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乐,张 兴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7)

一、引言

“陪读妈妈”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衍生的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因为乡村撤点并校或其他原因,部分儿童离开乡村到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他们的母亲在学校周围租房居住进行异地陪读,从“在乡照料”转变为“离乡照料”,成为“陪读妈妈”。[1]这一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伴随着心理与行为的不适感,“陪读妈妈”面临着角色焦虑和纠结的问题。面对空间重组带来的角色变化,“陪读妈妈”要如何扮演好自身的陪读角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角色理论,从角色认知、角色实践与角色学习三个视角出发,剖析“陪读妈妈”应该如何认识和扮演陪读这一角色,帮助“陪读妈妈”更好地适应陪读生活。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社会角色理论

“角色”一词源于戏剧表演。20世纪初,有学者将角色概念迁移到社会学领域,旨在对社会中的问题进行解释。在学者的致力研究下,角色理论分化为角色结构理论与角色互动理论。角色结构理论侧重强调个体在社会某一位置,拥有这一位置所带的权利,并与其他地位发生联系。该理论流派主题包括领悟角色、实践角色、角色行为、角色期待、角色冲突以及角色与社会的关系等。角色互动理论关注的是主体互动对行动者和社会现实的影响,社会现实是由有意义的互动行为建构而成的。该理论流派主要涉及角色期待、角色学习等主题。

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角色理论的两种研究范式趋于整合。本研究在梳理社会角色理论相关文献后,提取角色认知、角色实践、角色学习三个维度解析陪读角色。角色认知即领悟角色,指个体对其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之应然行为模式的理解。[2]简言之,是个体通过他人、外界社会对自己期望要承担的角色的总体认识,是对地位、身份、职能所要求的认识和理解。角色行为即实践角色,是个体根据自己对角色的认知、领悟与理解,在执行角色规范、履行角色义务和行使角色权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行为。[2]角色学习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和互动中掌握角色的行为规范、权利与义务、态度与情感、知识与技能,具体包括对角色的正确认知与角色技能的学习。[3]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时,本研究谨遵以下两点。一是确保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通过熟人介绍,以滚雪球的方式确定7名“陪读妈妈”,为削弱滚雪球抽样方式带来的研究对象同质化问题,本研究选择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二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妈妈的陪读生活涉及个人的隐私,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走进陪读生活,在多次回溯性访谈中与“陪读妈妈”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表1 研究对象具体信息

三、问题分析

当前,较多农村家庭开始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总体而言,“陪读妈妈”竭尽全力助力子女提升学业成绩。但在具体实践中,“陪读妈妈”存在角色认知迷航、角色行为失范、角色学习不当等问题,本研究将结合社会角色理论进一步阐释。

(一)陪读角色认知迷航

陪读角色认知,即“陪读妈妈”对自身所承担角色的看法。在具体实践中,“陪读妈妈”的角色认知迷航体现在“我是谁”的两种角色形象上,即“负责孩子生活起居的保姆”与“孩子学习的监督者”。

1.“我是负责孩子生活起居的保姆”

有学者从教育责任伦理变迁的视角分析发现,农村家庭教育参与从“读书的料”转变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4]这意味着现今的农村家庭不再认为学习仅是学生和学校的事情,意识到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家庭是子女学习的保障点,尽可能避免生活琐事影响子女学习。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不懂如何教孩子学习,能做的就是在生活中像保姆似的照顾孩子,不让孩子干活,让孩子有时间去学习。(F-M-7)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每天早晨,我先做好早餐,再去叫他起床。我把衣服放在他眼前,等他穿上,还给他挤好牙膏,弄好洗脸水。等他吃完早餐,我把他送到学校。之后,我再收拾家里。晚上等他写完作业、洗漱好、他睡了,我的一天也结束了。感觉我像个保姆。(F-M-3)

