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粱梦是一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故事系统,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得以演化、发展。这种发展与变化是一个不断丰富、异化的过程。通过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枕中记》、《邯郸记》、《续黄粱》在动机、艺术手法、主题上的演变,辨析作为文学题材的梦幻故事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黄粱梦” 动机 艺术手法 差异

“黄粱梦”是关于梦的著名典故,就其各方面影响来说,堪称千古一梦。从刘义庆《幽明录》所记《杨林》、唐人所记《樱桃青衣》到《枕中记》,黄粱梦故事在以后的创作和传播中把对人生的体悟浸染在传统文人心理的深处 。唐中叶到清末,在诗词、戏剧、小说中都涌现出精彩的以黄粱梦为主题的作品。

在诗词方面,以梦为题材的作品,当推黄粱梦为大宗,专咏、直赋黄粱梦的诗歌已发现200多首,若论及用典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在戏剧方面,有元代的《开坛阐教黄粱梦》、《吕洞宾黄粱梦》、《吕真人黄粱梦境记》、《长生记》(王廷讷)、《万仙录》,马致远的《邯郸道醒悟黄粱梦》,明代的《邯郸道卢生枕中记》(谷子敬)、《吕翁三化邯郸店 》、《邯郸梦》(车任元)、《枕中记》(徐霖)。至于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中的《邯郸记》,更为世人熟知;在小说方面,有宋代话本《黄粱梦》、明清小说《飞剑记》、《东游记》、《续黄粱》、《黄粱续梦》、《反黄梁》、《弃名学道》、《枕中记》。这些作品的主要关目为“黄粱梦”。“黄粱梦”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续作和仿作之多,为其他作品所不及。其实黄粱梦故事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创作样本。“一个人在短短的梦境或幻境中,经历了许多年也有少数是几月或几日的悲欢苦乐与时事变迁,这样的故事,在欧洲文学、东方文献及口头传说中都有出现。”[1]本文主要以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枕中记》、《邯郸记》、《续黄粱》为例分析传奇梦幻故事的发展。

一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现就以上作品的主要情节、人物和主题列一表格(见文末表一)。

二

唐传奇是经过一番创造性的想象而写出的文字故事。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创作者必然具有心灵的运作,其“核心”乃是以鲜明而丰富的人事为主导,表达人物内在意志的诸多追求,在客观的世界中,辐射出一个充实而美好的缤纷人生。所以,故事人物的意志就是唐传奇描绘人生故事的一个总根源。《枕中记》中的卢生做了一个美梦,沈既济利用了梦与现实的差距,强调了虚幻的荣华富贵与真实中的生活的对比,显现了沈既济所要表达的主旨:荣华富贵一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就其创作动机而言是自觉的、有意的。

《邯郸记》取材于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但汤显祖在剧本中更多地融入了明代上层政治的特点,具有批判时政的用意。剧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奸佞丞臣宇文融与卢生之间的斗争,刻画了皇帝的昏庸和好色的本性,权贵之间互相倾轧、群臣趋炎附势的种种丑态。官场上种种伎俩、炎凉变幻,在剧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枕中记》相比,汤显祖《邯郸记》已经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汤显祖有史识、史才,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史学家。他在《答吕玉绳》中说:“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汤显祖对嘉靖、隆庆以来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有意进行研究。他接受了真可高僧的意见,不再具体研究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而是超越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哲理的层面,对封建政治进行了整体的思考。

弗洛伊德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如果说《邯郸记》的动机是记史,那么蒲松龄创作《续黄梁》的动机和目的是附之邯郸之后,进一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曾孝廉原已高捷南宫,仍贪心想高求宰相。作品揭露了这些位高权重的高官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讽刺了封建官吏结党营私、趋炎附势的卑鄙嘴脸。更可贵的是,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指出皇帝是这些贪官污吏的幕后黑手。通过冥司对曾某的惩罚,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吸血鬼”的愤恨,并且利用曾某来世所受的恶报——转世为乞丐之女,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续黄梁〉详细描绘了地狱的情形,并将鬼神视为正义伸张者,隐含作者愤懑的情绪与赏善罚恶的观念。作者以梦幻写现实,抒发自身的爱憎之情,并借此唤醒封建当政者,故其透露的思想意涵要比《枕中记》深刻,《续黄梁》描绘地狱之情形,实质上已转化为人间的情景,行为举止的本性全是人。文章使读者在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中,清晰地审视出人的命运,真实地反映生活状态,给予人的启迪和震撼很是强烈。

三

虚构是传奇的生命,唐传奇的这一创造将小说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从而使小说成为了一种真正的文体形式,具有了空前的艺术魅力。《枕中记》成功之处在于虚托梦境,实写人生,故事虽写梦境,但所提到的地点、时间、人物均与史实接近。卢生的梦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存在,在这超现实的世界中,却反映着现实生活。而这超现实世界的入口处就是瓷枕的小孔,在瓷枕中历经富贵显赫、出将入相的传奇一生。卢生一觉醒来,竟然是躺在客店里,梦境里数十年的人生,只不过是客店主人蒸黄粱米饭的一小段时间。为了追求艺术的真实,唐传奇作者往往站在故事人物的立场上追求逻辑的真实,它着重刻画符合现实的审美标准,为了使故事更加真实,作者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甚至是人物的真实姓名。其重点在于描写“枕”之奇,“梦”之奇。

