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靖

小篆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节点，历来为文字学家与书法理论家所高度关注，并取得诸多成果。姜亮夫先生关于小篆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于《古文字学》一书，该书原为1955 年高教部委托作者编写的大学《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字学”部分，成书于1956 年，后来却因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时间的压缩调整，整部教材未能出版，但文字学部分则多次油印，被作为讲义使用。1982 年，其女姜昆武将全书细加校订，调整章节，增补内容，经姜先生审定后，于1984 年4 月正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亮夫全集》第十七卷，2019 年重庆出版社另出单行本。姜先生在其《自序》中说：“文字部分，因为小篆以后的文字，已为近三四百来年学者所注意；小篆以前则多半还在研究创制时期，或为人所轻弃，而我在此稿中恰恰有些自己的见解，曾摘录其部分内容发表过，颇引人注目。”[1]有鉴于此，本文摘取姜先生有关小篆成因、演变的文字论述，并与其后之学界研究作比较性分析，以略窥姜先生治学方法门径。

一、小篆的成因

我国学界对于小篆书体的渊源，至今观点不一，但作为最早字典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许慎解字以小篆为基础，则基本上是主流不易之论。清程德洽在其《说文广义》自序中有言：“东汉祭酒许慎作《说文解字》，盖本秦时小篆，稽撰其说，分别部居，使学者易晓，至今篆文皆宗之。”[2]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时，对该书以小篆为主的风格也三致其义：凡《说文》一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每举一字，“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3]。王鸣盛《蛾术编》之“古籀篆”部分也说许慎该书“叙篆文，合以古籀，似以秦篆为主”[4]。以上诸说，均充分肯定许慎《说文》一书对秦小篆的继承，但对小篆创始的源头问题，却并没有予以解答。

姜亮夫先生认为：“文字的进化最初由绘画而来，自然是繁体为多，这就是甲文、金文的时代。”“西周文字，除了属于宗周彝器的铭文外，在文献传说中还有‘古文’‘大篆’与‘史籀书’。‘古文’是小篆以前旧文字的统称；‘大篆’是周宣王太史就古文而更定的字体，如何更定法尚难详说；对小篆而言的籀文，是改异古文与古文不同的文字。”“甲骨金文以后的文字，应算小篆了。小篆的成因，固然也有其在语言发展中一定的因素，而东周以后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饰伪萌生’，使文字发生了纷杂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5]由于周王朝以来所传承的 “古文”，如大篆、籀文及一切奇古之字，现今大体已经亡佚，仅能从六经、诸子或《说文解字》等书的引文中窥其大略。分析秦小篆的成因，就必须追溯东周以后列国文字的演变轨迹。许慎所谓“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其后王室衰落，诸侯离心力渐长，纷纷以发展本区域文化为目标，以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6]。不过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正如姜先生所指出：“文字的发展，则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变动，故书法体式的变化多些，结构的变化少些。”[7]春秋早期因与西周较接近，因而列国金文在文字结构及书体上都还不同程度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某些特征，文字以长方形为主，布局规范整齐，端庄凝重。相比较而言，春秋早期的秦国金文如秦公镈铭文，在字形结构和风格上，与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风格更显相近，说明秦国据有原宗周地区而立国，其文字更多地继承了西周晚期王畿的文字特征。

春秋至战国中后期，西部关中的“秦文字”，和东部六国的“东土文字”分化日益明显，对这一时期文字书写体例，学界呈现出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二分法”[8]和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五分法”[9]等多种观点。姜亮夫师法王国维，以“秦文字”和列国“东土文字”相比较，指出在春秋以后，二者之间“才有突然的变化”，“当时各国都在发展各自的文化，大国如齐、晋、楚都有过高度发展，小国如鲁、郑、陈、宋、虢、邾、莒、滕、薛，几乎都各有一些特殊的文字，连极南的吴、越也不例外。这时的鸟虫书、奇字，许许多多，见于兵器、货币、玺印、节符乃至陶器上的印文，真是五色缤纷，百花齐放。”[10]列举如吴王夫差鉴、楚公象钟、许子妝簠、晋姜鼎、楚王酓感鼎等作对比，可见发展到战国时期，东西二者间的差别相当明显。“秦处西周故地，故其文化直承西周而来，所以秦文字保存西周旧风，较任何一地为多，于是形成了东西两方面不同的文字。”[11]秦文字较之于列国文字，继承商周文字的成分较多，变化较小，书写视角上判断是相对独特的一类。

