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亚楠

一、独立及其“六书学问”对日本的影响

独立（1596—1672），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本姓戴，名笠，字曼公、子辰，号天间老人、天外一闲人等。1653 年东渡日本，翌年拜入黄檗隐元门下，改名性易，号独立。他精医术，善诗文书画，日本书家深见玄岱（即高天漪，1648—1722）曾评其书：“至如书法，正锋逼古，神气含光，获其片纸只字，珍袭犹如锺王墨迹。”[1]此外在参禅之余，独立亦向日本传授篆刻之法。独立书学在日本流传有序，《先哲丛谈续编》记录了其书学在日本传承的两个脉络：“曼公以其法传之于北岛雪山及高天漪，雪山传之于细井广泽，天漪传之男颐斋，颐斋传之于泽田东江……至其执管五法、把笔三腕、拨镫等说，皆渊源于曼公之所授受。”[2]独立除在书法、篆刻方面对日本有着重大影响外，其贡献还在于将“六书学”引进日本，这对日本书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独立在日本著有两部较为有影响的书论（台湾学者徐兴庆著《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载录两部书论全文）。其一是独立于1660 年书写的一幅论书长卷，现藏于日本新座市金凤山平林寺，后来日本书家富冈铁斋（1837—1924）在该书论封面题“独立禅师真迹书论”（本文简称《真迹书论》）；其二是独立于1668 年写给日本儒者黑田一贯（1643—1698）的《临池述意》二卷。通过对两篇书论内容进行对比，不难发现《真迹书论》基本包含了《临池述意》的内容且所论更加全面。《真迹书论》整体包括六个部分，即“自叙”“斯文大本”“六义原本”[3]“书法原本”“自跋”“再跋”。内容涉及书法史论、书体论、书写技法、书法品评、书法精神等方面。通览全篇，论述精简，逻辑缜密，体系完整，于此大可一窥独立之书学思想。

首先，独立继承了晚明学风，对“六书学”极为重视。他在《真迹书论》自序开篇便阐明“文”“字”“六书”之间的关系及“六书”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求学之本也，试向《说文》九千三百九十三字中，一一致其源，则文外无剩义，义外无剩文，心、声、言、用，一理悠归，始可云，同文之学也；已握管临池，求全合用，直造千古文心，是可云，同文共学也已。”[4]强调了只有详熟“六书”，握管临池才能直造千古。之后，独立在《六义原本》中诠释了“六书”之意涵、解析文字的渊源与义理，并历数书体之变迁，还提及：“自昔仓颉造字……秦以隶变，失其所从，后人莫得叩其本旨，此六义之繇绝焉。外之鸟迹龙纹、鱼书禾穗……致亡见于今日耳。”[5]指出因丧失“六书”之学，而导致书学的种种弊端。那么怎么能掌握“六书”呢？“时有许慎氏，恐斯文坠地，溯穷邃古，用返本源，作《说文解字》十二卷，始子终亥，得字九千三百九十三文，文非六经不以篆著，起徽音于欲绝之际，大振厥旨。”[6]这里强调了许慎《说文解字》于“六书”的重要性，指出《说文》“可为字学续命之神功，（是）六书再造之正印、皇颉继缉之明光也”[7]。此外还肯定了宋代“二徐”于“六书”的造诣，“徐铉、徐锴，埙篪正定，发明旨趣，一洗千载陋习，大阐六义几微，何胜幸哉”[8]。

之后便详说历史上诸家“六书”之传承，对其中一部分著述肯定的同时，而对于大多数著作是以批评态度去关照的，如说黄公绍《古今韵会》“人趋华藻，掇拾现成，遂不及就正之工”[9]，元周伯琦《六书正讹》“惜其注文太略”，孙愐《唐韵》“滥收四万二千余字，真可谓齐竽矣，古俗无分，包荒可笑”[10]。当然在关于“六书”的著作中又有其所肯定的，如说杨桓《六书统》为“一代典雅，千古博义，六书之雄也”[11]，魏校《六书精蕴》“溯原析义，直指义画未兆之先，颉书未剖之的，可称精蕴，惜其篆文拟古，浅学莫可力承”[12]，王应电《同文备考》“无脂粉相调，不致银黄艳羡”，强调魏校、王应电师徒“无愧于六书之为学矣”，又新安吴元满著《六书正义》十二卷“指摘精微，重光前席，予亦独惬其书，末法杰出，大有以扶六义之一线者”[13]，吴门赵宧光《说文长笺》六十余卷“臻微籀史，媲媺六义，许氏之功臣，书法之纪要也”[14]，梅诞生《字汇》“可补公绍之未逮”。

