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肖依

［摘要］ 因地理环境相似，中亚人群长期进入河西走廊，并与华夏中原地区保持联系。这其中，月氏人很可能沿着绿洲频繁往来于东西方，并于先秦时期在河西走廊留下了如骟马文化这样的遗存。秦汉时期的昭武城（今甘肃临泽一带）很可能是月氏人西迁前在河西的某个政治中心。这个概念一直留存于月氏后裔的记忆之中，而且“昭武”美称广泛流传于内亚，因此，才有后世显著的“昭武九姓”。入华月氏横亘绵延于上古中古、丝绸之路，其后裔“昭武九姓”则似乎起到了终结中古、引发近古的关键作用，他们一并深度融于华夏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内陆亚洲深度连接中多种族群、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

［关键词］ 昭武； 月氏； 河西走廊； 内陆亚洲； 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K203；K3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123-08

“昭武九姓”是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族群，他们在中古时期遍及整个东亚。关于“昭武九姓”的商贸活动、传奇故事、融于华夏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多种族群、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互利共生的典范。

要谈“昭武九姓”，就必然要谈他们的族属来源，这自然就涉及祁连山北昭武城的问题。今本《魏书·西域传》全抄自《北史》，虽然经余太山辨析，有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公元5世纪左右的史事，但涉及“昭武”部分当仍属隋唐时期［1］。《隋书》《北史》中《西域传》俱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2］［3］后文又详细叙述安国、米国、史国、漕国等国王皆姓“昭武”。这些亚洲中部的国家正是所谓的“昭武九姓”，至少在唐代初年中原人士的眼中，他们是来自于曾经居住在河西的大月氏。近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昭武九姓”迁入中原后为自己攀附的族源，把“王姓昭武”与“昭武故城”勉强牵连［4］。虽然这种追溯也是一类华夏认同，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昭武九姓”与昭武城、月氏人有着直接的渊源。

有关月氏人的研究，学术界关注已久，自王国维时代就聚焦其名称及族属、分布与迁徙，后来借助中外交流史、丝绸之路研究的东风，研究更加广泛深入，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更聚焦于“中时段”，或论秦汉、或论魏晋、或论隋唐，对绵延于上古中古“长时段”中的月氏人关注明显不够，这也正是本文力图依靠的观察点。

一、环境、通道、人群：内亚交流交往的前提

人群的迁徙总是向着舒适的生活环境，特别是能够与自己既有的生活生存方式相适应的地方。中亚两河流域到葱岭一带的地理地貌、自然气候与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的情况非常相似，同属亚洲内陆特征，即使是高山融雪下的绿洲，其又被沙漠戈壁分割成了若干区块。戈壁绿洲经济的生业模式是类似的，这才是塞种、乌孙、月氏、粟特等族群能够不断东迁、落户河西的基础。在迁徙路途中，自然条件也要允许。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相对来说温暖潮湿，从中亚到河西的高山积雪没有后世严重，山下绿洲也更加绵延，特别是像后来的“死海”罗布泊在那时也是广袤湿地，迁徙途中没有巨大的困难，这都是有利于人群长距离活动的因素。另外，天山与大沙漠之间本就约束出了几条大道，翻越阿赖山和费尔干纳山的通道也相对容易和稳定。更为关键的是，类似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欧亚大陆形状东西长、南北窄，各地气候相似，有利于物产和技术的交流，学者徐黎丽也认为欧亚大陆占据的广泛中温带为人类定居及繁衍、互动及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条件［5］。

一般认为月氏人是公元前2世纪左右生活在河西走廊，之后因匈奴向西进攻遂被迫西迁至中亚。而在此之前的河西走廊就已经显示出沟通我国西北与中亚、西亚的事例。首先是东传：约1万年前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小麦，向四周扩散，至河西走廊的时间大约是4300年前，这已经属于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小麦遗存时间之一；权杖头是约8000年前西亚大量出现的象征权力的器物，一路东传，大约在4000年前流入中国西北、河西走廊；青铜冶炼技术、土坯建筑的东传情况与权杖头类似［6］；家马于距今4000-3600年从中亚传入甘青地区，河西走廊应是关键通道；有不少学者认为和田玉传入中原的时间是在夏商时代，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在半坡遗址中出土了使用和田玉制成的玉斧，这表明了“在6000多年以前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已由‘玉石之路东进中原”［7］，其运输路线或从青海，或从河西走廊。其次是西传：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沿着甘肃中部—河西走廊—新疆—中亚一线自5500年前持续西渐［8］；约1万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粟黍，向四周辐射，约5000年前进入到河西走廊，约4500年前进一步西传到中亚地区［9］。