通览秦国存世的二十多件战国器物铭文，显示出秦国文字较山东列国文字更加规范的结果。例如在《秦公镈》《秦公钟》中重复出现的相同文字或者相同偏旁，通常都有固定书写方法，字形大小虽有差异，但书写几乎完全一致，并已呈现出持续“小篆化”的痕迹，而《诅楚文》三石各约三百字，与小篆相同的字更被认为占到全文的百分之九十五。[12]由此可见，《史记》与《说文》所谓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始由李斯等人统一制订小篆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小篆是对西周以后文字长期继承发展、简化规范的结果，在秦国通行至少有百年之久。秦始皇、李斯等人的贡献，更多体现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向全国颁行了统一的书写模板，使之更加平滑流畅，也就是姜亮夫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政治措施。”[13]

二、小篆的改易规律

小篆是规范的秦国官方正体文字，它“统一了字体、书法、读法、作风等”，“成了汉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14]。从文献角度看，秦统一文字的出场，主要依据有二，其一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5]其二为许慎《说文解字叙》：“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16]

遗憾的是，目前不管是原版李斯等人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还是汉代合三书凡三千三百字的新蒙学《仓颉篇》，都已散佚不存，其原貌已不为世人所知。今人从《说文》中所见的小篆，又掺杂了若干汉代文字。[17]裘锡圭就曾对此进行阐发，他认为：《说文》虽是目前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秦系文字资料集，但由于成书较晚，许慎在内的东汉中期学者，对小篆的书写结构已难免产生某些错误理解和篡改，《说文》成书后又经辗转传抄，书手、刻工、校勘等层层生误，因而“《说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汉金石等实物资料上的小篆来加以校正”[18]，因而要理清秦人小篆的“改易”规律，仅凭《说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寥寥数字，难知其详。姜亮夫先生指出：“秦人所改异的古文、籀文的原貌，其实既已摄入小篆之中，未必即能作为研究小篆结构规律的比较异同的材料。可以用作同小篆比合的材料，仍然是甲文、金文。因为甲文、金文不仅是具体的第一道材料，而且从发展的体系来说，到底是同根同源的东西。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文字发展的许多规律，也可以看到文字到了这一步境界是真的定形了，我们从结构的角度可看到了汉字造字的全貌。”[19]有鉴于此，姜亮夫先生将小篆的改易规律总结为五：

第一，笔画不容增损。在甲骨文、金文中，一个文字多写或少写笔画，往往并无太大关系。譬如一个“婦”字，甲骨文可省作“帚”，而小篆则“婦”“帚”分为两字；一个“福”字，甲骨文可省“示”旁，小篆则分“福”与“畐”为两字。甲骨文中表示雨点、尘粒等，可以连书四五点，小篆止于三点或二点。甲骨文、金文的“祖”字，可写作“且”，小篆则“祖”“且”为两字。凡此诸类，举不胜举，总之小篆笔画不容增损，以其固定规范，显示文字的进步趋势。

第二，异位则异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一个字或其偏旁，书写于正或反、左或右、上或下的位置，都不影响对该字的识别。但在小篆的书写中，凡方位发生变化，则原字变成不同的两字或数字。如直立为人，横则为“尸”。甲骨文中并排的两人，不管是左向还是右向，均识读为“從”；小篆则以两人并排左向者为“從”，两人并排右向者为“比”。