独立以上所举多为元明两代篆书字书，可见其对字学的重视，所以在独立看来，字学应以“六书为本”，否则便没有根据渊源，“矧夫字学，皆本六书，未识六书而言字者，犹未识弓矢而言中的，未谙宫商而称赏音”[15]。在《六义原本》最后，独立再一次讲述学习“六书”的办法：“真心学六书，……先觅许氏《说文》一部，以明六义本始，为入门大纲。字字俱当求致其源，潜玩考索，通幽入微，以别赘文、省文之用。若至妄加点画，以饰俗眼，贻蛇足之可笑已。既得大纲，旁通《韵汇》《字汇》《小补》，全其铺续，可尽六书之为学也已。”[16]更重要的是，独立还指出彼时日本书坛因缺失“六书学”而造成了书写无法亦无本的现象：“今日本尚武之地，所作书法，正是昔人马上草露布、书急就之遗意，非六书之正度。”[17]可见独立作《六书原本》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唤醒日本书家对“六书学”的重视。

其次是日本对“六书学”的传承。日本书家最早关注“六书学”的当属日本书圣空海了，他在《进李邕真迹屏风表》中说：“空海久阅翰墨，志深画一，安禅余隙，时探六书之秘兴，持观之暇，数检古人之至意。”[18]不过之后日本鲜有再谈者，这可能和日本的书学传统以及文字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日本学者屋代弘贤（1758—1841）有论：“夫六书八体，则西土之法矣，今此不论也，我邦以行草真字假字通上下，而日用则士子之宜先学习者也。”[19]因为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所引进的中国书法多以行草、楷书为主，而于篆隶书法关注较少，加之其本国文字“假名”就是从行草变化而来，所以可想而知,对于这种晦涩难懂的“六书”理论，日本书家也难免将其束之高阁了。虽然篆隶书体相较行、草、楷更能真切、形象地体现“六书”之义理，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讲却逊色不少，所以这也是“六书”之学在日本受众偏少的原因。至江户时期，日本学者、文人才开始对“六书学”重视起来，甚至在一些类似习字法帖的出版物中也有对“六书”的关注：“凡习字，需先详六书之义理。”[20]笔者认为这都和独立关于“六书学”的传教不无关系，因为前文提及独立书学在日本有两个传承脉络：其一是北岛雪山一脉，其二是高天漪一脉，而这两个流派的书家在日本书史上都有着重大影响力，且大都重视“六书”之学。《先哲丛谈续编》有记：“（林）道荣……好临池之技……又与北岛雪山讲习六书学。我土知六书学者，实始于此。高天漪、池永道云、佐玄龙、细井广泽等，皆由是而兴起云。”[21]关于文中言及林道荣（1604—1708）是传播“六书学”的第一人，虽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独立的两位日本弟子北岛雪山、高天漪对“六书学”是有极大关注的。