基于访谈可知,“陪读妈妈”将自身定位为“保姆”,鲜明地表现出妈妈习惯以子女学习为中心,全力负责子女的生活琐事。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教育参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而是通过创造条件来增加学生重复练习的时间,以此获得提高成绩的可能。[5]“陪读妈妈”由于自身文化资本的缺乏,因此,在子女教育上进行了特殊的教育投入,即在以成绩为考核标准的考试体系中,妈妈尽可能扮演“保姆”角色,尽可能多地承担家务劳动,最大化减少子女在非学习任务上所付出的时间,以为子女提供更多时间来提高学习成绩。但“陪读妈妈”这样的处理方式忽略了培养子女处理日常事情的能力,降解了子女与日常生活的连接感。

2.“我是孩子学习的监督者”

农村陪读家庭以改变整个的家庭生活方式与经济为代价,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生活保障,使得家庭对子女抱有更高的学业期待。因此,在“陪读妈妈”的观念中更加注重子女的学习成绩,奉行学业至上的教育理念,坚信只有对子女无微不至的代监管才能保证陪读效益最大化。在“陪读妈妈”的自我认知中,她们也将自己定位为“孩子学习的监督者”。

每天我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作业写了吗?赶紧去写作业”。(F-M-5)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没办法辅导孩子,但看孩子学习是重点,每天他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盯着。(F-M-4)

我家孩子上小学,我是高中毕业,辅导他们我是可以的。每天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在跟前看着,看着有没有写,有没有写错。(F-M-5)

可见,“陪读妈妈”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子女,每天与子女的互动大都围绕着学习。“陪读妈妈”把自己定位为子女学习的监督者,对子女教育的认知仅停留在监管学习上。这可能会助力子女成绩提高,但也会忽略对子女其他方面的培养,如自信心和独立意识的培养。

孩子从小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每做一道题,我看着正确了就让他写上。我不在那儿,他就不敢写。老师也给我反馈,孩子问起来会,但是不敢往上写。(F-M-5)

(二)陪读角色行为失范

认知与理念对行动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角色行为是“陪读妈妈”在与子女互动过程中由角色认知产生的外显化行为。在生活实践中,“陪读妈妈”的角色行为失范体现在“我应该干什么”的两种角色行动上,即盲目性的强加看管和心安式的自我付出。

1.盲目性的强加看管

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分析了中产阶层与劳动阶层教养方式上的不同:中产阶层采用“协同培养”的教养方式,即在与子女交流时,家长会倾听子女想法、与子女讲道理;劳动阶层则是采用“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即家长在与子女交流时更多以命令的口吻,强调父母的权威。[6]由此可见,劳动阶层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与子女的交流多呈现父母的权威。如果说这是劳动阶层父母惯习性的表现,那么“陪读妈妈”则更是表露了“有意+无意”的权威。

“你明天会来我家吗?”这是四年级小航对笔者说的话。每次去他家做客,临走时(只要他在)他总会问这么一句。谈及原因,小航说:“我妈妈每天都不让我出去玩,天天把我圈到屋里,只能写作业。你来的时候可以分散我妈妈对我的注意,我还可以跟你玩会。”

看孩子读书很累,我每天在地里干活都比这舒坦。孩子爸让我在这看孩子,他在外打工。孩子在的时候,我不敢干别的,两只眼睛得时时刻刻盯着孩子。晚上,我朋友喊我去玩,我都不敢去,怕孩子他爸骂。(F-M-4)

每天孩子写作业,我都会在旁边监督。一会儿不看,我就有点担心。我不在孩子旁边的时候,就听写字的声音或者看他的胳膊是不是在动,时不时要喊一下“有没有在写作业”,平时我也不让他出去。(F-M-5)

劳动阶层的惯习性权威、教育投资的成本压力、教育失败的风险、为了子女成才牺牲一切的矛盾心理,让“陪读妈妈”秉持着一定要有一个好成果的信念,而这信念指引的行为结果则是对子女下权威性的指令、盲目监管子女的一切。甚至有部分“陪读妈妈”限制子女与同伴交往,剥夺他们的社交权利。