由此可知，这条在时空上持续绵延的通道在月氏人活动、丝绸之路正式确立以前就一直存在，尤以中亚的两河流域最为关键、特为枢纽。多种物质、技术、文化的传播交流，必然伴随着人群的移动，游牧在中亚腹地的斯基泰人（塞人）自然承担了这个重任。梁荀济《论佛教表》称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10］，可知塞人似乎也曾生活在河西，也许正是随着塞人的大规模东迁，其周边的乌孙、月氏人方才来到河西走廊，姚大力等学者也认为这些人群应当操原始伊朗或东伊朗共同语［11］。

在这里，我们没有简单地认为月氏原居河西，因受匈奴逼迫西迁到了中亚而能迅速壮大。结合普遍认可的乌孙古坟来看，其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那么与乌孙、塞人关系密切的月氏活动轨迹也可由此推知。日本学者小谷仲男认为：“月氏和贵霜王朝都是以阿姆河流域为根据地的同一游牧民族集团。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作为骑马游牧民族进入中国西北边境，比游牧更热衷于商业活动。”［12］月氏人先东迁河西又西迁故地，因此才能与同种族群合流，仍沿用以前的习俗、文化、体制［13］，才能迅速壮大、统合中亚。长期从事印欧民族起源研究的美国学者C.G.R.本雅明也赞同月氏人的这个迁徙趋势，只不过他将月氏进入河西的时间提前了1000年，这是他在特别关注了甘肃和中国北部的史前考古文化后得出的观点［14］。然而，也许本雅明没有考虑到较早进入甘青宁地区的西来人群可能是自北而来带着欧亚草原文化、接近奥库兹涅夫文化的大蒙古人种［15］，因此把月氏进入甘肃的时间过分提前了。如结合本雅明和小谷仲男的说法，则公元前800年左右当为月氏迁徙河西的时间，而这个节点似乎正是骟马文化的起始年代（西周中期）［16］。

二、骟马文化与昭武古城：月氏人短暂在河西

中亚多种人群可能在几个世纪中持续向东迁徙，最东的支脉似乎已经到达了关陇地区——汉代设有月支道。从后来“昭武九姓”的分布来看，这种已经远离戈壁绿洲的活动，也不算奇怪。

在这个迁徙过程中，一定途经今天的新疆地区。根据王建新、热娜古丽·玉素甫等人在最新新疆发掘的考古信息，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东天山地区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间的融合达到峰值；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其文化类型则出现了“北方传统”和“西方传统”共存、“河西因素”减弱的情况［17］，这些都很可能体现了中亚人群不断向东迁徙的痕迹。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主要活动的河西走廊存在的文化类型主要是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有一些学者认为沙井文化对应月氏文化。然而，沙井文化内涵极其复杂，学术界对其族属的判断向无定论。以李水城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则认为，沙井文化不一定对应为月氏遗存，其当属羌戎系统，葬俗、青铜器、陶器与鄂尔多斯、宁夏地区存在紧密联系，反而分布于河西西部的骟马文化与月氏的关联更加密切［16］［18］。骟马文化的几个特色颇能与古书中的月氏人记载相对应：其一，骟马文化遗址中屡次发现的古玉矿，很可能与古文献中的“禺氏之玉”有直接联系，“禺氏”即是月氏。其二，骟马文化的范围是哈密与张掖之间、河西走廊西部，这正与《史记》所言“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19］直接对应——此祁连即是河西祁连，也就是悬泉置汉简中的“祁连置”［20］、《西河旧事》所云在张掖酒泉之间的“祁连山”［21］。从这个角度看，沙井文化与月氏关联不多，与月氏关系密切的乌孙也不应当分居河西走廊东西两部分，《汉书》所载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22］值得相信，学者王建新所谓沙井文化“应该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及其先祖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3］也有一定道理。浑邪王、休屠王部分离自匈奴本部或鄂尔多斯一带而很早就进入河西走廊东部生活。秦末汉初匈奴崛起后，他们才又被统合进入匈奴建立的草原帝国，并因与月氏、乌孙毗邻而作为匈奴“西攻”前线。可为佐证的是，骟马文化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就衰落了［24］，这与史籍上所记载的匈奴攻破月氏的时间基本一致。