首先是北岛雪山一脉：事实上日本书史关于北岛雪山本人的“六书学问”言及甚少，但作为北岛雪山嫡传弟子的细井广泽在“六书学”上的建树却颇为显要，最突出的表现是其对篆书字书的关注和编撰。细井广泽著有《奇文不载酒》《篆体异同歌》《万象千字文》等篆书字书，且大都是在中国篆学著述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旁征博引而完成的，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精深的“六书学”、训诂学造诣，恐怕是很难完成这些皇皇巨制的。其在《奇文不载酒》“凡例”中言：“《说文》以下释古文之书，其作有所主也。盖为欲明六书之本原，知小篆以下之伪谬，临记高文大册、玺符鼎，千古不刑之文，无一字之俗制，无一笔之过失也。”[22]又在《篆体异同歌》引用元应在之文：“鸟迹科斗既茫昧，石鼓遗文出自周。其后李斯工小篆，篆中生隶有从由。须知六体深藏义，会意谐声各可求。后世偏旁多舛谬，幸存复古可旁搜。”[23]在指出了“六书”与篆书字书之间关系的同时亦阐明了“六书”的重要性及其在书体演变中的意义。后来佚山默隐对其著述颇有微词：“炎黄以降六书废，文字本训半存亡。津梁肆考更俗貌，广泽道云添华妆。混杂异同未究原，谬伪变改不能详。因证赵氏长笺说，庶使篆形归正当。”[24]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细井广泽在当时于“六书学”方面的努力。佚山默隐言及的“道云”即池永一峰，是细井广泽好友，亦曾问学于独立。清人董晴（生卒年不详，福建人，字宜日）在池永一峰自刻印谱《一刀万象》序言中曰：“其法本六书，体宗两汉。”[25]又江户大儒荻生徂徕跋其印谱后曰：“名章玺学，求诸六书。”[26]可见池永道云亦精于“六书”，这必定也离不开独立、细井广泽等人“六书学”的影响。此外，细井广泽门下关凤冈也治篆学、精“六书”，同样也编撰了大量篆书字书，关思恭养子关口黄山亦是继承了先辈们的衣钵，“关口黄山……从关凤冈学临池技，精通六书”[27]。总之，北岛雪山一脉一方面表现出对独立“六书学”思想的传承有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篆书字书极大的关注和重视，这可视为对独立“六书”思想的延伸。

心越 西湖一人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东皋心越全集》

心越 游明父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东皋心越全集》

榊原篁洲 有竹吾庐何陋选自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2》

榊原篁洲 湖山是我青眼友选自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2》

榊原篁洲 玄辅之印选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市河米庵等印谱》

接下来再看高天漪一脉：这一脉对“六书学”有着重要传承的当属泽田东江了。其著有《书学筌》《书述》等多篇书论，其中涵盖诸多关于“六书”、书体、字学等内容的论述，很多观点都与独立的学术思想暗合。东江本人对自己的书学传承也是极为标榜：“曼公先生，出于明末，书名甚高……东方书法之传来，唯我高先生。”[28]《先哲丛谈后编》曰：“东江……受运笔法高颐斋，颐斋，玄岱子，以书名于时，其笔法至王履吉三传而至玄岱，颐斋能受其术，故东江服传流有渊源，讲经之暇，专学其法，尤巧草隶，兼精六书。”[29]又“东江于六书，博考详究，用力甚勤。其于汉晋唐宋之金石遗文，访索殆尽，收藏颇富。又于我邦中世之残碑断碣穷捜摩，审度真伪而辨定之殊，长于影抄钩字云”[30]。可见泽田东江除了对独立“六书学”有着很好的传承外，同样也表现出学术延伸的一面，即精于金石考据、收藏品鉴之学。综上所述，独立的“六书学”思想在日本传承有序，并展现出不同方面的学术延伸，可谓是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我们在江户时代众多学者、书家的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六书”论说，如城户桓（1712—1788）所著《书谭》“谭之十四”有：“六书者，书学之键钥，经籍之本基……今其精粹者，唯许慎《说文》而已。唐时李阳冰或出新意，徐铉规之一洗，则异端复兴，遂析三文为六文，分韵坏字原者分镳并驱，自序不言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建首也，立一为耑，毕终于亥，是则文字之大本不可失焉。魏时撰《六书精蕴》以点画说性命之理，大失古意。至后世凡百字书，《尔雅》之余流，是以儒者亦识训诂而不知义，六书殆堕于地，悲哉。”[31]其中所论与独立书论多有相合之处，当然也有异样观点，比如说《六书精蕴》等书“是以儒者亦识训诂志，而不知义，六书殆堕于地”，这又是日本书家对“六书”认识的拓展。还有冈谷义端所著《书学指南》后有自跋文曰：“……余尝著《书学要法十二卷》，其中有《六书法》《篆书法》……”[32]由于条件所限，笔者尚未得见此书，但是冈谷义端将其单列一卷，可见他对“六书”的重视程度。近藤时宪《书法反隅》也有“……四曰形势既就，而书体不可不辨也。书体者，书法也。六书目以义，八体名以用。书家之所用以六体为格律，其他变体书之不如不书也……”[33]，同样将“六书”作为书学的重要一环。此外还有山本格安所著《六书开示》《说文讲余》等。至此，可以说日本第一代专事文字学的学者在江户时代出现了，毫无疑问，这和独立关于“六书学”的学术播种以及中国文字学、书学著作的东传是分不开的。日本学者将这些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并继承了下来，这无疑对日本的书学发展有着巨大裨益。

