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开嘉

《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杨帆著，2022 年5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45.9 万字，共5 个章节，分别是“清初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乾嘉时期的《说文》学对篆书创作之影响”“乾嘉时期《说文》学者的篆书创作”“邓石如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之得失”“以《说文》为本的他类篆书创作”，以此论述清乾嘉时期《说文》学的兴盛与篆书创作之关系。

余已至耄耋之年，一生阅人无数，青年中聪颖者见有不少，而既聪颖又有远识者却不多见，杨帆君即是其一也。在几十年对书法学术的关注和研究生的培养中，我认为青年学者写出的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往往会成为其一生中的代表作。10 年前，杨君投于徐利明兄门下攻读硕士、博士，遂苦攻文字学、金石学，涉常人未至之境，令人瞠目其后。而最终著成《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一文，且获该校艺术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本专著便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改订之作。出版以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国家语委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大学书法》杂志等学术机构，先后通过官方公众号或书刊做了专门推荐，还入选了《书法》杂志2022 年度“书法好书榜”，成为从年度一千多种书法图书中脱颖而出的15 本好书之一，得到了书法界、文字学界的好评。作为研究清乾嘉时期篆书艺术创作之最新成果，该著理所当然是值得评介的。

该书出版以来，我算是最早得以阅读的读者之一，因此对其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都比较了解。总的来讲，全书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所选人物与事件都具有代表性，所举例证恰当，讨论问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考证又有思辨，既有学科交叉又能立足书法本体。读过之后，不但能获得关于清代乾嘉时期篆书艺术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了解那段时期的篆书创作史实和创作方法；并且对文字学研究在篆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以及正反面的作用，也能得到较深刻的认识。所以，不但研究书法史和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应该读这本书，就是从事文字学史和《说文》考证的人，也建议去读一读这本书。

《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书影

该书以《说文》学为视角与重要依据，采取纪事本末体与以事系人的写作手法，对乾嘉时期篆书创作的各个方面问题，做了较深入的考察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个相对近真的乾嘉篆书创作之景象，并探讨其创作之得失，揭示出篆书创作方法之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徐利明兄在该书序中说，作者“对乾嘉时期《说文》学之成就及其对当时篆书艺术之影响，以史学立场、艺术学眼光，参之以金石考据学之手段，给予客观公允之评议，出于独立思考之独到见解与发现迭出，成就此篇具真知灼见之大文，为乾嘉时期书法之研究开一新生面”。具体而言，该书之可贵处，体现在选题、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选题的创新

清代乾嘉时期，考证学兴盛，其时金石学、文字学以至相关考据学亦蔚然成风。在那个许慎《说文》几乎家置一编的时代，研读《说文》，考证《说文》，成为从事考证学之基础功夫，更成为当时一门很流行的学问，出现了以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字学者，就连那个被认为不事学问的篆书大家邓石如，也要抄《说文》，研究《说文》。在《说文》学的催生下，乾嘉时期的篆书创作亦出现繁荣的景象，名家辈出、风格纷呈，成为中国篆书史上一大繁盛期。那时擅于篆书的书法家，同时也多是小学家，他们既精于创作，也通于文字之学。因此，在与乾嘉时期篆书创作密切联系的学问中，《说文》学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过去对清代篆书艺术的研究，虽已有不少，但大都是粗线条的概论，或者从外缘解释篆书繁盛之成因，或者从书家个案入手作史料考证，或者从表面作惯常的风格描述。实际上，乾嘉时期篆书创作变迁之几乎所有重要环节，都与《说文》学密切关联。故考察乾嘉时期的篆书创作，《说文》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该书以《说文》学为视角，首次将《说文》学作为研究乾嘉篆书风尚及其成就之重要依据，全面系统地研究学者书家代表段玉裁、桂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等人的篆书，研究碑派书法大家邓石如篆书之得失，研究以杨法为代表的“奇篆”，以朱为弼为代表的金文书法，故而能在选题角度上取得新的突破。当然，这样的选题是有研究难度的，必须在文字学上有相应的功底，否则断不能完成此大著。作者长期沉浸于金石文字考据学问之钻研，并旁及训诂、音韵等相关学问，其间又得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古文字学家黄德宽先生的指授，复综合其在书法、篆刻艺术史论方面之积累及书法创作之切身体验，纵横游刃于学问与创作、考据与义理之间，打通了研究中国篆书艺术的《说文》学视角之途径。

