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 林

从被放逐的“右派”到位居文化部部长,王蒙的人生大起大落,这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少素材。他的人生其实很繁华,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大事,他笔下那些疯狂年代的故事也让今天的读者感觉恍如隔世……

文学: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王蒙的文学世界里,时代和政治始终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小说主题和内容始终是“红尘滚滚”。他说:“我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关。”

王蒙虽已年逾古稀,他依然活跃在公众视野里,还不乏众多追随者。

王蒙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有一天走进一位老太太,她说自己是名退休教师,名叫何静,去年丧偶,不出半年儿子因车祸身亡。在接连的致命打击下,她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女儿带她四处求医问药始终不见好。后来,有人向她介绍说不妨读读王蒙的作品,会令你精神清爽,不快之事为之一扫而空。于是,女儿买来几本王蒙的书,何老师开始不读,女儿就慢慢地给她念……果然,她的心情好多了,渐渐地,看一些问题心胸变得豁达,对生活也有了信心。

2005年9月,王蒙在“世纪大讲坛”讲课。下课后,一个50来岁的妇女找到他哭泣着说:“对不起—王蒙老师,我是特来向您谢罪的……我小时候跟人一起抄过您的家……”

这让王蒙反倒觉得非常难过:“对她这种认真和诚恳,我挺感动的,反过来还要感谢她。”

王蒙在195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仍一版再版,近年新作《我的人生哲学》《青狐》轰动一时,另将推出新作《尴尬风流》。王蒙笔下的“老王”思索了大量玄学,均系“天问”。问而无解,所以尴尬,索性放下,于是“风流”。故得书名“尴尬风流”。算是自我画像吧!

过程=价值:他们选择了患难与共

1950年,方蕤(ruí)在北京女二高中读书。同年寒假,她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做文书工作,认识了当年18岁的王蒙。

王蒙与方蕤工作在一个大院,只见王蒙像个小书生,背着兜蹬着自行车进进出出,中午在外面小吃部碰面,也只是点头一笑了之。方蕤却听说王蒙每天专心在办公室里“爬格子”,夏天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他从不停笔,大汗淋漓地“爬”个不停,热急了就到自来水龙头下去冲头。方蕤和身旁的女同事暗地里都觉得他好笑。

“笑什么,王蒙在写鸿篇巨制,等着他的稿费下来请客吧。”方蕤听了颇感吃惊。

这年国庆节前夕,王蒙和方蕤都报名参加了区委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于是,两人相识了。

王蒙与方蕤相处了7年。1956年下半年,王蒙被停职检查,往日的亲友同事都远离了他。王蒙彻底被孤立了。但方蕤顶住了重重压力,在王蒙被宣布定为“右派”的前夕—1957年春节除夕,伴随着鞭炮声声,与王蒙结婚了!

王蒙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刚一年,1963年末,王蒙全家离开北京迁往新疆。方蕤可以不去,但她选择了患难与共,来到新疆第三天的傍晚,忽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王蒙住在这里吗?”王蒙出去应答。喊话的是一个骑马的年轻人,他瞧了瞧王蒙,说:“你立即去到公社武装部报到。”“可是,公社在哪儿?”年轻人在马上向白茫茫的雪山指去……

深夜,方蕤不见王蒙回来,不安起来。她与邻居大嫂一同去找。茫茫夜色中,她俩边走边喊王蒙的名字。夜阑人静,喊声淹没在黑夜中。

病累交加,心急火燎,王蒙回来时迷路了。他拄着木棍走了一段路,便倒在了雪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又不知过了多久,电筒的光束扫到了他身上,他已冻得失去了知觉。方蕤和大嫂硬是把他像拉爬犁那样拖回了家。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以纠正,他们夫妻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写出了《布礼》《夜的眼》《春之声》……

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夫人方蕤,与王蒙同甘共苦。王蒙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蕤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写出了她和王蒙共同度过的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展示出曾经是一个共和国文化部长的作家琐事。王蒙对此从不计较,他对夫人说:“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他们夫妻看重的是事情过程:“过程就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