2.安心式的自我付出

陪读妈妈感知到教育的重要性,选择放弃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对下一代的养育,这对她们来说是不小的牺牲。生活完全以子女为中心的“陪读妈妈”,形成了密集化的母职实践。妈妈尽可能地给予子女自己所能给予的全部,以达到心安。

每到老师在群里公布考试时间,我比孩子更紧张,想着我都没有给孩子复习,怎么能考试呢。于是考试前几天,我就把最近一段时间学习的东西打印出来,监督孩子加班加点复习。有时候遇到一道题不会,我就晚上睡觉前把题目写好,第二天中午让孩子来做。(F-M-5)

当谈及这么做的原因时,这位妈妈回答:“我不管孩子能不能听进去,我觉得我给他复习到了,能考多少就是他的事情了。我尽力了,心里也就放心了。”

F-M-5家的孩子读小学五年级,学校距离租住的房子不远,但这位妈妈每次都要按时按点接送孩子。笔者问道:“孩子不认识回家的路吗?他想让你接送吗?”这位妈妈回答:“他肯定不想让我接送,但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孩子,接送一下我也安心。”

“陪读妈妈”无私的奉献与牺牲,一是想要尽到养育义务,二是达到内心的安然。然而,在角色行为过程中,“陪读妈妈”的过分给予,忽略了子女真正的需求。

(三)陪读角色学习不当

角色学习指母亲在扮演“陪读妈妈”这一角色实践过程中,通过外部声音和自我反思形成对“陪读妈妈”这一角色的正确认知,由此践行正确的教育方式。简言之,是“陪读妈妈”在陪读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科学陪读的途径。然而,在当前实践中,“陪读妈妈”存在没有意识到自我学习的重要性以及不知如何学的问题。

1.角色学习意识不足

在家庭内部,要求子女顺从以实现孝亲仍然是当今许多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大多数父母认为只要做了父母就自然具有了父母的权利与威望,父母之职无须学习。[7]受“忠”“顺”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部分“陪读妈妈”的角色学习意识不足。

我大儿子上初三了,到了叛逆期,他只要一回家,我们就会吵架。他嫌我唠叨,嫌我烦,一点都不听话,说我说的都是没用的,我的观念太封建了。但我都是为了他好啊。他让我改,我觉得我没有错,是他不懂事。(F-M-2)

孩子不听话就要打,他们小还傻着呢,我们做母亲的要告诉他们一些道理。(F-M-5)

2.角色学习方法不当

部分陪读妈妈认识到自身教育观念存在问题,想要努力调试自身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但存在不知如何学的问题。在一次集体访谈中,多位家长述及子女不听话,自己曾尝试改变教育方式,但结果都不理想。

我家小儿子读四年级,每天放学回家都不认真写作业,每次写作业都马马虎虎,不到十几分钟就写完了。刚开始,我在桌子上放一根棍子,不好好写了就打。后来不见效,我跟教师沟通。教师说不要经常打孩子,多鼓励孩子。以后我就好好和他说,认真写完就让看会儿手机,但仍然不见效果。(F-M-4)

孩子上初中就难管了,平时是打不得、骂不得,我家孩子每次回来就抱着手机。为了手机,我们母子要反目成仇了,我们只要待在一起就吵架。和他好好谈过,也找别人调解过,但都没有用。(F-M-2)

可见,部分“陪读妈妈”受传统观念影响,自我角色学习动力不足。她们能够认识到自身教育观念存在问题,想要改变,但找不到正确的、适合的教育方式。在打骂方式不能用、讲道理又不奏效的情况下,“陪读妈妈”想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母职的精细化与科学化都对“陪读妈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们要不断学习和反复摸索。相较于城市中产女性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农村“陪读妈妈”缺乏科学育儿的资本和渠道。

