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乾

摘 要:《女海盗金寡妇》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小说早期作品之一,由于被认为是博尔赫斯改写之作,而不被我国研究者重视。但这篇小说已经彰显了博尔赫斯创作生涯中的一些特殊之处,同时也展现出了博尔赫斯对中国形象的初步认识。

关键词:博尔赫斯 《女海盗金寡妇》 中国形象

一、《女海盗金寡妇》在我国研究现状

(一)翻译过程

《女海盗金寡妇》(以下简称《女海盗》)在博尔赫斯的创作中是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收入1935年出版的《恶棍列传》(另译《世界丑闻》)。我国国内第一次对《女海盗》的翻译是1992年由陈凯先、屠孟超翻译的《巴比伦的抽签游戏》[1],以《女海盗》为名,主人公人名译为“秦寡妇”,据林一安先生逐字逐句对照来看[2],这篇译文还有多处不当之处。至1999年王永年等译五卷本《博尔赫斯全集》的出现,王永年先生以《女海盗金寡妇》为名进行了重译,《女海盗》才有了比较优秀的译本。

(二)价值评定

国内对《女海盗》这篇小说的价值评定比较模糊,主要观点为价值不大的“故事新说”和有一定研究价值的表现博尔赫斯早期风格的练笔之作两种。陈众议在《全球化?本土化?——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3]中认为“《老谋深算的女海盗秦寡妇》来自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双梦记》来自《一千零一夜》,等等。因此,‘世界丑事乃‘故事新说,而且有些故事如《双梦记》、《秦寡妇》,几乎是原封不动的翻译或逐字逐句的复述”。但在他关于博尔赫斯的专著《博尔赫斯》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但是,《世界性丑事》毕竟只是博尔赫斯的习作。习作者,练习之作也。无论有意无意,博尔赫斯的一些特殊嗜好,一些特殊做法,在这个集子中峥嵘初露。”[4](P83)残雪在《解读博尔赫斯》一书中认为:“在《世界性丑事》这个早期的集子里,博尔赫斯就已经崭露了他在艺术上非同一般的天才。……《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女海盗秦寡妇》和《皇家典仪师小介之助》这三个短篇都可以看作不可遏止地爆发着的艺术创造力的颂歌。”[5](P1)张汉行在《博尔赫斯与中国》一文中认为:“《女海盗》是博尔赫斯惟一一部纯粹中国题材的小说,作于1933至1934年间,是博尔赫斯开始小说家生涯的练笔之作,起初作为为《评论报》专栏撰写的一系列速写发表,后收入《世界丑事》一书。同博尔赫斯所有小说都与现实关系不大一样,这篇纯中国内容的小说也与历史上的中国关系不大。”[6]

二、《女海盗金寡妇》的重估

在《恶棍列传》1954年版序言里博尔赫斯写到:“本集小说的冗长的标题表明了他们的巴罗克性质。如果加以淡化,很可能毁了它们;因此,我宁愿引用《圣经》里的这句话:‘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事过二十年后,仍按原样重印。”[7](P5)在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中能让他“事过二十年后,仍按原样重印”的并不多见,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多因他的挑剔被摈弃和多次删改:在《自传随笔》中他提到自己销毁了在西班牙时写的一本随笔集和一本诗集[8](P188) ;对早期的名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这本诗集,也进行了前后三次较大的增删改动[9](P199)。由此可见,博尔赫斯尽管对《恶棍列传》这个集子自己苛评为“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作为消遣”之作 [10],但实际是十分喜爱和珍视的,对其篇目不做改动是最好的说明。同时,在博尔赫斯的《自传随笔》中重提《恶棍列传》时也流露出了他对这部集子的喜爱:“我的短篇小说家生涯真正起始于名为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infamia(《世界丑事》)的一系列速写,它们是我在1933年和1934年为《评论报》的专栏撰写的。……这些作品是为了《评论报》的大众消遣,传奇色彩很浓。现在想来,除了写作予以我的真正快乐之外,这些短文隐藏的价值在于它们给了我写叙述文的操练。既然大体的情节及背景都已提供给我了,我只需要下笔编织一个个生动的变体。”[11](P258)

《恶棍列传》这部小说集除了博尔赫斯主观上的喜爱、珍视之外,从客观上讲,它还是博尔赫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他谦虚地把这本小说集称为他的“练笔之作”,是博尔赫斯创作历程从单纯的诗歌创作为主到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重大的转折点。作为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创作的过渡性质的作品,《恶棍列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陈众议所说:“无论有意无意,博尔赫斯的一些特殊嗜好,一些特殊做法,在这个集子中峥嵘初露。”[12]我们可以从这样一部带有“问路”性质的作品中发现作者最初的、最本真的文学主张。

三、《女海盗金寡妇》中中国形象的解析

(一)影响溯源:“他者”的想象

亨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13](P135)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同他多年来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分不开的。

