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所开创的“湘西世界”受到现代人内心的认可和追慕,他塑造出来的人性是那么朴实纯美,描绘出来的湘西自然环境是那么淡远静穆,他的文字是那么富有独特的韵味。本文从风俗的视角来解读他的“湘西世界”,风俗就是生活,根深蒂固的凝结在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风俗既有健康自然的生活习俗,也就是湘西固有的民俗习惯生活;也包含原始神秘的风俗,而这有着野蛮、不甚开化的一面,沈从文先生用宽容再现的手法来叙述,体现了京派作家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感情。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风俗 审美

独特的审美视角,“乡下人”眼光,杨义曾这样说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京派作家截取翠竹作为笛子,手指也许还沾有竹木草泥的味儿,便斯斯文文地吹送出优雅淡远的田园牧歌来。”[1]

湘西是一片神奇的原始热土,山水交相辉映,各族和睦相处,这里独特的民俗民风使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更加美丽神奇。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仿佛是人间仙境,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树一木都仿佛有了生命和情感,变得有血有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湘西形成“偏僻的一隅”,一个化外之境。这里自然环境未经人工斧凿而近于天然。“夹岸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三门附近山道名曰白鸡关,石壁插云,树身大如桌面,茅草高至二丈五尺以上。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听到虎吼。”[2]朱光潜为以沈从文代表的京派作家的作品中自然与人相融洽的境界作了充分的学理证明,把这种把自然赋予生命的描述称为“移情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并非完全同地理上所指,而是他用文字为我们构造的另一个奇特世界。尽管,山还是湘西的山,水还是湘西的水,但他笔下的山山水水已经有了它独特的意蕴。这里清新淡雅的山和水、独特的民俗民风、地区特色的民情世故一起构成了沈从文的理想王国。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试图建立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在这神庙里到处是真善美的人性,这是沈从文希望建立的理想王国。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都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翠翠》、《媚金·豹子与那羊》。这是楚文化的浪漫情怀对沈从文的影响。楚国灭亡以后,楚文化在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沉淀下来,以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形成当地的民俗。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民族风俗无疑是他小说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健康自然的风俗

沈从文身受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他身上也流淌着汉族、苗族、土家族共同的血液,再加上本质上湘西固有的习俗和传统给其带来的独特性和异质性、神秘感,湘西这片远离都市的热土壤里,杂居着多种民族,沿袭有很多民俗民风。在沈从文的文字里,有很多描绘这些场景的,作者描写的景和仪式,同他所讲的一连串小故事一样,都是构成小说动作的主要部分。

《边城》里的赛龙舟贯穿文章的始末。每逢端午,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好事的军人,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赛船过后,年轻的水手们在河里抢鸭子,人群里欢呼声、喝彩声一片一片,久久飘荡在湘西这片美丽的原始土地的上空。晚上又有戏台,大家可以尽情嬉耍,那种热闹、喜庆的氛围个人向往。而翠翠和二佬的第一次相遇,也就是在节日夜晚的水边,“小心大鱼咬你”,二佬这句玩笑话在少女翠翠的心里却泛起了浓浓的诗意。

《长河》里也是充满了对传统节日的祭祀的描述。关于橘子园主人一家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赋予农村社会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还写了长河两岸秋收时的自然美景,采橘子季节喧闹的仪式,以及农村谢神感恩时的欢心鼓舞,在社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固定的程序,如小说写的“小孩子和老妇人,尤其把这几天当成一个大节日,穿上新衣赶来赴会。平时单纯沉静的萝卜溪,于是忽然显得空前活泼热闹起来……唱戏既是一乡中公众庄严集会,包含了虔诚与快乐……”这些民俗已经如同吃饭穿衣一样,浸透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安排中。

二、原始神秘的风俗

在湘西的人文风俗里,也有很多不开化的野蛮的民俗习惯,沈从文却从不忌讳为我们描绘这一点。在族群里,女人的命运从来没有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她们可以被处死,被买卖,被转嫁;一个部族的族长和土司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族群有自己的规矩和风俗传统,他们可以依照相传的规矩判定人的生死;女人只能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必须嫁给第二个男人的习俗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在《月下小景》里的男女主人公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了两性关系,但又无法在现实中与相之生活,最后选择了服毒自杀。但是沈从文用的是一个记录者的眼光记载这一切,他不像乡土小说家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尖锐的手法来批判,而是用比较温和、宽容的心态包容着这一切。

在沈从文小说的世界中,有放蛊、赶尸、行巫、落洞等神秘的民族风俗之外,这里还流行着辰州符、山鬼等等传说。客死他乡的湘西人,由巫师施法术赶着回乡。传说养蛊人如果在三年内都没有下蛊害人,自己就会中蛊而死。基于古代巫师传女不传男的传统,一般只有女人会下蛊,于是苗女就和巫蛊划下了等号。苗族人几乎全民族都笃信蛊,起初苗女是为了怕情郎变心所以对他下蛊,往后蛊术发展成了控制人的一种可怕而愚昧的恶习,也更加体现了这块土地上民智未开,原始落后的精神文化所在。

“落洞女”——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欢喜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已驾云乘虹前来看她。”[3]于此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就是人神错综,甚至是一种性幻想。沈从文在《凤凰》里这样写道:“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岁左右的,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爱好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至死。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4]女子在性行为上受到的压抑可见一斑,婚姻是落洞女子最好的救赎方法,可照这里的风俗习惯,是没有人愿意接回家作媳妇的。所以这样的女子最终的结果还是难逃一死,这也是一个宿命般悲剧意识的体现。

沈从文的笔下显露出对传统美好的习俗的热情赞美和崇尚,而在他描写原始落后的风俗时,却总能引发我们的同情与深思,可见他对湘西的人和事,总是带着深深的爱恋,他并没有过多尖锐的批判眼光来看待这些落后野蛮风俗,更多的是一种宽容的再现,用回忆的笔调讲述在那个富有神秘地域的独特风情。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5]于是,“乡巴佬”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城市文明”侵扰的排拒,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成为一个具有世外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沈从文从不肯用对世界的新的认知方式来介入自己的小说,似乎总想小心翼翼地保持这块净土不受任何外来文化氛围的浸润侵蚀。一种具有老庄哲学意蕴的理想化的“田园诗风”就出现了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都受到鲁迅“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影响,批判农民身上的痼疾,这成为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与其不同的是“沈从文选择了另外一条颇为不同的文学创作路径,他笔下宁静和谐的乡村风景和乡村社会渗透着原始道德美感,远离他笔下的‘乡下人品格更富有人情味,他笔下的湘西风土人情的描写更能给人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审美餍足。”[6]

注释:

[1]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沈从文:《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4]鲁迅:《鲁迅作品集》,上海:光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5]沈从文:《沈从文集》(散文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6]丁帆:《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05-111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湘西[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2]杨义.京派海派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沈从文.沈从文集(散文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4]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戴定华 安徽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23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