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艺聪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上海 20005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贷款事件、债务纠纷屡见不鲜，其中非法贷款、非法债务的比例并非少数，由此引发的以拘禁、暴力、胁迫为手段的催债案件层出不穷。自2018 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极易引发人身、财产利益等相关犯罪的非法催收行为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对以侵入住宅、跟踪、骚扰、恐吓、限制人身自由、暴力、胁迫等为手段非法催收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会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若并未达到上述犯罪的入罪门槛，同时又无法适用其他罪名，就会将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罪名对上述行为进行规制。但是，上述行为并非无事生非，也不是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的心理动因[1]，将上述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2]。因此，在中央将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司法背景下[3]，同时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总结，《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修（十一）》）增设第293 条之一催收非法债务罪。该罪作为轻罪，增设的意义是要严密刑事法网，防止司法实践中错误定罪量刑，同时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均衡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公布的2021 年1 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可知，以催收非法债务罪提起公诉的人数达到613 人，在《刑修（十一）》的17 个新增罪名中排名第二。但是从各地的司法判例可以看出，由于对该罪行为手段的认定界限不同，可能会造成司法适用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