《后汉书》对小月氏的原驻地记载明确——张掖、酒泉间，而小月氏正是大月氏西迁后“奔南山”而遗留下来的。那么，原先大月氏的主要人群应当活动在山北，范围仍旧在张掖、酒泉之间，这正是汉代昭武县的所在位置。昭武九国国君各有姓氏，又云“皆氏昭武”，其实“昭武”当为王号或官名。汉代张掖郡之觻得县出自匈奴王号，张掖郡的另外一个县——屋兰县，亦当名自匈奴乌黎王之号。因此，与匈奴欧脱王、楼烦王的因官称得名类似，“昭武”很可能也是匈奴中一王号，而命之以地名。日本学者吉田丰认为“昭武”很可能是布哈拉语的“宝石”一词、乃至于中亚英雄■ amuk的名字［25］。另外一个可能的对音，也需要注意。英国学者贝利指出“张掖”是对东伊朗语*Cham-yaka的音写，意为“设防之地”［26］，其前半部分Cham-也非常接近“昭武 t■ i？覿u miu”之音。张掖与昭武的关系非同一般——《汉书地理志》列觻得于张掖郡之首、意为郡治，这大致反映的是西汉后期的情况。而据《悬泉汉简》所载“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有学者指出早期张掖郡郡治在昭武［27］，且现今昭武村以南尚存绵延18公里的汉墓群，规模当超过黑水国（汉觻得遗址）汉墓群。总之，读音近似“昭武 t■ i？覿u miu”的东伊朗语词汇当长期在内陆亚洲广泛流传，在河西作为地名，在粟特作为尊号。直到隋唐，粟特地区的九姓胡因与中原频繁交流而被人熟知其王号“昭武”［28］。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河西之昭武确与月氏后裔之昭武有着紧密联系，其反映的正是亚洲内陆大范围、长时段、多文化的持续交流交融。

虽然在《史记》《汉书》中称月氏为“行国”，但有学者指出这属于司马迁、班固的误解，从中亚到西域再到河西走廊一带的绿洲经济模式既包含部分的“逐水草而居”，同时属于“典型住牧生业形态，都拥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29］。月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完全是游牧，种植、筑城也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农牧并重应是月氏人得以迅速发展和强大的基本保障。汉代昭武城很可能就是月氏人在河西的某个政治中心的遗存。据李并成的介绍，上个世纪50年代，今昭武村附近有一古城遗址，长宽约280米，墙高约2米［30］。但经历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地面建筑遗迹了。关于昭武城的出土文物，李并成介绍说1941年卫聚贤和冯国瑞发现有多种汉砖；但这个说法属于以讹传讹，因为冯国瑞他们是把今黑水国古城当成了“汉代昭武”，因此留下了这个观点。

因为月氏经历了长时段和长距离的迁徙，其人种上必然是杂糅的，因此目前学术界往往对其有不同的判别，或认为月氏人属羌氐、古藏族、古突厥、东夷、吐火罗、印欧人、斯基泰人等。材料纷繁，指向不同，这正说明月氏人本来就是一个复合族群，正如著名史家岑仲勉所说，月氏人当来源于原始突厥、斯基泰、羌氐部族［31］。王建新等人在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都表现出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间融合的人种特征”［32］。

月氏西迁后，仍有不少留居河西的部族，史称小月氏。也许正是这样的族群分布，使得河西与中亚的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故事更加广播。因此，张骞才能有目的和方向地不断向西探索。悬泉置汉简中的记载也颇能说明月氏与河西乃至中原的联系——“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月氏、乌孙长□凡□□□……”（Ⅰ 91DXT0309③：59）“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福使苏赣皆奉献言事……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V 92DXT1210③：132）“□□□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II 90DXT0216②：702）［33］。更为重要的是，汉简中出现的“翖侯”直接与《汉书》中所谓“五翖侯，皆属大月氏”［34］的记载相呼应。也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佛教借由中亚月氏及其后裔传入河西及中原，早期的入华高僧很多都以“支”为姓氏［35］，更说明了月氏及其后裔在内陆亚洲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价值。

