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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009-05-13焦玉红纪海丽刘乙秀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11期
关键词:儒林外史影响

焦玉红 纪海丽 刘乙秀

摘 要:《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巨著,在很多方面都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儒林外史》采用了新颖的短篇连缀的结构模式,对于长篇章回体的小说结构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加上其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儒林外史》 中国现代文学 影响

《儒林外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虽然它成书相对较早,与现代文学相距将近两个世纪,但是它无论在主题内容,讽刺手法还是结构体式上都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专心科举,除此之外,百不经意。他早年也曾热衷科举,但后来由于科场的不得意,从而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自由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处世心情和写作姿态,主导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品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主题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为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当他见到贡院号板时,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也是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穷困潦倒,但求取功名之志不改,发榜那天,家里没有米,他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青云直上,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衷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

作品还写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儒林外史》的主题是明确的,联系到现代文学也有类似的主题,例如鲁迅先生的《白光》、《孔已己》,沈从文先生的《八骏图》等等。在《白光》中,鲁迅先生塑造了陈士成这一深受科举毒害的形象,描写了他落榜后沮丧和绝望的心情,作者写道: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陈士成考了十六回,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一心科举,向往功名,在这条走不通的死胡同里挣扎着,痛苦着,最后必然走向死亡。

同样的,鲁迅先生的另一篇较为著名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一主题,那就是《孔已己》。《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作品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对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开头一句话就把孔已己穷酸迂腐、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恰到好处地刻画了出来。这种不伦不类的“唯一”注定了孔已己会成为众人的笑料——既为短衣帮所嘲笑,又为着长衫者所不屑。但是这个形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典型的,他代表了旧时代许许多多落魄读书人的情状,鲁迅对他们的刻画带着浓浓的悲哀和怜悯,体现了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思考。孔乙己是千千万万下层读书人的代表,他与以丁举人为代表的上层读书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后者也正是前者所奋力追求的目标,这恰恰说明了封建科举制度的本质所在。

现代文学中另一位大师沈从文先生的《八骏图》,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科举制度,但是却毫无保留地揭开了读书人的虚伪面具,将他们的种种丑态毕现于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

《儒林外史》在古典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是我国讽刺文学的一朵奇葩,标志着我国讽刺文学趋于成熟。

《儒林外史》的讽刺性主要体现在细节上,包括人物描写的细节和事件叙述的细节,书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都各自有一两个能体现自己精神特征的细节,这些细节像一个个标签,鲜明地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伴随着人物贯穿全书,让读者一看到相关的人物就会连带地想起他的典型特征来。例如提起马二先生,读者就会想到,他游西湖时,见到宋仁宗皇帝的手笔,便“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地下拜”;谈起堕落之后的匡超人时,耳边就会响起他向牛布衣等人吹嘘的那几句话——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郎浦向人撒谎,说他骑着小毛驴一直走到董知县的衙门里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严贡生向张静斋等人夸耀,汤知县在轿里,“两眼只看着小弟一人”(此二者与阿Q很有几分相像)。严监生一贯吝啬,家中虽然有不少田产,但是“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他临终的时候,看到妻子燃着两根灯草,于是伸着两根手指始终不肯断气,权勿用守“孝”时,遇娄三、娄四宴请,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是“肴馔也还用些”。

吴敬梓用带夸张的笔法将这些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这些人有的无边际地夸耀;有的吝啬得让人吃惊,有的看似一本正经,实乃伪君子;有的是竭力巴结官场的小人。这种刻画是以少总多,以小见大,这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敬梓还常让反面人物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或者陷入困境,当场出丑。

吴敬梓以对生活的高度熟悉和理解为前提,准确而精当地从中挑选了那些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细节,来突出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细节看似三言两语,很不起眼,却浓缩了很多原生态的内容,回归了生活的本真,更富有感染力和讽刺性,看似简单,实则内涵深刻,让人回味无穷。由此不禁让人想起现代文学中的很多艺术形象来,例如阿Q、方鸿渐、华威先生等等。

《阿Q正传》是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鲁迅在作品中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都给予了极尖锐的讽刺,鲁迅先生对阿Q的描述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讽刺,主要表达了对国民性的反思,带着深深的伤痛,而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讽刺则是带着喜剧的讽刺,是纯粹的讽刺,毫不留情,一针见血。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一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是作品的基调。例如: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

鲁迅笔下的阿Q对自己的身世持一种自欺欺人的奇怪论调,坐井观天并且自以为天很美丽,这一点与牛浦郎和严贡生有相似之处,作者的讽刺笔法可见一斑。

《阿Q正传》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外,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指出,这个生动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命果实。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誉为现代文学之中讽刺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同《儒林外史》一样,《围城》中也有大量形形色色被讽刺的对象,例如诸慎明、曹元朗、韩学愈、汪处厚、高松年、李梅亭、陆子潇、苏文纨等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作者的讽刺笔法较《儒林外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在描写李梅亭的时候用了揶揄讽刺的手法,把他贪钱好色的本质一展无遗。例如:

辛楣道:“我早看破他是个色鬼。他上岸时没戴墨晶眼镜,我留心看他眼睛,白多黑少,是个淫邪之相,我小时候听我老太爷讲过好多。”鸿渐道:“我宁可他好色,总算还有点人气,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

……

阿福正躲在寡妇房外,左手抚摩着红肿的脸颊,一眼瞥见李梅亭,自言自语:“不向尿缸里照照自己的脸!想吊膀子揩油——”李先生再有涵养工夫也忍不住了,冲出房道:“猪猡!你骂谁?”阿福道:“骂你这猪猡。”李先生道:“猪猡骂我。”阿福道:“我骂猪猡。”

作者笔下的文化骗子李梅亭,从上海来三闾大学时,路遇苏州寡妇而心怀不轨,以致那寡妇的仆人争风吃醋要打架。后来到了三闾大学当了训导长之后,却居然提议:没结婚的男先生不能当女学生的导师,以避免师生恋爱的嫌疑,因为师生恋爱是不合师道尊严的。无怪乎方鸿渐讽刺他说:“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学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这种带有旁观意识的讽刺手法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围城》中的讽刺有时候以夸张的形式展现出来,极为生动传神。例如《围城》中形容“欧亚大旅社”的桌子脏时写道:“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这一夸张既新奇幽默,又妙趣横生,收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

钱钟书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反观人生,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当然比《儒林外史》来得更深刻,但是在基本的写作手法上,还是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作者对李梅亭、高松年、韩学愈等人的描写多少能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牛浦郎、王玉辉、严贡生之流相类,这种古典式的讽刺继承了《儒林外史》的衣钵,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儒林外史》的结构是很特别的,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事件,就人物来说也不是从一而终的,很多人物都是出场亮相一下然后伴随着故事(事件)的消失而消失,全书分成许多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受其它部分的限制和约束,仿若一粒粒珍珠串在一起,汇成一条长长的项链。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这种结构方式,新颖独特,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但它毕竟是一种首开先例的示范,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作用,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这种结构体式的小说,代表性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八月的乡村》的文体结构是十四个短篇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短篇连缀的典范,那就是萧红的《生死场》。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品主要有麦场、菜圃、老马走进屠场等十七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人物,构成了一个生动的整体。笔者认为,二萧小说在结构上与《儒林外史》的确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更多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而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后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仅表现在以上陈述的三个大的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一特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浸润和熏陶,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宏扬“五四”新文化和继承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滋养下茁壮成长,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高度,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辉煌的三十年。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张泉.钱钟书和他的《围城》[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

[4]张若晞.中国古代文学史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6]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焦玉红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276826;纪海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00101;刘乙秀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27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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