博尔赫斯提到“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什么,我会说是我父亲的图书室”,而图书室就堆满了“文学以及有关东方的书籍”[14](P82)。他的母亲莱奥诺尔·阿塞多在1964年接受法国《苍鹭》杂志采访时,回忆到:“然后他又热心于埃及的东西,读有关埃及的书籍——有多少读多少——直到最后一心扑在中国文学上,他有很多这方面的书。总之,他喜欢一切神秘的东西。”[15](P44)路易斯·哈斯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日内瓦,他借助词典以自学的德语阅读了海涅的作品,又阅读了中国文学的德文译本。”[16]在成名后博尔赫斯还经常进行有关“中国的神秘主义、佛教”的演讲。[17](P369) 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博尔赫斯对中国的热情和长久的关注。这种关注保证了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能够比较深入地进行把握。另外,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翟理斯著的《中国文学史》(1901)也是博尔赫斯曾经反复阅读,并在自述及演讲中屡屡提及的。此书既激发了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又是他中国文学知识的主要来源。[18]

但是,博尔赫斯读到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几乎全部来源于翻译和介绍,这定会对博尔赫斯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建构带来一些影响。我们知道作品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代码转换的过程,其中还涉及到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很明显,从一方面讲,翻译必须通过语言来完成,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手段已经扩大到了文化和叙事的范围。也就是说,翻译总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而不仅是在语言的层面来完成的。”[19](P150)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作用下翻译的作品传达的信息与原文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

博尔赫斯接触到的译文受到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左右。“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他者的空间。”[20]这种在两极间摇摆的信息传递无疑会干扰博尔赫斯的中国视线。

再者,对博尔赫斯影响较大的翟理斯著的《中国文学史》本身也是“业余的”“不入流的”,存在着很多臆想和谬误的地方。辜鸿铭在《一位伟大的汉学家》一文中说,“翟理斯博士具有以往和现代一切汉学家所没有的优势——他拥有文学天赋,能写非常流畅的英文。但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又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有时甚至还缺乏普通常识。他能够翻译中国的句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21]。

从传播途径上看,博尔赫斯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对中国整体想象因素的影响,并因此在作品中抹上了对中国认识上的先天的“他者”色彩。这样的想象在博尔赫斯的妙笔下虽呈现一定的矛盾冲突,并在冲突中交融,这种交融在《女海盗》中有着有趣的展现。

(二)性别:男性化女性

读博尔赫斯的《女海盗》让人感觉仿佛是在读一部西方传奇历险故事。在结构安排上,博尔赫斯别有匠心地在故事之前安插了两位西方赫赫有名的女海盗——玛丽·里德和安妮·邦尼的传奇故事来和这位东方女海盗相对照。这是一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玛丽·里德曾宣称:“海盗这一行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若要干得有声有色,必须像她那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安妮·邦尼在被绞死的时候也曾鄙夷地责备她的情人说:“假如你像个男子汉那样战斗,你就不会像条狗似的被人绞死。”金寡妇更是表现的像个男人,她在危机时刻召集海盗议事,在混乱的局面中临危受命成为首领。她还制定规章约束六百条战船和四万名海盗,并以弱胜强打败朝廷的围剿。金寡妇“身材瘦削,轮廓分明,老是眯缝着眼睛,笑时露出蛀牙”;在逆境时镇定果敢,在胜利时趾高气扬地表现。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气质方面,都更像一名西方男性英雄形象,而非一名地道的中国女性。[22](P22-27)

形象具有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推而广之至创作异国形象时,作家用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实际存在,而这个主观想象来自于全社会对某一国的集体阐释,按照巴柔的定义来界定,即“社会集体想象物”(imaginaire social)。根据上文讨论来看,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认识从传播途径来说是间接的,中国女性形象对博尔赫斯来说是充满臆想和空白的,女海盗金寡妇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却是西方作家博尔赫斯塑造的人,多少带有他的主观想象,这种主观想象更易被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所深深影响,并用其特征填补这一想象的空白点。因而,我们在金寡妇身上才会看到西方海盗的精神气质。金寡妇男性化的女性形象是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的,因此,带有男性化的倾向是在这种过程中自然而生的。

《女海盗金寡妇》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第一次构建了遥远的中国的形象,博尔赫斯在构筑幻象或分享西方关于中国的总体想象的同时,也显现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些客观认识。正如西蒙·列斯所说:“中国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启示者,似乎想接近他而不触及自身是不可能的,鲜有作家能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不流露内心的幻觉;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中国的人讲的其实都是自己。”[23](P44)这篇杂糅了博尔赫斯认识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博尔赫斯的新的维度。

注释:

[1][阿根廷]博尔赫斯:《巴比伦的抽签游戏》,陈凯先,屠孟超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2]《胆大未必艺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第22版。

[3]陈众议:《全球化?本土化?——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4][12]陈众议:《博尔赫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5]残雪著:《解读博尔赫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18]张汉行:《博尔赫斯与中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7][12][阿根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9][10][11][14][15][美]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著,陈舒,李点译:《生活在迷宫——博尔赫斯传》,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3]布吕奈尔,谢夫莱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Precis de litteráture,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转引自《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6]路易斯·哈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哲学聊以自慰》,载《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评论》,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19]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0]周宁:《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书屋,2004年,第2期。

[21]李倩:《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3期。

[22][阿根廷]博尔赫斯:《女海盗秦寡妇》,《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3]《失火的森林》,巴黎:赫尔曼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转引自《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蔡乾 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5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