三、昭武九姓：月氏后裔参与历史、融入华夏

西迁后的大月氏（包括贵霜）自汉代到唐代长期在粟特地区保持统治［36］，一直与河西、中原保持频繁的联系，未曾中断。也许我们可以从相对丰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料中来溯源分析中亚两河流域地区的人群在河西或是昭武城周边的交往交融。

学者往往据《史记》《汉书》所谓“空无匈奴”“地空无人”而认为浑邪王、休屠王二部迁徙内地后河西十分空旷。但事实上，考虑到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通信能力，任何一次看起来整族整部的搬家，都会遗留有不少部众。剩下的部族成员，有的会沿用先前的族号，有的则会认同于另一个稍强的部族，以便获取资源、利益。当这个稍强的部族持续壮大时，其他族群也就更倾向认同于这个部族，这也就是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所强调的“结构性失忆”与“族群认同的工具性”［37］。小月氏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族群逐渐与邻近的羌人、匈奴、汉人等杂居、融合，又因世居卢水一带，遂逐渐形成卢水胡［38］［39］。留居在河西的卢水胡后来建立了北凉政权，并在灭亡后将保留了汉晋风度的五凉文化带给了北魏，甚至影响到了隋唐；东迁关陇的卢水胡后来由郝奴在长安建立过短暂政权，北魏卢水胡的盖吴起义也影响甚大。但自北魏中期以后，卢水胡完全融于华夏，史籍不再记载其名。

小月氏迁入河西走廊南山后，有一部分继续南下至河湟地区，逐渐形成“义从胡”，成为董卓的重要兵源之一，并随其大量迁居内地，起初分布在关陇地区，后来流散到河东、河北，很可能为羯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石勒手下十八骑有支雄、支屈六，被认为是明显的月氏（支）改姓［40］，其余人等也多来自西域，甚至石勒本人也被学者推定为西域石国后裔［41］。这样就再次把中亚—河西—中原联系到了一起。

大月氏返回中亚故地后，其后裔建立了贵霜帝国，至公元3世纪后衰落分裂为很多小的绿洲邦国，分布在索格底亚那、费尔干纳、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也就是北朝以后中国史书记载的“昭武九姓”之国。学者冯培红指出，十六国时期始终都有如康、史、安、曹、何等姓族及其后裔活动在河西，往往形成大族并左右五凉政局［42］。有些大月氏后裔入华不久，虽然身上还留有中亚印记（粟特聚落、萨宝组织、信奉祆教），但长居河西后也与华夏人群有了充分的融合，不仅在血缘上，更在文化上。以北朝时的河西安氏为例，安伽一族很可能东迁河西不久，其父子两代人名都是胡语、安伽又担任萨宝；安吐根、安诺槃陀也家在河西、出使漠北；但稍后至隋代，帮助唐朝收复河西的武威安修仁、安兴贵兄弟则汉名显著，张掖安怀之祖朝从甘州迁居洛阳，安氏的祖先追溯也从“安国王子”“安西苗裔”逐渐转变为“帝喾苗裔”“轩辕帝孙”［43］。而且他们在北朝时应当保留了一些有关自己族属来源的记忆，知道自己与西迁月氏的关系，也知道祖先曾在河西走廊活动，自然将“祁连山北昭武城”作为类似郡望一样的符号普遍散播。更为重要的是，由魏晋时代的情况向前追溯，我们发现早在两汉时很可能在河西地区就已经有了月氏人再次东迁后形成的聚落、大族——汉简中在汉代张掖地区发现有很多康、史、安、曹姓人名的出现［44］；两汉之交有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高僧竺法护本为月氏人、支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魏时期有大量的“支”姓僧人进入中原传播佛教，都是月氏（支）后裔。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就是支娄迦谶，他在河西和中原地区翻译了大量的大乘佛经。稍后又有支曜、支亮、支谦，在中原传播佛教的影响非常大。冯霞《论月氏人入华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对汉魏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月氏僧人进行了统计，一共18人，并且通过综合分析指出：“月氏僧人在传播佛教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学习儒家文化，为月氏人后裔内迁、汉化提供了契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两晋三国时期还引发了儒佛、佛道之争，正是在这一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佛教教义被上层统治者和下次民众广泛接受。”［45］支姓僧人虽不属“昭武九姓”，但仅从姓氏上就能分辨出他们是典型的月氏人后裔。他们广泛活动在内亚腹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佛教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拓性贡献。