四、研究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规定新时代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要求。通过分析农村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现状发现,当前农村家长在实际角色扮演中存在诸多问题,与规定所要求的角色扮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本研究结合角色认知、角色学习、角色行为三个维度,对如何重塑农村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提出调适路径。

(一)理性认知角色,明晰角色任务

陪读效果若想得到切实的改善和提升,必须先从陪读的最后一公里——陪读家长(本文主要指“陪读妈妈”)着手。育人者,必先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才能完成子女的教育重任。[8]厘清妈妈在陪读关系中的定位,是延伸其生命力的关键。

一方面,“陪读妈妈”要认识自身价值,明白陪读不是“牺牲自己”。如有的妈妈不堪压力会对孩子说:“我受了天大委屈给你做饭,你不好好读书就是对不起我。”[9]在陪读的同时,妈妈也可以有全新的收获,如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访谈时,很多“陪读妈妈”表示在陪读期间学会了捏泥塑等手工活,她们也乐在其中。

另一方面,“陪读妈妈”要明晰角色任务。较多家长将子女送入县城就学并随之陪读,是为了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但家长要明确家庭教育绝不只是看管子女考个“好成绩”,家长角色也并不是“负责孩子生活起居的保姆”“孩子学习的监管者”。“道德引领者”“兴趣培育者”“良好习惯的引导者”才是现代家庭教育下家长应该扮演的角色。

(二)规约外部环境,保障角色行为

环境因素的外在尺度生成人的角色主体性发展限度。[10]“陪读妈妈”的角色建构是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外部规约必不可少。一方面,需要改进评价机制,营造良好氛围。“鸡娃”的教育现象和“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在制造焦虑的同时,也形成了“唯分数”“唯成绩”的评价机制。此类评价机制致使陪读家长角色行为失范。因此,可借助线上线下媒介平台,通过引入专业人士,加大科学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引导“陪读妈妈”跳出“成绩好就是好孩子”的角色评价。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细化相关法律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虽明确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要求,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家庭教育并未详细述及。因此,县级政府可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实情,组织专业人员依据本县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地制定本县的家庭教育指导细则。政府可成立家庭教育督导组,对学校、社区、家庭落实家庭教育情况及时监控,共同规约家长合理地开展家庭教育。

(三)家校社协同,助力角色学习

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不断学习完成社会化,逐渐形成符合自身角色任务的期望。“陪读妈妈”若想突破角色困境,形成符合新时代对家长的角色要求,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发力,助力“陪读妈妈”的角色学习。

一方面,家庭、学校协同。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正式场所,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专业人士,应当助力“陪读妈妈”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学习。在形成正确教育观念、学习科学育人方法、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等方面,学校和家庭应同心同向、同力同行。学校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组织专家、教师、家长群策群力,制定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指导实施细则。教师可通过家访或电话联系深入了解情况,在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指导方案的同时,利用班会、校园开放日等活动邀请“陪读妈妈”来校,共同研习优秀的家庭教育指导案例,使“陪读妈妈”逐步理解何为好的教育方法,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

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协同。社会树立“大家庭”教育观[11],即家庭教育不只限于家庭成员之间,不仅是“家务事”,更应该是“官务事”。政府可以依据陪读情况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指导计划,切实地为家长解决最为紧迫的家庭教育问题,在如何提高儿童学业成绩、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如何保护儿童安全等方面为“陪读妈妈”排忧解难。社会可以建立在线社区、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形成支持网络,为“陪读妈妈”提供互相倾诉、沟通了解的途径,使“陪读妈妈”从中获取信息和帮助。社会志愿人士可以通过家访、开展讲座等形式,给予“陪读妈妈”相关指导。

五、结语

当前,农村家庭主动将时间、资金投入子女教育,形成家长陪读—学生苦读的向上流动新机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家长陪读为子女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从而借助教育结果实现阶层流动。本研究以社会角色理论为框架,探究“陪读妈妈”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困境,以期改善“陪读妈妈”的教育理念、教育认识和教育方法,促使儿童健康成长,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