钱坫 篆书《徐孝穆麈尾名》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独到的见解和学术观点

全书各章发表的独到见解和学术观点随处可见，或发前人所未发，或推翻旧说，创立新说。兹举例若干，以飨读者。

第一章“清初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中，关于《说文》毛氏汲古阁本的篆文风格，作者认为《说文》小篆的风格源于秦篆，经李阳冰、徐铉之校改，以及元、明、清时期的不断重刊，整体上趋于一致。汲古阁本篆文的风格继承宋本，写刻水平较宋本高，结构谨严匀称，点画细瘦婉劲，且与秦刻石的风格十分接近。在乾嘉时期的流传过程中，其不仅是学者识字研经的工具，也被作为篆书创作在字形风格上的参考。这些看法，都是基于作者对字书、碑刻、书家作品中篆文做对比考察后的认识。

第二章“乾嘉时期的《说文》学对篆书创作之影响”中，作者对乾嘉时期朱筠、额勒布、孙星衍等重刊的各本《说文》，考其渊源、体例以及篆文上的特点。认为孙氏重刊本的篆文与二李篆碑相类，略胜于宋刻本，亦胜于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翻孙刻一篆一行本，对当时书家识篆、写篆产生了积极影响。此番看法，可谓在实践考察与分析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作者还将乾嘉时期篆书创作理论与《说文》学作比对，发现在习篆的方法论上，乾嘉书论家提示了《说文》的具体版本以及如何读、如何写的方法，较之前代讲得更多、更具体。由于笃守《说文》过甚，书论多以为凡不合《说文》便是随俗乱写，小篆不得杂以隶体，必须保持秦篆文字结构的准确性。作者认为在这种笃守《说文》的观念影响下，篆书创作大都局限于秦碑篆迹，而风格变化多端的汉篆则多不取，能向汉人学习者仅邓石如等几人而已，这就是学术思潮影响于篆书理论，并影响于篆书创作的表现之一。如果没有对清代书史书论的细致考察，是不能得出这样的新见的。

仿北宋刻改大字本《说文解字》 清初汲古阁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第三章“乾嘉时期《说文》学者的篆书创作”中，比如，作者挖掘钱坫的学术研究与篆书创作经历发现，钱坫病右手前的变格书，在形式美上取径自藏的汉镜铭。而左手变格书所以精绝的原因，是融合商周鼎彝与汉人砖瓦镜铭于秦篆之中，其创作方法，是用初文求简约，改易笔势以应左手之便，方圆广狭，左欹右侧，随手变化。作者提出，钱坫左手变格书实已打破二李小篆之旧辙，其创新在结字，与邓石如创新在笔法不同。钱坫的创作说明，书法创新的途径未可止于锤炼百碑，沉潜学术亦然可以出新。作者还将钱坫与同时期邓石如做对比，从外部评价和创作内理出发，论证二人在书法上的生前名与身后名何以反差极大的原因，既得历史之真，亦辩证得当。

对于乾嘉学者书家群体篆书创作之得失，本书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作者认为，学者篆书在篆法上比较考究，求篆法变化的方法主要是书写《说文》重文，较之明朝人用奇形怪字是进步的一面；而由于乾嘉学者普遍墨守《说文》，将讹误或被篡改的字形也一并采纳，则是局限的一面。在风格上崇尚细瘦圆匀的玉箸篆，树立了小篆取法的规范，促成了乾嘉小篆书法创作的繁荣，这是进步的一面；而整体上的规模二李，千手雷同，亦不能广泛将取法范围扩大到小篆以外的商周鼎彝、秦砖汉瓦，则是局限的一面。

