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方欣 刘洁

北京聯合大学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Jan. 2024Vol.38 No.1 Sum No.137

DOI：10.16255/j.cnki.ldxbz.2024.01.001

［收稿日期］  2023-11-30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支持计划项目（BPHR20220228）。

［作者简介］  魏方欣（1979—），男，山东郓城人，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核与辐射安全。

［通讯作者］  刘洁（1983—），女，河南林州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管理与战略管理。E-mail：jie.liu@buu.edu.cn

［摘  要］  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核安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核安全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科学认知和公众认知两个角度对核安全的内涵进行阐述，提出核安全是一种客观存在，安全与不安全均具有明确边界，但不同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对边界的认知存在差异。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对核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全球最高安全要求，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及提升核安全监管效能。要实现核安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核安全边界，构筑更加严密的标准体系；开展核安全监管效能评估，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实施核安全循证决策，提升决策科学性；开展包容性公众沟通，提高公众认知度；构建国内国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核安全整体水平。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核安全；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循证决策

［中图分类号］  TL 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0310（2024）01-0001-06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for Nuclear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I  Fangxin1， LIU  Jie2

（1.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Centr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82， China；

2.Business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Abstract：  Nuclear safe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afe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at is nuclear safety” is elabo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public cogni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nuclear safety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there are 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safety and unsafet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on of boundari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under different time and spatial conditions. In the new era，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nuclear safety， including the highest global safety requirements， absolute safet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uclear safety，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afe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nuclear safety boundaries and build a more rigorous standard system; conduct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implement nuclear safety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scientificity; carry out inclusive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nuclear security at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nuclear safety；nuclear safety community；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0  引言

随着核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核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战略利益、人民生命健康、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2］，并在2016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倡导打造全球核安全命运共同体［3］。在国家核安全观的引领下，基于半个多世纪的核安全管理和监管实践，我国构建了以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人才支撑、文化引领、社会参与、国际合作为主体的核安全治理体系，核安全防线更加牢固［4］。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4年1月第38卷第1期魏方欣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核安全的理论内涵与实施路径

然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核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5］。第一，国家对核安全的要求更加严格。国家安全不容有失，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建设新机组，按照最新安全标准改进已建机组，强化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6］。第二，核电发展规模不断增大。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54台，居世界第三，在建机组24台，居世界第一，核电发展速度远超国际平均水平［7］。同时，核电机组类型众多，部分新堆机组事件频发，安全监管面临巨大挑战。第三，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引起公众对核危害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日本福岛核事故对核能发展带来重创，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安全性的质疑，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进一步加重了国内公众对核辐射

的恐惧和排斥心理，核安全的认知基础面临巨大冲击。第四，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加剧了我国核安全面临的外部压力。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核电“走出去”带来不利影响，也使核安全成为限制我国核电发展的因素之一。

核安全兼具科学和社会学特征，事关国家和经济发展大局，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核安全的新要求，做到万无一失、绝无一失，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需要持续研究的科学和认知问题。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在初步摸索阶段，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本文从科学认知和公众认知两方面对核安全进行分析阐述，并总结提出核安全的理论内涵和实施路径，以期为提升公众认知、助力核电安全的有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1  核安全的科学认知

1.1  核反应与射线

核能和核技术的利用来自原子核发生核反应时产生的能量和原子核自身衰变释放的射线，同时这也是核安全风险的来源。这是核的一体两面，在供给人类能量、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产生潜在危害。与核相关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放射性核素，放射性核素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

一种来源是自然界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原子核内有不同数量的质子和中子，通常所讲的元素是具有相同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对于同一种元素，不同的中子数代表不同的同位素。某些元素同位素的原子核是稳定的，有些则不稳定，会自发衰变，释放出粒子，转变成另一种同位素或元素。这些不稳定的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释放出的粒子包括α、β、γ等。这些粒子均具有一定的能量，一旦与人体接触将造成细胞损伤。

另一种重要来源是核反应，即人工放射性同位素。核反应包括核裂变和核聚变，目前已在民用工业中应用的是裂变能，如核电站。铀

-235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裂变成两个或多个中等质量的原子核，同时将损失的质量转化为能量释放出来。1g铀-235完全裂变释放的能量约等于燃烧2.8t煤。要维持这种核反应，使其持续提供能量，一是要有初始中子的轰击，二是在核反应发生后要有稳定的中子供给。初始中子通常由外部中子源提供，如锎-252中子源。核反应发生后的中子来自铀-235自身裂变过程中释放的两三个中子，这两三个中子触发其他铀原子核发生新的裂变，再次产生的中子又触发新的裂变，持续反复，形成链式反应。一旦中子数量减少，链式反应将会减弱直至停止。因此，中子及其数量与核反应的发生和持续直接相关，控制中子数量也就控制了核反应的进程。

