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云 孙良记 赵常钢

一些学者谈及姜亮夫先生及其书法时，如同看待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学者书家一样，认为在他的研究中对书法提及较少，主观上他对于书法并没有给予太多关照。的确，在姜亮夫的著作中，与书法研究直接相关的文字不多。其《成均楼文集》中有《陆机书法》及《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二篇，是与书法关联度最紧的文字，但也主要是从史学考证的角度来谈陆机和《平复帖》，并未从书学角度论述；《史学论文集》中有《王羲之疑年辩》一文，主要就王羲之生卒、生平作考证，也未从技法和创作方面谈论王羲之书法；《古文字学》和《甲骨学通论》也主要从文字学角度论及。

学者书风是清末民国书法的一个主要面貌。陈振濂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一书中把这一时期的类似的这一群体称为“学者型”书家：“学者们既从小具备了把笔弄翰的训练内容，他们也不会把书法视为头等大事。”[1]“书法仍附于学问，学者风的统辖书坛也是个必然现象。”[2]但对于姜亮夫的书法，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学者型”书家的共性去定义，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姜亮夫对书法不重视，更不能说其对书法“不屑一顾”。客观上讲，姜亮夫的书法是其学术的滋养所致，是其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看，姜亮夫的书法既具有清末至民国时期“学者型”书家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一定的自我风貌。

一、学统映射下的书法

我们从姜亮夫的整个学术发展过程和相关著作中看到，其主体仍然是中国传统学者的治学思想和精神，即便是他到过欧洲巴黎等地，受到外国考古方法的一些影响，也有效融入了他在学术上一贯强调的“综合研究”方法上来。这种“综合研究”法，就是强调贯通古今，博涉诸多领域的“大学术观”。姜亮夫在史学、楚辞学、敦煌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古汉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这种由博涉到专精，会通古今的求学、治学精神在姜亮夫身上体现得极为突出，故李学勤对其学术研究领域有“宽无涯矣”[3]的评价。姜亮夫的博涉与专精是同步并行的，为完成每一著述，他总会尽可能地阅读更多文献；但凡有助于学术之事，姜亮夫必然会认真躬耕，慎思考究，年轻时在学术上就自觉形成了“全面关照”“应知尽知”的学术观。姜亮夫先生最早的一部著作《昭通方言疏证》，初稿完成于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其中对每一个词皆有注释、解析，其后引用的古代经典文献多达200 余种，若非精熟于《诗经》《尚书》《说文》《广韵》《史记》《汉书》等诸多经学经典，岂能为之。从后来的《诗骚联绵字考》《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瀛涯敦煌韵辑》等著述中能看到，随着他自身求学、治学的不断拓宽和深入，在引用文献、注释和解析等方面也不断加宽和提升。随着积累日深，姜亮夫对原来的旧著常常要多次修订，不断补缺和追求完美。姜亮夫自己总结，他在读书上有一种“贪多”的习惯，恨不能读尽天下之书，故在治学上涉及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姜亮夫在学术上贯通古今的思想与实践也深深映射到他的书法上来。虽然从客观上看，姜亮夫先生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极少，但我们仔细分析，姜亮夫从主观上对书法的重视程度极高。和学术上的态度一样，姜亮夫在书法上的经营和研究同样是贯通古今、综合全面的，书法上的贯通古今实际上是他学术上贯通古今的映射，即“书统”和“学统”大致是同构的，“学统”决定“书统”，且“书统”服务于“学统”，也就是说，书法是他在学术研究的主道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之一，也是其治学的基石和重要工具，更是其治学的一种习惯。

姜亮夫《甲骨文通论》插图

姜亮夫在书法上的贯通古今、综合全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姜亮夫的书法总体来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受某一传统流派影响，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他的书法始终崇尚正统主流。自己的风格，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第二，其《古文字学》和《甲骨学通论》两著，虽更多是从文字学角度来解读古文字的发展，然文中随处可见插入的图画文字、甲骨文、金文、小篆等手写体，从这些手写体可看出，在书法上若非长期地临池，不可能有用笔和结构如此精熟的书写范例。也就是说，姜亮夫在治学之余，对古文字的书写一定是常态化的，且非常考究的，书法思考在学术思考中也是并行不可或缺的。第三，《姜亮夫全集》共24 卷，在每一卷目录之前的图例部分，多插入姜亮夫书法作品图片，从中可看出，以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书、草书等各种书体创作的作品无一不具，且每一种书体创作格调高致。此可谓姜亮夫在书法上诸体兼善，古今融通。第四，《姜亮夫全集》第23 卷“日记”，收录了现存其20 世纪50 年代的日记手稿，皆为行草书体，结合其他作品，可看出碑帖结合的自然书写是姜亮夫行草书的主要特征。中国传统治学精神中最为强调融通，故碑帖结合成了清末及民国初或较长一段时间书法创作的主流，也是传统学术精神在书法上的映射。但姜亮夫书法上的“碑帖结合”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一是主次分明，即从他的行草书看，字形、笔形总体上主要还是以帖为绝对的主体，只是不时在笔画上有机融入一些碑的元素，碑是绝对为帖服务的；二是其碑帖结合的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面越更加完善老练；三是在书写中对碑的用笔沉实作一定弱化，使书写更加体现出自然书写的流畅状态。我们也可看出，姜亮夫的行草书书写节奏较快，这当然与他长期坚持“抄书”的习惯有一定关系，这一点在后面再做论述。

