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喜　陈先春

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本身，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无论是对“实践”概念的诠释，还是分析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确存在不能自治的逻辑问题。真理应该是不同理论，尤其是相互对立理论的沟通、对话、激荡、兼容和吸收的结果。真理的发现与真理阳光的普照则依赖于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

关键词：真理；实践；思想解放；民主

中图分类号：B0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48－04

一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本来应是哲学问题的讨论，然而这件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当代中国思想大解放的闸门。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普通的哲学命题同当代中国思想大解放的伟大事件，是如何结缘的呢?

1.深刻的历史原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标志着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政治统一。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路线的主导，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三个事件：

一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运动初始以助党整风的名义，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也称作为“鸣放”。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为了党好，他们真诚地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后来风向突然转向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把凡是向党组织和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的爱国正直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把“鸣放”称为“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全国被划成右派分子达55万多人，受牵连的有200余万人，他们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一道，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而沦为贱民。

二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反右运动后出现了遍布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其灾难性的后果是造成了罕见的大饥荒。因饥饿而身体浮肿的现象在全国蔓延。

三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受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操纵，重点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当运动发展到1971年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之间发生了分裂，最后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外蒙古。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毛泽东不得不请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邓小平复出，恢复了他被文化大革命剥夺的党、政、军全部领导职务，成为中央、国务院和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有所反省，相反他继续宣传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从内心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出于策略的需要，邓小平把毛泽东讲的“抓革命，促生产”、“要安定团结”、“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作为当时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大得党心、民心和军心，使全国特别是铁路等重要行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从乱到治的可喜变化，经济建设出现了好转。

客观分析邓小平的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隐含着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因而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邓小平的被撤职，当即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从而引发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和文革派已彻底丧失人心，这就是两年以后思想大解放深刻的历史原因。

2.思想大解放的突破口。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然而，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按照“凡是派”的愿望，我们的国家仍然按照过去的理论、路线和程序运行，我们的人民仍然按过去的生活方式生活。“凡是派”虽然同“文革派”在形式上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继续执行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基本路线，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

邓小平认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这个思想体系的每个原理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观点，如“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等。要区分毛泽东的每一次谈话，每一项指示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不能把毛泽东个人的随意谈话或作的指示同毛泽东思想混同起来，更不能把毛泽东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谈话内容也当成毛泽东思想加以执行。

后来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对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抛弃。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

“两个凡是”的提出，立即遭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强烈批评和坚决抵制。至于“两个凡是”在理论上错在哪里，如何解脱极“左”路线的精神束缚，突破口在哪里?最高决策层、理论界在苦苦的思索，人民在迫切等待。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所说：从实事求是进行论述。很难直接接触“两个凡是”，要选择一个突破口，直接击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说毛主席的话天经地义的是真理，毋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工具、真理的标准。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发表，犹如石破天惊，全面颠覆了极“左”路线及其“运动”的实践模式。

在政治领域，对建国以来所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地富反坏右予以摘帽，解除了全国近3亿人口的政治枷锁。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从地下迅速走向地上并普及全国，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在思想领域，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演绎出更加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直观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生产力论等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而形成了“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的思想大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回归哲学学理对其进行认真的反思。则哲

学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在此仅举两种观点：

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家祥教授认为：“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和经受得住长期的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资格称得上真正正确的理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理论也可以检验实践，不能否认理论检验实践的必要性。唯实践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只承认实践检验理论。忽视或根本否认理论检验实践。”所谓理论检验实践，就是在实践之前，用相关理论加以审视，检验其合理不合理、正确不正确。用相关的理论对实践的得失利弊进行权衡，检验实践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理论检验实践的重要依据。所谓理论检验实践，就是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用相关的理论重新阐述实践前确定的目标、步骤、方法，保留其与变化了的条件仍然符合的部分。抛弃其不符合变化了的条件的部分，对他们做出调整，使之符合变化了的条件。

二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吴越研究员认为：真理是指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真理具有客观性，即它的内容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性的活动，亦即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有意识的活动，是在人们主观意识的推动下进行的。所谓检验即检查验证。所谓标准即指衡量事物的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或日榜样规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第一，真理的内容或真理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是自在之物；第二，人们活动构成的实践，虽然也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形态，但它是在主观意志推动下进行的，是我为之物，而且必然是不同意志支配的不同的我为之物：第三，检验是核对者用其学识或同类或同样事物所作的判断，标准是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按主观意志组成的我为之物，如何能成为客观自在之物的标准呢?