据荣新江等学者的研究，唐代的“昭武九姓”更加深入内地，所承载沟通丝绸之路的职能更加突出［46］。与此同时，康、史、安、曹、何、米等姓族普遍与华夏各族通婚，其祖先及地域认同渐与西域脱离而与华夏深度融合，彻底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唐朝甫入中原的昭武九姓胡人也能迅速完成身份及文化的交融——安菩一族自唐初入华，从郡望、职官、墓葬形制等方面来看，几十年间华化显著［47］。唐代中期入华的米氏一族，在“安史之乱”后迁居河北，其子有担任地方侍卫者、出家为僧者以及参加科举者，这都是入华中亚胡人汉化的表现［48］。以昭武康氏而言，早期的康敬本自称出自康居、迁居张掖、内部通婚，这是熟悉族源、强调西胡；而后的康希铣一族，皆称出于姬姓、居于江南、嫁娶汉姓、精通文学儒学［49］。以月氏人的直系后裔“支”姓人群为例［50］，他们从西域迁至河西，再到中原和江南；《支彦墓志》称其是酒泉人，这是不忘祖居之地；同时又说自己是周大夫伷的后人，旨在表明支姓是华夏正宗；《支敬伦墓志》《支成墓志》《支谟墓志》记志主爱好儒学、文化修养很深［51］。

最后，可能经由北亚前往辽西的突厥化“昭武九姓”安禄山与史思明对强盛的李唐王朝给予致命一击，史思明的《谥册》《哀册》皆称之为“昭武皇帝”；继之而起的河北藩镇割据中仍有很多月氏人后裔参与其中，甚至后来沙陀政权中“昭武九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者如安敬思、安重荣、安重诲、康义诚、石敬瑭等［52］。入华月氏横亘绵延于整个中古时代，其后裔“昭武九姓”则似乎起到了终结中古、引发近古的关键作用，他们一并深度融于华夏历史的发展进程。

四、结语

和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族群一样，“月氏”不过是多种人群的统称。因月氏人长期在中亚与中原之间的频繁往来，其族属、文化、经济活动更加复杂；也因如此，在月氏漫长的人群流动中，河西走廊是他们的必经地、留驻地。

很难说究竟是在月氏人的哪一次迁徙中，东伊朗语的地名、昆仑玉文化、佛教、祆教、香料、玻璃得以向东传播，又在哪一次交流中彩陶、丝织品、农业技术得以向西流动。不仅如此，北亚草原文化也常常借由月氏人的活动，播散到更南的内陆亚洲。月氏人及其后裔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不曾断绝。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贸文化，华夏文化、中亚文化、波斯文化，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这些都是月氏人神秘面纱下的一部分，多元文化在他们不断的迁徙中交流交融、互利共生。

“昭武”及昭武城正可作为月氏多元文化汇聚的例证。“昭武”一词广泛流播于内陆亚洲之中——向西，它可能是伊朗或亚美尼亚的英雄名字；中亚，它可能指的是一种宝石；向东，它可能是河西走廊中部的“设防之地”“彰显武力之地”；汉代、北朝、唐代都有它的身影；要之，它很可能是内亚族群长时段认可的一个高贵美好的词汇，而这确需大量、高频、长期的人群交流交往。昭武城（县）正处在河西走廊的蜂腰位置，又处在黑河绿洲的腹地，更处在长城地带、农牧交错带上。既是丝绸之路来往的必经地点，也是物产丰富、农牧皆宜的绿洲，这正与月氏人的多种属性相适应。再加上此地是骟马文化的前哨，拥有超过黑水国（汉代觻得）的汉墓遗存，《悬泉汉简》所记“府下”之信息，昭武城很可能就是月氏人西迁前在河西的某个政治中心的遗存，这个概念很可能一直留存于月氏后裔的记忆之中。“昭武”美称广泛流传于内亚，因此才有后世显著的“昭武九姓”。入华月氏横亘绵延于上古中古、丝绸之路，其后裔“昭武九姓”则似乎起到了终结中古、引发近古的关键作用，他们一并深度融于华夏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多种族群、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

总之，昭武城和月氏人是中国古代东西交通繁荣的长期见证，也是内陆亚洲多元文化、多种族群交流交融、互利共生的绝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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