姜亮夫 行书先秦古诗《书车》等 浙江大学档案馆藏

姜亮夫临“诸女方爵”铭文

二、家学渊源与书法起点

刘守安先生云：“知其人，知其行，知其学，方能知其书。”[4]此为从历史观的角度而论书的精辟论断。姜亮夫的书法，从风格来看，总体上体现出传承主流正统的风貌，这种正统形成的根源当首先从其家世去做考究。姜亮夫少年时生活的云南昭通，地处川、滇、黔结合部，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要冲，更是云南三大文化发祥地之一。昭通历来极为崇文尚贤，《华阳国志》载：“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5]在昭通出土有大量汉代时期的铜洗等青铜器，更有20 世纪初出土的云南唯一的汉碑《孟孝琚碑》，以及唐代袁滋所题摩崖等，这些可力证昭通在古代同中原文化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近世以来，昭通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之风。当代书法理论大家，姜亮夫先生的族弟姜澄清谈道：“吾乡以古石之祐养，士民皆乐追文事，致诗声墨彩，溢乎里党。”[6]地域文化的发达使姜亮夫自幼便积淀着一种极强的文化自信力。

姜亮夫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书香世家，这是一个极为重视传统文化的大家庭，因此，姜亮夫在启蒙时期的书法学习上拥有着那个时代许多人无法具备的环境和条件。姜亮夫曾祖父为庭训而专门请刻工在家中刊刻儒家经典，供子孙后代诵读。姜亮夫父亲姜思让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是姜亮夫极为重要的“启蒙老师”，对姜亮夫幼时的启迪和影响极深。姜思让的书法是极为传统的文人书写，雅正而无半点俗气。

梁启超 楷书《暗水断云》联

王国维 行书《茶收书下》联

姜亮夫自题书名

姜亮夫自述：“除四叔是日本留学生外，大伯、二伯和家父均系举人，因此我们的家庭被地方上人称为书香门第。的确，我们这个家族对读书是很重视的。”[7]其大伯父姜思孝，古文基础极为扎实；其二伯父姜思敬，在学校教文学，修改文章精准。其母对其影响也极深，先生曾言：“我的母亲姓何，名淑碧，是何家最宠爱的女儿。外祖父是江西道州人，可能是何绍基的后代，因为我母亲收藏何绍基的对联很多，是作为传家宝来看待的。母亲识字不多，但品质很高，为人朴实，事事处处最能忍受，是中国女性的典型。我一生可以说得母亲遗传多，喜欢读书是家族的遗传。”[8]姜亮夫的外祖父何月桥，据说是何绍基后人：“外祖父的画极好，字也写得好，正、草、隶、篆都能写，隶书学的是《张迁碑》，行书学的是《圣教序》。”[9]姜亮夫幼时在书法上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外祖父的书法，他常常居于外家得见诸多佳构和法帖，并得观其外祖父作书。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和教养的书香世家，姜亮夫自幼浸染其中，潜移默化，对他后来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书法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

姜亮夫日记手稿

姜亮夫手稿

三、师风影响下的书风嬗变

若把姜亮夫求学、治学道路上的诸位老师做梳理便不难发现，姜亮夫书法风格不断发展变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他求学、治学道路上多位名家大师的影响。少年时代书法的启蒙“老师”主要是他的外祖父和父辈等，故他的书法从年轻时起就得到正统的浸染。从中小学一直到后来的清华园，从云南到上海，姜亮夫之所以立志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与其遇到的老师是分不开的。