《邯郸记》的梦境结构:执迷荣利到入梦发展到大彻大悟。在描述卢生梦境时,作者的神来一笔表现在:当卢生第一次平反,再造辉煌十余年后被倾扎的官场同僚诬陷,身当大狱前夕,忽然间,也在合乎情理之中,回忆起昔年,也就是梦境之外真实的人生时,衣短褐,骑青驹,扑扑于邯郸道上,作为一个普通人,虽不富贵,却也闲适无大凶无大折腾的生活,才感到平淡之可贵。不露痕迹的插入追忆使故事寓实于虚,也就加强了故事的真实和虚幻的错乱性,更增添了作品艺术魅力。

由于仕途的挫折,使汤显祖认识到官场和社会的腐朽,但他又找不到解决这种人格堕落、人性扭曲的途径,他只好借助名僧、神仙的点化,于是他把一切归之于梦幻。汤显祖企图用宗教的呼吁来唤醒当权者的痴迷,把逃避现实当作摆脱烦恼的出路。他曾向自己的朋友表达其痛苦莫名、出路难知、悲哀难告的心曲:“词家四种(按指‘临川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所以,它的基础是具有真实性的。高层政治的痼疾、士大夫的心态、人情的险恶,被作者以一种冷峻的笔调深入地刻画出来。传奇曲文简练纯净且顺畅老辣,讽刺尖锐而不动声色,在语言风格上另有一种境界。

显而易见,蒲松龄受唐传奇影响极深,其创作更是直接承自唐传奇而来。但是唐传奇作者往往站在实际的立场上追求逻辑的真实。而作为浪漫主义小说所写之事,是天下所无之事,它所呈现出来的真实不是生活真实,也不是事理真实,而是“意中所有”的情理真实。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2]《聊斋志异》却将笔墨放在故事人物场景的非现实上。它的故事发生在若有若无的寺庙或者荒郊野外,而很少描述实际人的生活时代和社会环境。但是其“描写委曲,叙述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正如明末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词》中所说的“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续黄粱》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时加鞭挞,对于民生疾苦深表同情,更加关心作品有益于“人心风化”。

四

唐传奇近于诗骚传统,传奇作品被称为“传记”,或按照“传记”来写作,其“传奇性”也即小说性必然降低。系文人利用史传之体 ,驰骋文才,发挥想象,以至出史入文,而为虚构小说之一体唐传奇是多重文学因素——包括志怪小说、诗赋、骈文及古文等因缘际会的产物[3],所以传奇作为“有意幻设”以显示“史才、诗笔、议论”的一种文体。它往往是“半空插入,花样翻新,精雕细琢,刻意为之”[4]。《枕中记》采用传奇体和史文结合的方式,尤以史文为重。在描写卢生梦境时,作者完全采用古代史书传记的笔法,叙事简洁扼要,甚至在梦境快要结束时,适当地插入人物评略,颇似史家体裁。当从梦境返回现实时,写作风格立即转为传奇体的铺叙。

明传奇是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形式,汤显祖强调“曲意”,注重“意趣神色”,为了“曲意”的充分表达,可以打破曲律的限制,更偏重于文学性。将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都体现出汤显祖剧作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 在塑造人物时,主要着眼于卢生的思想感情与内心世界。《邯郸记》的戏曲语言,既有元杂剧语言富有本色的传统,又融合有六朝辞赋、五代词的绮丽风格,自然、真切、质朴,又含蓄、空灵、清丽,形成了汤显祖剧作语言的独特风采。但作为戏曲,仍然存在着刻意求工的毛病,作品中流于雕琢纹饰的句子也有不少。

《续黄粱》适应小说叙事的要求,采用了唐宋以来古文辞日趋平易的一格,又揉合进了一些口语因素。叙事中运用了诗句、诗意,许多篇章还不同程度地带有诗的品格特征。有时也故作含糊,造成扑朔迷离的意味。其叙述语言较一般的文言文浅近,行文洗练而文约事丰的人物语言所占比重较大,也因人因事而多样化。在保持文言基本体式的限度内,人物语言有雅、俗之别。雅人雅语,杂用骈俪的句子;俗人语带生活气息,时而插入口头俚词俗语。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进一步拉大了与传记文的距离,更富有生活气和趣味性。

《枕中记》不十分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在性格,《续黄粱》已不再仅仅把情节的奇异作为它的主要审美趣味,而是有意识地在虚幻离奇的情节中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蒲松龄有意识地对小说艺术作了一种提升,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小说意识的自觉。《续黄粱》把人物形象塑造移到艺术构思的核心,使人物成为折射现实、反映理想的载体,较之《枕中记》,人物呈现出新的特质,它不但将文言短篇小说向更高的文学创造领域推进了一步,而且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1]丁乃通著:《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黄永林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冯镇峦:《读聊斋杂说》,选自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凌郁之:《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60页。

[4]王枝忠:《鲁迅古典小说考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由亚萍 福建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 3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