吴王夫差鉴及铭文

第三，偏旁不容改易。甲骨文、金文的“牢”字，宝盖下加“牛”加“羊”均可，小篆则统一从“牛”。“牡”字，其左偏旁在甲骨文中可以从牛、从羊、从马、从豕、从鹿，皆无不可；小篆则以“牡”为正字，其余为别一字。“逐”，甲骨文从豕、从犬、从鹿、从马、从兔，皆无不可；小篆则统一从“豕”。“祭”，甲骨文书写时有肉有酒，而可以无“示”，小篆则写为手持肉加“示”。“隹”“鸟”二字，在甲骨文为同字，金文渐分，小篆则全分。甲骨文“物”字可以省“牛”，“祝”“祖”“祐”“祀”可以省略“示”，但小篆中均必须保留。

第四，省繁重例。甲骨文、金文对绘画的成分保留较多，形体表现太繁，例如鸟兽虫鱼之类的字都较为繁复，小篆则都予以简化。

第五，符号或纹饰也配了读音。譬如“天”字上面的一横，甲骨文、金文只是表头之所在，书写符号不一，也无法读音；小篆则从“一”“大”，上面的一横读为“一”，配了读音。

以上内容，亮夫先生在《隋唐宋韵书体式变迁考》一文中，有另外类似但略为不同的表述：“小篆之改易古文者约有数端：（一）一字止容有一形，因而笔画不容增损，偏旁不得移易，形体不得正反；（二）字中不容有不能发音之偏旁，因而‘纹饰’‘符号’（如加‘手’‘止’为动作符号等）之用全非；（三）结体必求匀称，因而字中有删、并、增、省之笔画多；（四）一文不容含有二音（此謰语复合词增多之一大原因）。”[20]

除简化之外，小篆较之古文还有“繁变”之处。从书法角度观之，亮夫先生另总结其变革有二：一是染与线条之变，甲骨文、金文（尤其是金文），都有染笔，而小篆则把全部的染笔抛弃而一律改为线条，即使是“点”，也比照线条来写；二是大小长短的一律化，甲骨文、金文的字体大小长短不一致，小篆则一律写成较方的字形。总而言之，“只是一句话，‘一形、一字、一音’，即每个形，都使它代表一个字义，因而每个形，也都是个语音单位，总的方向是简化，简化到一形、一字、一音”的文字常规，汉文字的一切规律与精神，到小篆算是简化完成，“节奏相合的改革”，“更使汉字在书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良”[21]。

姜亮夫《历代封建史迹考》题字

姜亮夫手稿

三、结语：小篆的历史定位

基于小篆的历史地位问题，姜先生认为：小篆是古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古汉字体系在结构方面的总结。因为古文字的发展自小篆以后主要是“体势”“书势”或“书法”的变迁，而很少再有结构上的发展。从甲骨文以前的绘画体文字，到甲文、金文，古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构，小篆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部承受了下来。正因为此，小篆有作为中国古文字综合体的资格，对小篆结构的分析，可以作为了解全部汉字结构的重点。[22]

其次，从人类文字发展阶段性来看，通常经历从表形到表意，最后到表音的三个阶段，汉字发展的实情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世界的大多数文字中，这三种功能通常不能同时并存：“往往是第三阶段成立，而第二阶段消失；第二阶段确立，则第一阶段消失。”汉字则是三个阶段“全盘承袭下来，只有增加，而无减损。甲骨文的发展如此，金文的发展亦如此，而小篆的发展，成了甲文、金文的‘一揽包干’”，其中从表形，至表意，到表音，都发展得“圆满俱足”[23]。

最后，象形字是全部汉字的基础，与书法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说文解字·序》中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24]但汉字发展到小篆这一阶段，汉语需要表达的新生事物越来越多，象形文字的适应性比例相应减少，故文字的代表性便不再以物象为重，所以小篆的象形意味，比之于甲骨文、金文，是大大地减少了。其表现之一，即是许多甲骨文、金文中的象形字在小篆里变作会意字，尤其是形声字。同甲骨文、金文细相比照，小篆的语音成分无疑加重了，象形成分则相应减少，这是一个退化现象，也是一个进步现象——象形成分的退化，语言成分的进步。[25]

姜亮夫致谢饮涧札