赵家祥教授对这个命题中的“唯一”持否定的态度，吴越研究员对这个命题本身持否定态度。两位学者的观点孰是孰非，笔者在此不论，我所要说的是两位学者的观点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缺乏严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者说不能自圆其说。对此笔者谈几点看法：

1.有的学者为了说明这个命题的权威性或真理性，提出这个命题是出自马克思。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这段话的含义根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针对唯理智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说的，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理论和任何意识形态或者只是思辨的空想，或者只是对事物的描述，即仅仅是意识到了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根本不存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实践上做不到的这样的真理，而是明确指出，凡是实践上做不到的，在理论上也不会正确。

2.从“实践”的概念进行分析。要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首先搞清楚“实践”这个概念的涵义，因为任何的理论和命题是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的。“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人们为什么要改造客观世界呢?是因为人们主观需要，人的主观需要可能有许多的内容，但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的这种生存和发展或其它方面需要的这种愿望是主观的，为了实现这个需要而改造或作用于客观世界的活动是客观的，这就决定了实践具有二重性，即这种活动是客观的，这个活动的愿望是主观的。哲学界的主流学者认为：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就是主观符合客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真理：实践的愿望得到满足或客观满足主观就是价值。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就在于实践这种双重性的高度一致。

这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实践是客观的是否就可以说是符合客观规律；其二，实践的主观价值性是否与客观真理性一致。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实践的客观性不是或不等同于客观规律性，如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了大办农业，在南方一些省开展了围湖造田运动，这是一个改造自然的客观活动，虽然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但湿地减少了，发生洪涝灾害的频率增加了，严重违反客观规律。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实践的主观价值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客观规律不一致。因为“客观满足主观需要”是因人、因地区、因民族、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道理。正是这种客观满足主观需要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实践活动，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生态灾难，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不少学者认为人类存在普适或普遍的价值，笔者不仅认同这一点，而且也认为存在着普遍真理，存在普遍价值与普遍真理相统一的实践。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客观规律。但达到这种和谐的境界还很漫长。如在对待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全世界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要都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在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互不相让。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多承担责任，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一样多的排放任务。这就应证了列宁引用的一句著名的格言：“几何公里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3.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进行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说我们无法直接确定一种认识是否符合于对象，只能求助于实践的检验，只能以实践中的是否成功作为该项实践之指导理论是否为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即宣称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理论即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真理。于是，实践中的成功便等同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反之则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这种与实践高度合一的理论，必然陷入像实用主义一样无法合理说明高度抽象理论来源和性质的困局，无法说明实践成功与正确反映的等同性难题。这种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理论内部存在着不能自洽的逻辑问题使得人们游走于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当人们断定真理是对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之时，便将真理视为一种人们只能现成地接受的东西，而在解释这正确的反映是如何得来时，则陷入神秘主义，归于天才人物的天才发现。当人们强调真理是实践中获得成功的预想时，实践中的成功与否便成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时理论本身不仅不再具有任何独立性，人们对待真理便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由此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未经充分证明的命题。

三

实践是认识或理论的源泉，但同一实践往往产生不同的认识或理论，这种不同的认识或理论，何者是真理，只能比较才能判断。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明辨是非，这就是通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这个道理。

各种理论相互比较就是各种理论的对话、勾

通、辩论、碰撞、激荡以达到相互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任何理论都包含着真理因素，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理论。如果是那样则只能在专制或极权社会里存在。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拥有或垄断着真理，被统治者、普通老百姓，只有盲目服从。虽然在这种社会，也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如欧洲中世纪的布鲁诺，但这种追求真理的道路太残酷、太血腥、太沉重。

哲学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政治直接决定着人的命运。要让真理的阳光普照大地，必须寻求哲学与政治的联姻，即设计有利于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坚持真理的政治制度。

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和坚持真理呢?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表明，民主制度较之专制或极权制度更有利于真理的追求、发现和坚持，最起码民主制度不会用血腥的手段来对付追求真理的人们。

因为，第一，平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各种意见、话语、包括正确的知识或真理在内的意见或话语，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这在专制或极权的一言堂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公开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各种公共知识和信息的公开和共享，对于人们形成正确的偏好和形势判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同专制或极权制度下的暗箱操作和愚民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民主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民主的条件下，错误的意见(虚假的、迷惑人的花言巧语)往往胜过正确的意见(正确的知识、真理)。这是由于投票制是现代民主的核心，人们发表意见是为了推销意见，像推销商品一样，经过巧妙包装，用花言巧语、话语感染力和炒作欺骗的魅力迎得选民。虽然谎言终究遮不住真理，但在一段时间内，其一，真理和知识表达事实，而真实或者真理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真理和知识总是冷酷的，人们不爱听。花言巧语是描述了不真实而美好的事物，向人们许诺各种不靠谱但美好迷人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听，即使明知是虚假的还是为之所惑。其二，真理和知识为了能够切实解决问题而使用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论方法，因此显得单调枯燥。花言巧语则动员了一切能够打动人心的资源，尤其是情感感染力。其三，真理和知识总有一定难度的，不如花言巧语通俗易懂，因此花言巧语更适合多数人的喜好。

克服民主制度这一弱点的出路就在于加强公议制度，把民主制度的核心由搞投票制变为公议制。所谓公议制就是理性的对话和辩论，公议制的意义就在于在承认言论自由的同时，各种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对抗性的意见和观点有权进行公开对话、讨论和辩论。所有的对话和辩论必须遵循理性规则，以避免暴力、权力、利诱以及煽情炒作等所施加的无理影响。民主制的投票制是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竞赛，而公议制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的竞赛；投票制是以多胜少，而公议制是比较各种思想、理念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只有充分地实行公议制，人们才能比较认清真理，在此基础上的投票制才会更令人兴奋。

责任编辑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