在核反应堆中，控制棒用于实现对中子数量的控制，控制棒由银-铟-镉合金等可以吸收中子的材料制成。将控制棒插入反应堆芯中，控制棒将大量吸收中子，导致堆芯的中子数量急剧减少，使链式反应最终停止；拔出控制棒，核反应重新启动。

1.2  放射性危害与风险

放射性粒子对人体的危害源自其将能量传递给有机体所造成的改变，即生物学效应，这种效应表现在细胞的变化上。放射性粒子携带的能量改变了原子和分子，对细胞造成损伤。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強度可用活度来度量，表示每秒钟衰变的次数。人体吸收的粒子能量可用剂量进行度量，剂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对细胞损伤的程度。在效应发生的机理方面，这种生物学效应分为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确定性效应与剂量大小有关，放射性核素的剂量如超出某一阈值将对细胞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可致人死亡或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随机性效应与剂量大小无关，可改变细胞，引发癌症或产生遗传效应。

放射性同位素的存在是核安全问题的源头，但并不是必然带来安全问题，主要原因为：一是放射性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如γ射线在空气中的传输距离约为50m，X射线约为30m，α和β

射线则更短，并且设置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将其阻挡；二是人体接触的放射性粒子数量超出一定数值才会带来需要关注的健康影响；三是由于自发衰变，放射性同位素的放射性危害会随时间衰减，直至可以忽略的水平。

1.3  核安全的控制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的安全要求和安全导则，核安全与核安保领域具有7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无论是反应堆、燃料池还是放射性废料贮存库，都必须得到维护，保证核设施的物理完整性；所有安全保障系统和设备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业人员必须能够履行各自的安全和保安职责，并有能力在不受不当压力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所有核设施必须从电网获得安全的场外电力供应；必须有不间断的物流供应链和运输；必须有有效的

场内和场外辐射监测系统以及应急准备和反应措施；必须与监管机构和其他人员进行可靠的沟通。

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核安全的基本安全目标是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8］。为实现上述目标，核设施及核活动的实施需要满足“合理可行尽量高”的国际安全标准，主要措施包括［8］：对人员可能受到的辐射照射和向环境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控制；对可能导致反应堆堆芯区域、铀燃料链式核反应、放射源或任何辐射源发生失控事件或事故的可能性进行限制；一旦发生上述事件或事故，应减缓或降低其后果的危害性。

在基本安全目标之下，核安全的实施需遵守10条基本原則［8］。

1）安全责任。对于可能产生放射性危害的设施和活动，其负责人或组织须对设施和活动的安全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2）政府职责。必须设立和维持有效的立法及政府安全体系，包括具有独立性的安全监管机构。

3）对安全的组织与管理。在可能导致放射性危害的设施和活动中，以及在与放射性危害相关的组织内，必须建立和维持对安全的有效组织与管理。

4）设施和活动的正当性。可能导致放射性危害的设施和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必须大于付出的代价。

5）防护的最优化。必须就辐射防护实施最优化措施，以达到“合理可行尽量高”的安全水平。

6）限制对个人造成的危害。对放射性危害的控制措施必须保障任何人员均不会受到不能承受的危害。

7）保护当代和后代。必须保护当代和未来的人员及环境不会受到放射性危害。

8）事故的防范。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以防范和减缓核事故或辐射事故的发生。

9）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必须就核事故或辐射事故进行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的安排。

