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民

摘 要:从选文作者构成的角度对人教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的分析,发现新作者多、外国作者多、中国古代作者多、不同身份的作者多等特点,而传统名家作者少、女性作者少、少数民族作者少、同龄作者少等不足。这些发现可为编审者、执教者、研究者提供参考,以便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弥补和改进,确保教学质量。

关键词:语文教材;作者构成;选文分析;弥补;改进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09)11-0020-03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审美情趣,主要以课文为凭借。范文的选择和加工,将决定教科书的质量。因此对教科书选文进行分析就显得十分迫切。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关键词“语文教材”、“选文”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对教材选文研究的文章不乏其数,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选文进行了研究,但从选文作者的构成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所以笔者通过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新编实验教材选文的作者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新教材选文作者中新作者多、外国作者多等特点,而传统名家作者少、女性作者少等不足。

二、分析的对象及界定

本研究分析的教材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7~9年级),这套教材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初审通过。所统计的文章是这套教材中的所有课文,对于教材中的诵读欣赏及推荐文章不做统计。

三、统计方法

课文中出现的所有作者按性别、身份、国别及年龄等项分别进行统计,将教材中出现的中国作者按民族、年代分别进行统计。统计中身份分为作家、科学家、官员、学者;国别分为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年龄分为成人与同辈;民族分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年代分为古代、现代、当代。

四、统计结果

五、统计结果分析

(一)“四多”体现教材选文的特点。

1.新出现的作者多,体现选文的时代性。

选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部分和文本基础,也是语文教材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上个世纪末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社会大讨论中,教材选文内容陈旧,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曾是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新版教科书大胆选取了大量以往未见于语文教材、能凸显时代精神的作者的精品文章做课文。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当代作者占很大的比例,像刘成章、杏林子、周苏珊等这样一大批优秀当代作家的出现给教材增添了新鲜的气息。即使现代作者,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鲁迅、朱自清等人,也出现了很多新面孔。外国作家的阵容也不再是一片“红色”,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都有选择,如星新一等人的作品入选教材,这是以前的教材编选者难以料想到的。

2.外国作者多,体现选文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教育是现代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帮助学生了解并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尊重与自己不同的其他民族文化,以消除种族歧视、构建和谐世界的教育。一个勇于吸收人类文化尤其是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从表三中可以发现新版教材中,外国作者共有35位,占到教材选文作者的21.42%,相对以往教材来说外国作者所占比重明显增多,而且国别数目也大大增多,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选取外国作品时过于集中在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状况,真正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学生了解和尊重多样化文化,培养他们的全球性文化视野和吸纳人类优秀文化的态度和意识。

3.中国古代作者多,体现选文的民族性。

一个国家的灵魂就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本国的基础学科中体现民族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是每个国家教材编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从表二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作者在全套教材选文中所占比例较大。这些作者都是历代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编教材增加了许多有份量的体现民族精神、反映民族文化作者的选文,这是新版语文教材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4.不同身份的作者多,体现选文的广泛性。

统计结果显示教材中的作者身份非常广泛,除了作家这个主体之外,还有学者、科学家、官员。学者与科学家也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如学者中周国平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研究者,吴冠中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苏霍姆林斯基则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等;科学家中有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等。选文内容涉及自然、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

(二)“四少”反映教材选文的不足。

1.传统名家作者少,选文典范性不够。

统计结果显示中国文学部分当代作者有42人,占全部中国作者的33.8%,而现代作者有31人,占全部中国作者的25%。当代作者的选文特别是近十几年的作品,有的是上乘之作,但有的却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就曾指出教材中某些篇目在语言文字、表现手法、审美情趣、思想倾向等方面存在有待商榷问题。[1]这些当代作品与现代名家作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什么实验教科书要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文学表现出如此的冷漠?为什么要对那些传统名家名作进行如此大的“颠覆”?笔者分析可能是考虑到要体现选文的时代性。对于“时代性”与“典范性”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顾黄初、顾振彪两位先生早就指出:“我们应该清楚语文教学毕竟是以学习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为基本任务的,所以对于范文的典范性应当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无论是用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文体语体、修辞逻辑,都应当‘堪为模式。不能因为时代性而牺牲范文的典范性,因为只有具有典范性的范文,才‘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2]

2.女性作者少,选文的性别比例失衡。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人教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中一共选编了189篇课文,共163位作者,其中有8篇课文作者不详,占全部作者的4.9%,男性作者138人,占课文作者总人数的84.66%;女性作者17人,占10.42%。很明显男性作者在教材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教材中一共安排了55篇中国古代的文章,占课文总数的33.74%。而55篇课文的作者除了李清照是女性外,其余54位都是男性或者原文作者无从考证,但是其出处是由男性编撰的典籍。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但是在选编课文的时候也不能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和文化的现状,而应该尽力避免它给我们带来的偏见和刻板的观念、做法。

3.少数民族作者少,选文的文化构成欠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真正达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和睦相处是我们始终面临的问题。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每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最终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的学生有必要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这种了解不仅是少数民族了解汉族的文化,而且也应该包括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的视野和胸襟,使之能够理解与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是语文教学理所当然的责任。在这方面,课程或者教科书应该是最好的媒介。统计结果显示,这套教科书少数民族作者只有蒲松龄、萧乾两位作者。虽然因为我国民族众多,要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反映在教科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语文也不是单独的进行民族知识教育的学科,但是在一套语文教科书中只有两位少数民族作者,且不说两位作者的选文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内容,但从数量上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缺陷。

4.同龄作者少,选文的共鸣性欠佳。

统计结果显示:人教版实验教材作者全是成人作者,同龄作者缺失,选文中也有几篇反映儿童生活的文章,但也都是从成人的视角着笔的。这一结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无论是旧教材还是新教材,因为编者的水平很高,有话语权的研究者的水平也很高,所以教材的编写理论成了成人与成人的对话,眼光是成人的眼光,标准也是成人的标准。应该说,适量反映成人人生观、世界观的文章确实可以在中小学生的心灵上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但数量过多或不顾学生的接受能力时,结果会事与愿违。因为“真正把他们联系起来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3]。如果学生不能从教材的学习中接触、理解那些与自己有相同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教育习得是被迫的。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文化更为关注学生的同辈群体文化成分,加大所占的比例。在这方面北大女生王海桐的《北大是我美丽羞涩的梦》入选粤教版教材,成为教材改革的佳话。

六、结语

语文教材选文的研究一直是语文教育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的视角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微观的,着眼于文本,即研究教材中的单篇课文,研究它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疑点、重点或难点;一种是中观的,着眼于一册或一套语文教材,研究它的选文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诸种问题;一种是宏观的,着眼于语文教材选文的背景、原则及呈现方式等。这三种研究视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中,都有人在研究,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在笔者所及的视野中没有发现有人从教材选文作者构成这一角度来分析的,本文试图尝试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对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有所启示,对语文教学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丁尔纲.对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部分选文的商榷——兼及教学方法的改革[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11.

[2]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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