二、心越对日本篆刻的影响

心越（1639—1695），明末清初浙江金华兰溪人，俗姓蒋，名尚部，法名兆隐、兴俦，号心越，别号东皋、越道人、东皋心越。1681 年应邀赴日本长崎兴福寺，继而受水户德川光国之招至江户天德寺。心越兼通百艺，好文学，懂音律，善书画，日本文士多慕名前去求教。其篆刻学问更是对日本书坛起到了播种作用，中井敬所在《日本印人传》中说：“我邦篆刻之技，得独立、心越而始，明矣。”[34]日本书史将心越与独立一起奉为篆刻之祖。心越篆刻一方面有汉印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到明代文彭、何震等人的浸染，所以带有明末清初那种装饰意味浓郁的华丽印风。其印虽然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汉印的浑朴古拙风貌，但有圆转劲拔之趣，具时代之锋刃。他将明代印学思想和印章审美趣味带到日本，使日本印人领略到彼时中国最具时代性的篆刻妙趣，这对日本篆刻可以说起到了催化之功。今日本水户祗园寺内藏有多枚心越印章实物，亦藏其自刻印谱《开山自刻印鉴》两册。

心越对日本篆刻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篆刻技艺，更在于带出诸如细井广泽、榊原篁洲、松浦静轩、池永一峰等本土印人，这批人日后大都成为日本篆刻界先驱。日本学者小林斗盦在《日本篆刻概说》中描述：“自从独立，心越在日本传授篆刻后，一时间，东西两地的学者文人竞试铁笔，搜集古今印谱，蔚然成风。”[35]此时的日本印坛呈现出蓬勃兴盛之势。

榊原篁洲(1656—1706)，江户前期儒者。名玄辅，字希翊，号篁洲。年少时赴京都拜入伊藤仁斋门下，后跟随江户大儒木下顺庵学习儒家经典以及汉诗文，善书画，亦“好篆刻，得刀法于东皋越师”[36]。有《印纂》《艺窗醉铁》《正续印章备考》等印学著作传世，日本印史将其与今井顺斋、细井广泽、池永一峰等人的印风称为“江户初期派”。榊原篁洲的篆刻整体上凝整遒劲、温淳活泼，颇具清刚之气。其白文印如

“湖山是我青眼友”，布局紧凑、端庄厚朴，有汉印遗风；朱文印如“有竹吾庐何陋”，章法疏朗、线条流畅，尽显秀丽典雅之态。此外亦可见一些装饰意味浓郁的印文，如其自刻印“玄辅之印”，想必这皆是受到心越印风的影响。我们将其印文与心越篆刻作一对比，其中传承关系不言而喻。得心越印风之真传的还有池永一峰，他更是将心越印风的多面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池永一峰（1665—1737）,江户初期篆刻家，名荣春，字道云，号市隐、一峰、山云水月主人等。其为人温和恬淡，好学能书，精篆书，工篆刻。曾拜入榊原篁洲门下学习书法、篆刻，后得心越及清人黄道谦指点篆刻，技艺猛进，终成一代大家。一生著述颇丰，据载有“十八种，五十余卷”，其中多以篆学为主，如《篆海》《篆髄》《联珠篆文》《三体千字文》等，另有印谱《一刀万象》存世，此谱亦开日本自刻印谱之先河，在日本印学史上是一种标志性的存在。