10）采取必需的防护行动减小当前或未纳入监管控制的放射性危害。必须证明为减小当前或未纳入监管控制的放射性危害而采取的防护行动的正当性并对采取的行动进行优化。

这些基本安全目标和基本原则构成了核安全的国际治理体系，从国际层面提供了核安全体系的基本架构。

2  核安全的公众认知

2.1  核安全的本质属性

在严格细分的科学范畴，通常根据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安全控制措施的主动或被动属性、安全问题发生与演变的特征，以及放射性后果的性质与大小等方面的不同，将与放射性相关的安全问题分为核安全、辐射安全、放射性废物安全和运输安全4大类。此处的核安全是指由核反应直接导致的安全问题，以是否有可能发生核反应事故作为核安全概念的边界，如福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但从一般的公众认知角度看，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和后果才是区分安全的本质因素，所有在影响机制和后果方面与放射性相关的安全问题均应归于核安全问题。安全是与对人和环境产生危害后果的性质密不可分的，对于同样是由放射性（放射性核素）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人为区分是否发生核反应或者来源领域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因此，从公众认知角度看，核安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所有与放射性所致危害相关的安全问题均是核安全问题，这是由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这一本质原因决定的，也可以称之为核安全的本质属性。

2.2  安全边界的不统一

虽然国家制定了安全标准，但公众和社会对安全标准即“什么是安全的”存在不同的认知。在评估某类物质、设施或活动是否安全时，通常存在3种概念：一是考虑危害的绝对值边界，即最大能造成多大危害，不管发生概率的大小，如核电站；二是考虑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事情一旦发生就构成了安全问题，不管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值不值得关注，如核电站某个管道出现停堆或安全标准之下的异常排放、汽车发生剐蹭等；三是同时考虑危害发生的概率和造成的后果，即风险的概念。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和有关国际社会认为，只有使用风险概念，才能建立一个让公众、核行业与监管当局均能理解并达成共识的逻辑自洽的认知体系。风险受对象、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认知体系中，对风险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普遍来说，风险可能是某一特定事件导致非预期后果的概率，也可能是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需要消耗成本、付出代价的非预期增加，还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叠加。

无论是公众与社会认知，还是在科学与管理范畴内，安全都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安全与不安全具有明确边界，是一种客观存在。安全不等于零风险，只有发生的不利后果超过某个数值才构成安全问题，这个数值即是一种边界。对边界的认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群体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期，对同类事物边界的认知可能是不同的。从风险角度来看，这个边界反映的是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不同群体对风险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2.3  安全目标是概率与后果的综合考量

NRC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核电安全的政策声明——《核电安全目标》，核心内容是两个定性安全目标［9］。核电厂运行应为公众提供充分保护，使公众不会承受明显的附加健康风险；与其他发电技术相比，核电厂在运行期间，对公众健康带来的风险应当处于相当或更低水平，且没有明显的附加风险。

为了提高上述定性目标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NRC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对于

核电厂邻近区域的公众人员，核事故导致的立即死亡风险不应大于其他事故所致立即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对于核电厂周边的公众人员，核电厂运行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大于其他原因所致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上述定量目标分别对应于放射性的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

在概率安全分析的基础上，NRC要求反应堆安全壳应具有可靠性能，核电厂向环境大规模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概率应小于10-6/堆年。这一目标表征的是对环境影响的总后果，即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和

将放射性物质大规模释放到环境中所致后果的综合效应。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核安全是对安全事件或事故发生概率与预计后果的综合考量。

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核安全的新要求

3.1  全球最高安全要求

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建设新核电机组是在核电领域落实安全第一理念的举措之一，体现了我国对人民健康和环境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国核电持续发展、规模快速增长的高度关注和对核安全可能持有的质疑态度，唯有实施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才能抵御来自国际社会及国内不同声音的冲击。

实施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是我国从核大国向核强国、从并跑到领跑迈进的必由之路。按照目前核电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我国将在10年内成为在运在建核电机组均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核燃料循环链条最全、核技术利用市场规模最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与之相匹配的安全要求必然是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我国不仅要实施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更要制定最高安全标准。

3.2  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

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体现了安全要始终可控的理念。安全不等于零风险，不等于不出事，但事故要处在可控范围内。首先，要对安全边界有科学的认识。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及其后果和影响有全面的了解，针对不同的安全问题，有可行的应对措施。其次，要建立对安全风险的早期预警机制。抓小抓早，快速发现和鉴别风险信号，将安全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阻断从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的路径。再次，要将安全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个细节，形成核安全文化。齐抓共管，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全行业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核安全氛围，将核安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要让管理机制、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作用。让完善、高效的管理体系运转起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核安全的韧性。

3.3  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荣损与共的理念。核事故的发生从来不是一国之事，它影响的是全球核能事业。面对核安全风险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10］。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及日本福岛核事故都对全球核电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福岛核事故，不只在核事故发生后的几年内，部分国家

