无为是一种哲人的喜悦。无为是对于主动的一种保持。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也是一种风格呢。”[4]至此,王蒙很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无为观。

王蒙所提倡的无为观与老庄哲学中的无为观并不完全相同。老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取消的政治哲学和取消的人生哲学。老子的“无为”就是强调人要顺应自然,要摒弃人工的东西,要“绝圣弃智”。庄子的“逍遥”追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状态,庄子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美学,它“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5](P111)。王蒙的“无为”和“逍遥”,则是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王蒙改造老庄哲学的消极出世而成为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审美境界。他的“无为”是一种在积极入世前提下的“无为”,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超越的“无为”。

三、隐忍观

王蒙一生可谓是坎坷。有人说,中国古代文人的许多曲折经历,在他身上都重现了。一个14岁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他,在24岁时被划为“右派”;一个在19岁时就写出名作《青春万岁》的作家,29岁时被下放新疆睡地窝子;一个18岁担任北京东四区团委副书记的“九品芝麻官”,48岁时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位不曾进过高等学府的文人,却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任文化部部长。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使他渐渐形成了暂且隐忍以谋未来的隐忍观。在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记》第一章借史太太之口讲到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一种“忍”的斗争诀窍:“忍一忍,让一让,退一步,把你放过去,把自己保住,事情就会慢慢地变化,最后你恶贯满盈了,你完蛋了,但是我还存在着,我的力量积蓄起来了。”这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隐忍观在王蒙自述中也时有流露。他讲“低调原则”,讲“无为”,讲“激情的抑制”,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他的隐忍观。

王蒙的中和观、无为观、隐忍观,其实说到底是同一个东西。中和的前提便是隐忍,隐忍下去便只能导致无为,而无为的结果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更好地积蓄自己的能力,中和自己的理想。

在谈及人生经历与创作的关系时,他说,作为一名作家,经历过的一切事情,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创作的宝贵财富。在经历了人生大半辈子的风雨坎坷之后,王蒙开始从外在的社会政治建构向内在的自我人格建构转换。它标志着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认同。他的这种由外在向内心的退却,不是盲目的,而是深得传统文化之髓,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和人生智慧的获得。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不同价值系统互相碰撞沟通,最终达到融合统一。隐忍而至无为,无为而至大同,王蒙在一种平淡安然的基调中积极地建构着自己的和谐世界,不管是人生的世界,还是艺术的世界。

注释:

[1]王蒙:《文化性格漫谈》,选自《王蒙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蒙:《杂色》,收获,1981年,第3期。

[3]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4]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5]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载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王蒙.杂色[J].收获,1981,(3).

[2]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J].文艺争鸣,1994,(6).

[4]张学正.“理性的从容”——论王蒙的理性精神[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5]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王蒙,陈建功,李辉.精神家园何妨共建[J].读书,1995,(6).

(许海丽 济南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25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