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福生

摘要：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乡镇企业；管理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17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40－03

乡镇企业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只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却用了31年时间。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基本上都低于10％，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

一、管理观念的创新

正如水无常型、文无定法，管理观念也并非恒久不变。管理理念是企业管理模式的灵魂，企业管理模式的构造、运行均以管理理念为精神指导。近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充分体现了管理理念在企业管理模式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大部分是本地的领导者，本质上是农民中的能人。因此，从开始踏入市场时，由于他们有胆有识，经营灵活。很快在市场中找到了获利空间。但是由于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制约，经营环境的转变，就注定了他们的发展是畸形的，一边迎合上级部门的生产目标干预，一边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得以生存，他们在制度的夹缝中打着擦边球。他们自身的缺陷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自身的管理观念。许多乡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种建立并非仅仅挂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董事长必须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董事长是领导者，总经理是管理者，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职能是不能错位的。一般来说，领导(leadership)与管理(management)是两种并不相同而互为补充的行为体系，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而我国恰恰相反，“领导”过多而管理不足。这里所谓的领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合适的领导。管理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既擅长领导又善于管理，一些人有能力成为出色的管理者，但是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另一些人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但却很难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而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这两类人才往往都是需要的。

我国目前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存在下来的，都是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拥有一个比较称职的领导者，否则难以存活到今日。但是，当我们将乡镇企业的发展放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就不难发现，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技术更新加快，国际竞争加剧，政府对市场管制放松，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要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有效地进行竞争，必须变革管理观念。

传统的理论认为，小型企业很简单，不需要管理，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比大企业更需要有组织和有系统的管理。首先。乡镇企业必须有一套策略，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经得起竞争。其次，乡镇企业要将其高层管理的各项任务予以妥善安排，需要建立一个“高层管理团队”，其成员都是“兼差”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仍在于职能方面，但他们同时仍需肩负一部分高层管理任务。在乡镇企业中，凡属管理阶层人士，都必须了解该企业的关键性业务，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有什么目标，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由谁负责。再次，乡镇企业还必须建立一套适用于本身的控制和信息系统。乡镇企业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因此，它还必须随时掌握其享有优势的某一“生态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美国占90％，其产值占美国GDP的39％，日本占98％，德国占99.6％，其53％的GDP和45.6％的投资靠中小企业实现。因此。我国在转变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观念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本身的观念转变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需要做好的工作，仍然是政府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首先是融资服务。乡镇企业除了极少部分以外，绝大部分仍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其次是改善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是公共产品，企业本身既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又没有激励去做这些事，同时企业盲目去做，又会造成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再次是清理那些制约和不适宜乡镇企业发展的滞后政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成效不可谓不大，但是，许多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政策的清理远比其他方面重要，使得出台不久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股权转让等真正决定乡镇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落到实处。

二、组织观念的创新

德鲁克认为，公司的首要法则是以组织的形态维持生存，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公司的组织模式必须使它在普通人的领导下持续运作，一个人管理的机构不可能长久。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都具有创立者的个人特色。企业是组织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一种手段，现代生产的基础是社会组织。除了大规模生产以外，决定企业社会机构和经济职能的仍然是组织，即按计划对人力劳动在物质资料之间进行分配。组织是工业的基础。人文组织是任何行业都不可缺少的，它是工业区别于工厂手工业的重要特征。

对于乡镇企业来说。大多数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成立之初，有的不过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乡镇企业利用中国所特有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市场机会，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异军突起，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直到现在，恐怕多数人对于乡镇企业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职能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因此，在当前的转轨过程中，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转变自己的组织观念和企业的组织模式。根据德鲁克的观察，1945年时，近一半的美国在职工人从事制造业工

作，现在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降到劳动者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1983年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社会。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约9亿多，乡镇企业目前有2000多万家，大部分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其组织主体为农民工。乡镇企业也是企业，其本质上也是以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组织人们共同努力的机构。它的首要法则是生存。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目标，企业必须制定政策，实现不同管理部门和不同目标的合理要求。这样企业就不能一味依据权宜之计，要不断适应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但是就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现有的陈旧的组织观念进行创新势在必行，这些恰恰是乡镇企业过去一直没有很好重视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企业的社会特征和人文特征，企业的员工不是打工者，而是你的雇员，乡镇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使其员工有归属感；其次，企业必须能够发掘组织内部的所有人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用其长而避其短；再次，能够在不同的职位上考核员工的独立领导能力，确保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企业的发展。

三、人力资本的创新

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乡镇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产权改革已经提到再也不能拖延的议事日程。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产权模糊的企业不可能有效率。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管理者、生产者努力的激励不足。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而实际上是私有企业：也有人认为，由于政治原因，乡镇企业在变为以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方面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周其仁认为，企业合约不同于市场合约的关键是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而劳务的买卖最大的特点是事前只能说明大概，事后决定细节，他将其视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在巴泽尔看来，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虽然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其全部产出，由于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周其仁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此，企业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信号，传达给有关的个人，由其主体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何种强度上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

由此可见，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制度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在人身依附关系如此紧密的奴隶制的法权结构下，都无法完全做到无视其存在，何况在其他法权结构形式下。当出现了违背自由交易法则的产权结构和社会制度时，就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发生“残缺”。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是指虽然人力资本在法权上属于个人，但其产权强度遭到损害，一旦产权残缺发生时，产权的主人将人力资产“关闭”起来。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部分被删除掉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转移到其他主体的手里做同样的开发利用，使得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所以，说到底人力资本的创新有赖于产权改革的程度和水平。

企业经济效率的来源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清晰界定。在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契约中，只有人力资本产权对行为者具有直接的激励约束作用，而经营者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决策者和对其他成员的监督者，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性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根本原因。经营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条件下工作，他的经济行为主要取决于他的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界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充分保护，行为权界定是否有利于其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实现，人力资本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些均实现的话，一个理性的经营者为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将采取非常积极的工作行为，而不管是在哪一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如果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未得到充分界定，经营者会以消极工作来抵消因经营者人力资本界定残缺造成的效用损失，以达到个人效用的等值化，从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由上可见，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界定是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相对来说，由于乡镇企业受到的体制制约没有国有企业严重，同时规模又比较小，因此，在人力资本创新产权界定的方面应该先行。

四、社会资本的创新

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是普特南(Putnam，1993)，他在《让民主运作》一书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一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普特南还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民众交往网络。在民众交往网络中，商业联系根植于社区和家庭结构，这一结构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强化。虽然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积累性的存量，随着企业之间贸易关系的长期化发展，相互了解与信任的程度一般也会相应增加。

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的《信任》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官场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源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就只能落脚在家族里，形不成大的企业。这就是华人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的原因。

乡镇企业最初的发展曾经得益于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本。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彼此熟悉对方的为人及其行为特点，即便是自私的人，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也可能表现为相互愿意“合作”。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一方的不诚实在下一次博弈中会遭到对方的报复，因此有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相互之间比较合作，比较信任。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关系向外地发展，用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乡村内世代相传的世俗关系被打破，依赖这种关系的激励机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义务界定非常明晰的产权合同就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必须因素。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