第四章“邓石如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之得失”中，作者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邓石如，这对邓石如篆书的研究亦有全新的推进。作者对邓石如早年的博涉群碑与手写《说文》做了翔实的考证。对邓石如的隶笔作篆，从创作方法和历史贡献上也做了很好的理论思辨，对当前篆书创作能有所启发。邓石如尽管也编有《说文字原》这样的字书，但他的篆书遭到当时学者“不合六书”的批评，作者举了很多字例，证实邓石如篆书确非皆本《说文》，也非字字经得起验证，这对当代学习邓石如篆书的作者，颇资借鉴，对当代国展评审中文字审读标准的把握，也很有借鉴意义。作者还从邓石如与金榜、曹文埴的交往，从邓石如北游都中仅半年的全新考证中，颠覆旧识，立足学术潮流与创作审美等因素，将其书法的生前不遇与身后大遇作对比，亦颇可为今日书法家们自省。

在第五章“以《说文》为本的他类篆书创作”中，对“扬州八怪”之一的杨法，从篆法考证到技法审美，作者认为其“奇篆”背离正统，新奇过之而奇中之正太少，故后世影响小，作者选择这个“奇篆”的典型，用春秋笔法，可谓直指当代书法创作猎奇过甚之弊端。作者还立了一个探索金文大篆的典型朱为弼，论证了清人金文书法由拓摹、临摹走向集字、创作的过程。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是，篆书创作由固守二李向鼎彝铭文拓展，在学术上离不开款识之学，也离不开《说文》学，在书学上同样离不开传承既久的二李篆法。

在结论中，作者还提出了“小学与书学宜并举”“字书与篆迹宜相参为用”“篆书创作在入古出新的方法上不宜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三个看法，也是值得肯定的见解。附录还有两个字形表，“《唐写本说文解字》与《说文》宋刻元修本、汲古阁本篆文字形对照表”，从中可以窥见字书篆文在结构、书写风格上的不同特点。“二李石刻与《说文》篆文字形对照表”，录入李斯篆文577 个，李阳冰篆文832 个，悉依《说文》部次，由此可以比较二李篆书与《说文》篆文的异同。作者说，他近来研究唐人篆书，这个字形表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想，搞书法创作的人也应该看看，以作为篆法上的取舍参考。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亦颇多创新、可取之处

作者运用目录学的方法分类检索文献，以统计学的方法整理史料，故对新老材料的分析和使用，都能妥帖而到位，避免前后重复。运用图像列队的方法，按不同书家分类整理作品，对同一书家又以年代先后排列，则书中所举图版，信息准确，能充分为论证服务。利用对照法、校勘法、形体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古文字学的方法，对书家篆书作品中的篆文进行分析，虽然不是直面艺术风格问题，但往往能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书家的创作风格。

如同任何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研究领域一样，书法史与创作理论的研究，在既有的史料考证与风格分析的模式下，也面临如何寻求方向性突围的问题。表面看来，本书以《说文》学为切入点去讨论篆书创作，似乎是打破学科樊篱的交叉研究，而作者的研究理路实际上与清代书家以学术、创作相融一体的特点甚为暗合，故视作深入内理之研究，亦未尝不可。当然，全书运用多学科的交叉，都始终能聚焦在乾嘉篆书创作这一核心问题上，故它仍然是一本致力于研究书法史与创作理论的书。

此外，作者告诉我，他为写作此书，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坐了1 年，很安静，也很吃苦。他把手抄的近万条资料，按照传统经史子集，以及四部以外之文献，用数十个笔记本进行分别部居，甄别筛选，而后冥思苦想，这才能做到既有材料支撑作考证，又有逻辑思辨作创作义理之阐发。我们看他的参考文献，正是按经史子集对所有古文献做的分类，足见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扎实功底，不失为书法研究者一个很好的范式。

文字学在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书家用字现象也应成为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过去的研究都不怎么注意这个问题。想要更深入地研究一个时代篆书艺术的发展，或者研究一个书家的篆书艺术，从杨君这本著作中来看，是有必要去研究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字学或者书家文字学的品位了。综合以上评介，有理由相信，《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是一部充实而有价值的著作，一部定将产生持续影响的著作。它的出版，无疑会有益于当前篆书艺术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