最能代表池永一峰篆刻思想及技艺水平的作品也即印谱《一刀万象》。观其印文，整体上以沉静清丽、安逸典雅为基调，白文印追寻汉法的厚重浑朴，朱文则是取宋元温润流丽之遗风。此外又多见以杂体入印，关于这一点，池永一峰在印谱自序云：“颇好古图书遗意……科斗鸟迹，索之古书，周籀秦篆，访之大方，分千文于诸体，寓万象于一刀。”[37]又荻生徂徕跋：“今之工章玺者，宜莫池道云氏若焉……其体……阙里蝌蚪，云章穗文，扬雄之奇，旁及仙篆，玉清天书，古钩隐，杂然具举，稽疑订伪，毫分厘析，与夫隶楷，世所希用……”[38]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谱中出现了至少十余种杂体篆文，如古文篆、奇字、龙书、云书、坟书、殳书、芝英书、刻符书、上方大篆、垂露篆、悬针篆、柳叶篆、飞白篆，鸟迹篆等，池永一峰的刀工及古文字功底可见一斑。无论是白文印、朱文印还是杂体印，我们都能看到其中受到心越篆刻影响的痕迹。池永一峰的篆刻总体上仍属名人装饰印风流绪，清人董晴有评：“睹印谱一帙，见其……运刀微妙……构思如此，造诣如此，诚堪拟文三桥、何雪渔而并之……”[39]将其与文彭、何震相比，足见其篆刻之高明。《一刀万象》虽然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明人那种装饰性印风，因而导致其艺术格调有所“折扣”，但池永一峰以他“印从书出”的实际行动引领了日本篆刻界文人刻印的风气，并含蓄地提出了可以用一把刻刀在方寸之间表现万千气象的认识与见解，体现了其“书印互参、由书入印”的篆刻思想，这对当时日本印坛来说，无疑如离娄之明，是极难能可贵的。

心越 兴俦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东皋心越全集》

心越 心声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东皋心越全集》

心越 一字介庵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东皋心越全集》

池永一峰 有虞选自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2》

池永一峰 人生一乐选自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2》

池永一峰 容止若思选自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2》

其实心越对日本书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日本书坛较之前有一重大转变，那就是习篆、治印之风盛行，而欲治篆学，必先识篆，所以彼时的日本书法、篆刻家对篆书工具书有着迫切的需求。心越赴日时将清人陈策编撰的《韵府古篆汇选》也一并带去，其弟子吴云法昙曰：“先师东皋尝嗜篆文，东渡之日，赍《古篆汇选》来于崎港，于水府常并座右，临寂遗言献大护法西山源公。公曰：‘是有益之书，且东皋将来也，不可不传于世。’因命京师书铺柳枝轩（茨木）方道，未逾年而梓成。”[40]此后该书多次在日本再版刊行，这无疑为当时日本学界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篆书参考书目。此外，当时日本治篆学者多有辑录篆书字书的习惯，细井广泽曾云：“欲精于篆者，莫若自辑一书，纵令粗略未全备，而虽不足有裨益于人，而于己，则其裨益盖亦不鲜。”可见辑录字书已经成为当时习篆的一种有效方法，所以《古篆汇选》亦成为书家们几案床头必备的字书范本之一。特别是以细井广泽为首的“广泽流”更是将此书奉为至宝，日本江户后期篆刻家曾之唯在其《印籍考》中曰：“《篆文纂要全宗》即古篆汇选……广泽先生以为粹然。”[41]我们看细井广泽编撰的《篆体异同歌》《万象千字文》《奇文不载酒》等字书所列参考书目几乎都含有《古篆汇选》，对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细井广泽在《篆体异同歌》中还说：“《古篆汇选》，心越禅师将来之书，其原本在吾友一峰氏之家。”可见池永一峰亦有收藏、精研此书。综上，心越东渡对日本篆学的推动功不可没，江户时代篆刻艺术的勃兴，篆学知识的普及，篆书字书的出版、辑录，都标志着日本篆刻艺术正积极快速地向前发展。

结语

中国书法、篆刻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归功于中方学人的东渡。在日本江户时代，以黄檗僧为代表的中国僧人的东渡，促进了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亦为彼时的日本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尽显新格局、新气象。东渡的黄檗僧人中又以独立、心越的贡献较为突出。独立承继了明代学风，将“六书”学问引进日本，培养出了日本第一批文字学家，自此以后，“六书学”在日本可谓传承有序，并展现出不同方面的学术延伸，这对日本书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心越将篆刻技艺引进日本的同时亦带去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篆刻工具书，使日本印人初次领略到彼时中国最具时代性的篆刻妙趣，对日本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之功，功高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