的核电发展可能或停滞，或降低核电规模，而且由于核污染水的排放问题，

其不利影响可能持续几十年之久。我国核安全是全球核安全的一部分，受全球核安全形势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核安全形势的发展。我国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公平原则，本着务实精神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共进、精诚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10］。

共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从全球

层面提出的要求，也是從国内层面对核电集团和核电厂业主的要求，即建立国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随着核电规模的不断增加，补齐短板并提高国内核电整体安全水平是必然要求，同时也避免付出更大代价。我国要进一步促进核安全的国际合作，建立公平、合作、理性、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开展国际、国内核电安全管理的同行评估；在加强自身核安全及其有关体制建设和技术升级的同时，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完善经验反馈机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提升核安全整体水平。

3.4  提升核安全监管效能

高效、规范的安全监管是确保核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公众信心的保障。安全监管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周密的安全要求及科学、全面的监督体系预防事故的发生，为此付出的代价远小于事故发生后进行处理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应着力提升安全监管的能力和效率，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建立并维持科学、标准化的监管方法，通过监管体系的良好运转实现核安全状态的可控，

并最大限度地减小个人能力对监管成效的影响；另一方面，应将监管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安全风险较大的领域，基于风险大小实施分类监管，优化监管资源。

做好与核安全相关的公众沟通和知识普及，提升公众对核安全的认知水平，也是提升安全监管能力的体现。安全监管的使命是维护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应与公众权益保持一致。加强公众沟通工作，建立监管机构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了解公众对核安全的关注点，以便更好地调整监管方向和重点；另一方面，将核安全的知识和成效传达给公众，使公众更直接地获得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促进公众与监管机构之间形成信任的桥梁。

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核安全的实施路径

4.1  深入研究核安全边界，致力构筑更加严密的核安全标准体系

国家核安全标准主管部门应组织核电行业、监管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系统全面的研究，充分考虑人员的受照剂量和环境容量，构建决策者、监管者、从业者、科学界和公众等均能理解并形成普遍共识的核安全边界，为在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制定体现全球最高安全要求的标准提供科学基础。

目前，我国的核电堆型种类繁多，存在多个系列的标准体系，因此，需要以统一的安全标准为统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核电工业标准体系，使各堆型

的核电机组均能达到并保持在最高安全水平。同时，建立安全标准的反馈机制，以适应实践的不断更新和变化。

4.2  开展核安全监管效能评估，推动建立监管长效机制

深入开展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评估，建立长效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标核强国和国际良好实践，从监管政策、体系和工具等方面检视监管能力是否适应核电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监管机构的使命，以万无一失、绝无一失的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建立多层级的监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通过评估发现不足，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建立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的安全监管体系和机制，推进国家核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3  实施核安全循证决策，着力提升安全决策的科学性

核安全目标的实现需要科学决策的支撑。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海量增加，监管决策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我国可借鉴决策技术的最新发展，结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循证决策方面的实践，推动建立基于证据的核安全决策方法；制定并实施国家核安全决策证据建立计划，将数据转化为决策

依据，挖掘并充分利用数据的价值。由此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最大程度地避免

重要安全决策受决策者个人经验、惯性思维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以循证决策赋能我国核安全决策，提高核安全的韧性。

4.4  开展包容性公众沟通，推动形成对核安全认知的普适性

在公众和社会层面，开展包容性公众沟通。每个核电厂都应建立公众沟通和信息平台，支持环保公益组织在核设施厂址周边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状况调查，并在周边社区开展人文环境长期调查，使公众参与其中，增强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鼓励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开展有关核安全成就美好生活的公益性活动，打造深入人心的公众宣传品牌，让公众能够看得见、感受到核安全的成效。

4.5  构建国内国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核安全整体水平

在国内国际层面，按照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11］的原则，建立国家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各核电集团共同参与的国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其中，统分结合、协调行动是处理核安全的基本方法；依托国内建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协作中心等平台的作用，组织国际合作项目，支持加强核安全的多边努力，促进核安全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動我国核安全先进理念融入并主导国际核安全发展，打造国际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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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EB/OL］.（2016-04-02）［2023-11-15］.http：//www.scio.gov.cn/gxzl/srxxxjptzglz/zyjh/202207/t20220727_256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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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N］.人民日报，2023-08-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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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建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要义阐释［J］.政治与法律，2021（10）：65-78.

（责任编辑  白丽媛；责任校对  柴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