在成都高师，龚向农、林山腴、廖季平、陈希夷等诸位老师，都是在国文、经学、古代史、哲学等方面闻达当世的大家，使得姜亮夫传统经典的阅读面大大拓宽，且在精读和理识上大幅度提升。其间对姜亮夫影响最大的当为林山腴先生。林先生要求先读原著，不主张学生先看别人的史评、诗话之类的文献，“还是读完《史记》、杜诗再去看史论、诗话，方为治学之道，切记切记”[10]。这对姜亮夫在学术研究上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影响极深。反映到姜亮夫的书法上，则体现出一种个体风格明显、成一家之言的书风。

在清华大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在书法上对姜亮夫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姜亮夫尝至梁启超家中，为其作联拉纸，可见梁启超对姜亮夫的器重，姜亮夫能见梁启超作书应当是常事。总体上看，姜亮夫的书风受梁启超的影响当是最明显的。王国维在学术上对姜亮夫的影响也很深，姜亮夫后来专注于修《屈原赋校注》《诗骚联绵字考》等关于楚辞的研究，就是基于对王国维的崇敬和纪念。但王国维在书法上的影响应当不及梁启超。王国维对于书法的态度与梁启超有较大区别。梁启超认为书法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而“在王国维的观念里，书法等艺术是低度的美术”[11]。梁启超对于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还是站在传统学者的角度来看待的，一方面他不会把书法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对书法又极为重视，书法是梁启超无法离身的治学工具。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姜亮夫对于书法功用的态度基本和梁任公一致，姜亮夫的碑帖结合的书风很大程度是受到梁启超“新碑体”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姜亮夫对于书法的研究主要从文字学和史学的角度进行关照，而梁启超极留意于与书法相关的文献，在书法鉴赏、书论、书法史等方面都有研究，甚至还把西方美学观念有机融入中国传统书学中。而姜亮夫在书法上重点关照文字学研究这一点，又主要是受到王国维的影响。

在上海，姜亮夫曾谒见章太炎先生，继而为入室弟子，故而学术上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十分明显。在书法上，章太炎也是诸体兼善，但在篆隶的书写上更为突出，这对于姜亮夫的影响较大。但姜亮夫尊师而不尽“崇师”，就书法的理解和态度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与思考。如其师章太炎对甲骨文持不信态度，他曾讲道：“我对甲骨文来源不大相信，其实我们搞语言文字的人，把《说文》好好读过，再加上殷周青铜器上的金文已很够用，不必再钻研不可靠的东西。”[12]但姜亮夫不与师苟同，反而常向章太炎做关于甲骨文的解释，还把自己亲自到安阳看到的情况向老师做了详细陈述，且后来还专门著有《甲骨学通论》。

四、抄书与“亮夫体”的自然书写

姜亮夫在浙江与沙孟海、陈训慈被人们合称为“西湖三老”，其书法式样甚至曾被称作“亮夫体”，人们对“亮夫体”的称誉，主要应是对其日常作书时常用的行草书而言。见于姜亮夫日记、信札、题跋等方面常用的行草书，体现出的是以“二王”行草书为主体的风貌，并融入了一些碑的笔形和笔意，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姜亮夫的一些日常书写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与姜亮夫长期坚持的“抄书”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姜亮夫书法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书法的自然书写，主要是通过长期书写习惯养成的。晋唐及以后的诸多经典法帖，多是士人们日常生活中自然书写、快写的信札，而这种自然书写和快写，体现出的都是一种自然情感表达和自然书写状态，是行草书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姜亮夫青年时期所处的时代，日常主要的书写工具依然是毛笔，这是书法艺术能得到较好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青少年时期起，姜亮夫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他尝自言：“我的一生以读书、抄书、教书、写书过日子。”[13]姜亮夫曾把自己爱读的古文工整抄在本子上，并自题“古文快读”的书笺。在成都高师就读期间，姜亮夫把从林山腴先生处借来的姚鼐的《今体诗钞》整部抄写，后自述：“这是我一生整部抄书的开始。”[14]林先生有许多批校书，借给姜亮夫看和抄的先后就有七八种书，如翁元圻的《国学纪闻》、顾亭林的《日知录》《文苑》《梦溪笔谈》《今体诗钞》等。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姜亮夫周末常常沉浸于图书馆里，整天藏于杂志室抄书。后来到欧洲巴黎等地，为抢救流失海外的书卷，他更是整天沉浸在博物馆抄书。《姜亮夫全集》第23 卷“日记”部分，收录有姜亮夫1952至1955 年间的日记《成均楼丛稿》，这些日记皆写在元书纸上，从这种书体看，20 世纪50 年代，姜亮夫的日常自然书写基本定型。姜亮夫“抄书”的习惯主要源于其在治学上的“贪多”。长期坚持抄书的习惯也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其视力严重下降；二是形成了自然书写的“亮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